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人生總是被捲入宗族的、團體的、社會的、國家的、區域的，乃至全球化浪潮的宏大敘事中。遭遇與決定對個人的意義，往往也是在某個特定脈絡形成的文化當中被建構出來，之後不斷轉型。然而這種被建構出來的意義是否有一個詮釋的極限？
在前往不同小型定居點滾雪球的方式採訪退伍軍人的過程中，我跟研究夥伴一起拜訪了許多老年人。這些老年人擁有共同的經歷，就是捲入了一場他們始料未及的戰爭，面對生離死別和實現心中理想的困境，面對身為難民的相對剝奪感和賴以堅強的自尊，他們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卻不能輕快開放地訴說。
他們時常讓我想到二戰後滯留在臺灣的老兵和其後轉變成榮民身份定居創造出來的新社群。在他們開設的商店裡懸掛著自己設計的標語、家庭相片、樸素的佛壇放置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相片。同樣語意的文字放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解讀，我經常想：那個China，是哪一個中國？
和研究夥伴一起做田野，除了我扮演錢包的角色之外，多數時候我們像是旅伴一樣相互照顧和遷就。我的夥伴是一個年輕的藏語老師，她的活潑大方，搭配上我的謹慎靦腆，在不訪談的時候她替我們決定搭什麼車去哪裡吃飯，幫助我擋開「蒼蠅」；開始訪談的時候我替我們決定議題的次序，留意紀錄的細節與質量。
我們在結束訪談的晚上常常聊著白天聽到的故事。那些獨身在高山曠野中來去的難民，透過一次次移動、相處、反覆確認自己的歸屬。國界對他們來說視同虛設，最終能夠束縛他們的，只有生死。
我和夥伴談哈博馬斯，她和我談佛教哲學，我們一起聽印地語電影歌曲。人的生命中有沒有一些最基本的，無涉意識形態甚或因果的原則？我猜想，這正是信仰切入的所在。
儘管我們都明白了某種程度上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是二十世紀所產生的最大問題之一，系統性吸納與排除並消滅了數以千萬計的人口。理性分析不能停止人們去愛，或者告訴自己那就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