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所有關心中國邊境問題的人一樣,《被隱藏的中國》這本書,也把西藏問題當作重點。 西藏問題由來已久,中國政府也對西藏進行了大量的資金投入,但是西藏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潛心研究1947年以來的西藏歷史,目前任教於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茨仁夏加,研究現代藏語文學,曾經在歐洲著名的《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上做過分析。他說: 「八十年代末的抗議,直接原因是寺院和中共的關係日趨緊張。政府原以為改革會促進消費,但是藏人往往把額外的錢用於重建寺院。到八十年代末期,共產黨中的左派人士將這些情況作為是胡耀邦的自由政策的錯誤的例證,於是政府開始限制僧侶人數,控制寺院財政。這樣一來激起反彈,寺院等保守勢力成為領導八十年代末抗議的主要群體。 戒嚴後,北京對西藏的處理,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這種處理方式延續至今。北京不再妥協,西藏受到嚴格的行政管制,其基礎設施與中國其他地區更加融合。此外,大量的財政預算都投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投到農業發展上的不到5%;迄今為止,當地85%的人口仍然依賴於耕種。中國政府的長遠計劃,是發展採礦業,這兩年他們已經邀請了國際礦業公司在西藏運作。」 對此,漢人知識份子也有深刻的反省。例如,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就曾經指出: 「我們總是以居高臨下的救世主姿態對待西藏老百姓,把他們看作是施恩救助的對象,而從不把他們看作是和我們有著不同的信仰,價值理念,不同的幸福觀的獨立的生命,從不考慮他們的主體地位;而是一廂情願地把我們的現代化模式,主要是工業化的建設模式,權貴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移植到西藏,同時也將弊端移植到了西藏。 諸如兩極分化,權力和商業腐敗,生態破壞,拜金主義,競爭中的不平等,等等,於是就出現了『西藏改革開放的真正受益者究竟是誰』的問題。不能成為主要受益者,這大概是引起西藏底層百姓不滿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這兩段話都點出了中共的西藏政策的癥結所在,那就是,經濟問題不僅不能解決漢人與藏人之間的矛盾,有的時候,反而會成為矛盾爆發的焦點——關鍵在於漢人是否尊重藏人的文化認同和生活方式。 西藏五色風馬旗。Photo source : wikipedia 《被隱藏的中國》這本書中也提到:1962年,十世班禪向北京對西藏的生活提交了一份毀滅性的報告。這份報告隨後以《七萬言書》為世人所知。對於喇嘛寺被剝奪傳統角色以及成為局外人,還有僧侶們無法進行辯論和研讀佛經,甚至還得被派到田間工作的狀況,十世班禪多所抨擊。 他也聲稱中共改革西藏社會是朝著「西藏民族特性得滅亡」之路而去;以及漢族官員們把傳統藏族文化揶揄為「落後」的象徵。他也呼籲釋放從1956年到59年叛亂期間遭到圍捕入獄的眾多無辜藏人。結果,毛澤東把這份《七萬言書》視為「毒箭」。1964年時,十世班禪被以「西藏封建遺毒」之名遊街示眾,並冠上「最大的反動農奴主之一」的罪名(P159)。往後十四年,他都被囚禁在北京的監獄之內。中共對西藏一貫採取的高壓政策,足以抵消任何經濟援助的效果。 中共歷來標榜在西藏地區實行高度自治,但是高度自治是否能落到實處是非常令人質疑的。試想,如果西藏各級政權都實際掌握在漢人手中,要怎麼讓藏人相信,他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已故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曾經在花了幾個月時間了解西藏問題之後,提出讓漢人幹部撤出西藏,結果當然是被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極左勢力否決,還給他自己帶來負面的政治影響。但是胡耀邦的建議,放在今天,都仍然具有很多的啟示作用,在我看來,也仍然是未來解決西藏地區與北京政府的關係的一個重要政策選項。 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