抵英半年餘,生活上大致適應,專業上有如牙牙學語的嬰兒,還在想辦法接軌不同語彙和語境,同時保存自我的特質。因緣際會透過學校小廣告開始和一個英國女孩進行語言交換。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我不經意地發現自己在解釋「原住民」的概念時遇到許多困難。
想去台灣做交換學生的女孩問我,「台灣原住民就是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嗎?」我說:「我們以前在課本上學的是叫做Aboriginal people,你看,原是original,住民是resident,所以他們是原先就住在島上的人。」我們面面相覷,Aboriginal的意思是土著,在英語世界裡帶有歧視的涵義。女孩又問我,那,他們都是Taiwanese嗎?
我們都是Taiwanese嗎?身為一個離鄉多年的台灣人,英語受到印度文化影響甚深,我一時之間不知道該用哪個術語(term)來解釋這個複雜的情況。
我想起更早之前,我參加了一個做教育援助的國際發展組織在本校的暑期志工招募座談。一個大學部的男孩子去了台灣,做了一個投影片,描述他在女子國中教英文的生活。前促後擁的女學生圍繞著褐髮灰眼的年輕男老師;大學生熱情的教學指導老師家裡體驗品茶跟家常菜;服務期間放假他出外旅遊,騎腳踏車想要環島,去了台灣的原住民部落觀光。
他在台上介紹說:「台灣有一個indigenous group…」我忍不住在台下舉手說:「其實,我們有16個tribe,而且這些只是法律承認的。」只來台灣一個月的男孩子在台上介紹著台灣,讓我反省自己研究他者的過程當中,是否也曾經傳遞錯誤的訊息。
我回想在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內容當中,有哪些提到過原住民。很遺憾的是,我現在記得的,幾乎都是當時考試考過的內容,那些未必是知識,更不該是常識。
隨著學術研究內容成果的普及,歷史檔案的挖掘,居住在台灣各島上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過去學校教育中未曾囊括的事實與時間線,從而發現自己身份的另外一面。幾次普選所反映的人民意向,彷彿從愛錢的阿福變成火大的技安,後來又變成「永遠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大雄;有時又像宜靜一樣,太累了洗個澡,不知道對岸什麼時候把青蛙煮熟。
《When Two Worlds Collide》這部紀錄片,講述居住在秘魯亞馬遜叢林裡的印地安人如何反抗資本主義對其傳統領域榨取資源的故事。從影片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國家機器的論述抵抗部落人民的話語敘事,而部落人民展開暴力抵抗的過程。這些觸動著人性敏感神經的字彙:抵抗、暴力、傳統、現代,在國家發展的大旗下運用媒體與群眾抗議在公共領域中現身,使得不直接處在脈絡中的其他行動者,反身思考自己的位置,從而在民主或民粹的機制中投注心血,決定未來共同的生活。
在印度教書的時候,我總是介紹台灣文化是從南島開始的,我們現今猜測,有一群人在遠古時代渡海而來定居於此。他們經歷了數千年的時光,發展出悠久的文明與細緻的文化內涵。漢人移居進入這個領域之後,他們被迫做出改變,在日本殖民時代人口快速減少;在整個島嶼的政治氣象民主化的風向中,不管被叫做什麼名字,他們從未缺席。
我的學生們問我,那妳是原住民嗎?
我在那個課堂上自己設置的時間線中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開始講述我的母系與父系血緣。那是融合了「先民開墾時代」、「閩南移民求生策略」、「二戰後國民黨軍隊撤退」以及平埔族人的歷史。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漢人,我的社會化過程和學校教育影響了我的身份認同甚多;而台灣是這些全部,以及更多。我的學生來自多種族多語系的國家,他們似懂非懂,望向距離校園幾公里以外的海洋。
徐賁在《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這本書當中,描述了俄國詩人葉輔圖申科在火堆邊和年輕人的問答。1963年,葉輔圖申科的詩作《史達林的繼承者》在《真理報》上發表,描述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統治下,人民受到壓迫的慘狀,「被逮捕的人有幾百萬,小姑娘聽了都不相信」。
徐賁在書中描寫著,到了布里茲捏夫時期,為了統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達林的亡靈,在蘇聯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遺忘:不只要忘記史達林的暴行,還要忘掉蘇聯曾在不久前剛剛發生過的,對史達林暴行的記憶和反思。
史達林紀念郵票。Photo source : wikipedia
在台灣,我們有多少人曾經念過蘇聯發生的歷史呢?二戰後期作為美軍盟友的中華民國,流亡到台灣後以台灣為「反攻復國」的基地,也是美國眼中「抵抗共產主義的前哨站」。現在,我們在美國眼中可能比較像是個購買軍售武器的小國,然而我們自身的記憶曾經從二戰後的國際局勢中走出來嗎?那些反覆被殖民、辨識與殺戮、統治、平反後又喧鬧的歷史,在台灣這個自由的社會實驗室,形成了多聲共容的對話。
暴力又何嘗僅僅是肉體相搏,護送對方到另一個未知的世界?暴力在重覆的抵抗與自我懷疑中生長,終究成為傷人的利劍。
我們的原住民朋友始終和和氣氣,站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用民主的語彙試圖和統治的政權對抗。道歉有什麼了不起?在台灣,重要的是要拿得出改變的氣魄,而且改變要讓人不只是知道,還要感覺得到。
在教育部國語辭典中定義,原住民指的是:
「指漢人大批移入前,原就居住於台灣的南島語系各族。戰後因設置山地行政處,故多稱之為「山地同胞」或簡稱「山胞」。實際上原住民族群並非皆居住於山區,像居住在平原地區的平埔族,因較早接觸漢人文化、與漢人通婚融合而難以區分。目前官方所認定的「原住民」包含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達悟)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邵族、噶瑪蘭族及賽德克族等十四族。」
有沒有發現到數字有點不太對勁?原民會網頁上有16個類別,教育部辭典當中卻只有14個。
「戰後」是哪次戰爭呢?是漢人來了和原住民搶地盤的戰爭?還是中日甲午戰爭?還是二次世界大戰?還是二二八恐怖屠殺?
平埔族跟漢人真的難以區分嗎?假如我們重新做個統計調查,假設在台灣的每個人都必須要填寫,調查出來的結果會跟字典上說的一樣嗎?
「目前『官方』所認定的…...」,這個官方又是指誰呢?從我18歲那年就開始全民投票普選總統了,政府不是應該代表民意嗎?現在是2017年了,我們還要自我限制在「官與民」兩兩相對的概念嗎?
平埔族素描。Photo source : wikipedia@公有領域
這部辭典所載的內容,就是我們的下一代正在學校中學習的知識,這將會成為他們認知當中「正統」的說法。這也是我們的海外華語教師在課堂上傳習的資訊,當外國人由此了解台灣,難怪再聰明的學生也分不出Taiwanese跟Chinese的差別了。說真的,我也說不出來呢。
真理是不斷變化的,就像人的生活方式一直不斷與時俱進。正義是相對的,我們若不能參與他人的痛苦,至少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減緩他人的痛苦。
我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不斷重讀新出土的新版本的台灣歷史,希望能夠更理解我這本護照的意義。我如今暫時有家歸不得(因為我不是阿福),得在專業領域奮戰(就像唱歌的技安),遠遠讀著家鄉事,總渴望有個日本製的藍色機器貓。寫這篇文章對我來說就像思想從頭洗了個澡,在英國時間早晨八點,遙遠地送上我的愛與關懷。人生到頭來,寫作者還是有點自戀,請多多包涵。
延伸閱讀:
How can we distinguish violence driven by ideology from sociopathic rage?
封面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 CC BY 2.0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