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萊克》：一部真正的左翼電影
犬儒主義者說：一個人如果三十歲之前不是左翼那他就是沒良心，一個人三十歲之後還是左翼則是沒有大腦的笨蛋。八十歲了的英國導演肯洛區（Ken Loach）就是這麼一個老「笨蛋」，電影界像他那麼幾十年如一日地關注左翼議題、關注底層權益的導演，屈指可數，他以他的電影證明了良心並不取決於青春的激情，也能與老人的睿智同在。
肯洛區的新電影《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奪得2016年坎城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獎，評論界反應極端——尤其是在某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某個小清新網站上，某些自命不凡的青年「影評人」紛紛給予負評，譏諷老左翼的入世，並哀嘆金棕櫚已死。
這也算是一部左翼電影在今天的正常宿命了。
然而這部電影的成熟之處正在於它超越傳統左翼電影的黑白分明。藝術創作中的人性論與階級論，存在寓言與意識形態宣言，總是不能截然分清的——《我是布萊克》選擇了讓這些成分在一部張力飽滿的現實主義敘事片裡並存，既是導演的藝術經驗老到，也是他對人世的體驗浸淫得深的結果。這種智慧也許開始時與左翼的批判精神有關，收結處卻關乎對存在價值的論證。
《我是布萊克》的故事以平凡承載巨大的悲劇，從某個角度看這是一部卡夫卡《審判》的當代版本，從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理解為更刻骨的一部《老人與海》。事實上，這位身陷困境還想著幫人的老木匠丹尼爾．布萊克，用北島的詩形容的話，就這一句：「在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個人。」就像他的遺書所宣稱的：「我，一個公民，不比誰更高貴，也不比誰低賤。」
可就是這樣一個正直善良的漢子，在一種貌似高級的社會福利制度之中，陷入了猶如《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一樣的境地：鰥夫布萊克，無兒無女，一輩子靠雙手幹活生存，晚年發現心臟有病而不能工作。政府派來的「專業醫療人士」狡猾地證明他尚有工作能力，導致他的殘疾救濟金被取消，在申請上訴期間他身無分文只能申請待業救濟。但後者需要不斷去找工作，每次他找到工作又不得不因為需要上訴證明自己不能工作而推卻，結果又導致待業救濟金的失去，在重重困境中，布萊克憤而反抗，鬱鬱而卒。
一個一直遵循規矩的人，最終被規矩耍得團團轉，只能求助原來他眼中破壞規矩的人——布萊克的鄰居黑人小哥「China」。「China」因為在廣州混過而得名，他倒賣來自中國的水貨球鞋賺錢，頗為布萊克不屑。「China」也痛恨英國政府虛偽的福利制度，但他懂電腦，幫布萊克填妥了繁複的救濟申請表格——幫他在「法的門前」推近了一步。
是的，卡夫卡淵深的「法的門前」，推近一步可以說無補於事。那個著名的寓言中，來法院辦事的鄉下人不得其門而入，臨終前目睹守門人把門關上，他問：「為何一直沒有他人從此門進入？」守門人說：「此門本來就是為你而設，如今也要為你而關。」布萊克讓我們體驗到這樣一道門就在每個人身邊，福利制度的苛刻和繁瑣確保了維護它的一套官僚的生存，換言之是官僚比窮人更需要福利制度，窮人只不過是這套遊戲的啟動引子而已。
在法的門前，只有兩種選擇：要嘛遵從遊戲規則而苟延殘喘，要嘛挺身一擊換取尊嚴。善於尋找縫隙生存的黑人和福利機構的某個善良職員，只不過是前者的潤滑劑，善良的職員憂心忡忡地勸布萊克忍耐苛刻的審核，否則：「我見過多少像你一樣的好人，因為不配合而最終淪落街頭。」——所有的不改變都是因為被壓迫者習慣了忍耐，就像霧霾的繼續存在有賴於吸霾者習慣了口罩一樣，電影裡的西方福利制度，不過是一個更為精美的口罩而已。
但是布萊克最終維護了尊嚴，作為一個人而死去，不只是因為他選擇了挺身一擊在福利大樓牆上塗鴉控訴這樣一種左翼激進行為，還在於他一直堅守自己身為公民所秉持的原則：以人性而不是以規矩為準繩去幫助他人。正是對同樣被法的大門無理推拒的單親媽媽凱蒂一家的幫助，讓布萊克確認了自身的價值，而不是那些各種部門的表格。凱蒂一家後來也幫助布萊克，這既是樸素的無政府互助論的投射，也是對尊嚴的學習。
悲壯的是這一次在老人與海的搏鬥之中死去的是老人，即便他沒有失敗。布萊克與凱蒂的小兒子的一段對話發人深省：「你猜死於掉下來的椰子的人多，還是死於鯊魚的人多？」小朋友想了好幾天，直覺地給出了正確答案：「死於椰子的多。」遇見鯊魚，這位老人尚可以搏鬥，但像命運一樣不可測的從天而降的椰子砸下來，你就只能認命。椰子如此平凡又如此致命，就像布萊克死前凝視的那些面目如一的官僚一樣，他無奈地頓悟：「我難以置信，就是這些人在決定那麼多人的生死。」
從社會批判意識而來，到全世界普遍的人類困境而終，編劇並沒有刻意小題大作，那樣一種從容發力的電影久違了，這是坎城贊賞它的一個理由。另一個理由當然是歐洲普遍的價值危機、信奉已久的機制「禮崩樂壞」之時，這部電影有如一面準確的鏡子予以反映。而即使有文以載道的傾向，電影也沒有放過本身作為藝術對每一細節的打磨，最令人驚嘆的是電影裡每一個角色都既是自己又是象徵，就像那個咆哮著：「It’s Truth!」的履歷培訓師，他既是反諷的符號也是憤怒的間接投射者。
當然，這樣一部電影我們不會擁有，我們甚至不配擁有。我們還在尋找一個更好的口罩的階段呢。
十年胭脂無顏色——念張國榮與梅豔芳
四月一日下午三點半，香港電影節特別節目，《胭脂扣》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重放。我在上千觀眾之中，上千人不知幾人是張迷，幾人是梅迷？當張國榮走進青樓的第一個鏡頭出現，全場掌聲雷動，這時我想起上一個鏡頭的梅豔芳，她以最驚豔的男裝出現，演唱〈客途秋恨〉，我屏息忘記了鼓掌。梅豔芳是南音的五更夜嘆，不需要掌聲，只需要淚水。而張國榮是有京劇名角範兒的，亮相時必須喝得滿堂彩。
他們都在演粉絲眼中的自己，一個是倜儻任性少年遊，一個是身世伶俜薄命女，但現實中張國榮是抑鬱有痛的，唯以一躍求解脫，梅豔芳是敢愛敢恨的行動主義者，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救助自己認為應該救助的，即使後者傾國之重驟眼看來是一個歌伶無法承受。她的一生都是難以承受的重，但她以枯瘦之軀挺到了最後，到最後我們才知道，她能承受那是因為她並非一個歌伶。
關錦鵬導演無疑看出了兩者，所以在十二少的父親禁止他登台的時候，如花輕柔而決絕地提醒他該上台演出了，這是梅豔芳式的堅持；所以玩世不恭醉眼惺忪的十二少，每當絕望之際會猛然抱緊了不堪一握的情人身軀，憤懣如泣血，這是張國榮式的掙扎。張國榮實際是清高出世的，所以他有資格縱情；梅豔芳實際是咬牙入世的，所以她有資格淒怨。
苦命孩子早當家（我從小就熟知梅豔芳的苦命，我的薩克斯樂手五叔，曾認識荔園賣藝時代的梅豔芳姐妹，嘗與我慨嘆彼時小兒女的艱難求存；而她突然大紅之時，小報又盡傳她吸毒和賣淫的謠言），在如花與十二少的關係中，更多的是地位上身處弱者的如花支持富家子十二少對抗命運追尋理想。我想現實裡，梅豔芳之於張國榮也是這麼一個姐姐的角色。今天放映會上看到導演關錦鵬說的一個內幕：當年梅、關和張分屬兩家公司，梅豔芳向關錦鵬提出要張國榮演十二少，為了跨公司借角，梅主動去張的公司提出換角建議，就是借張來演一部電影，梅也為張的公司演回一部電影。正是梅豔芳的果敢操持，才有今天《胭脂扣》雙星的完美輝映。
他們倆，之於上個世紀末八、九○年代的香港，只有「傳奇」二字能夠形容。或者已經成為傳說，就像八○年代樂隊Raidas的〈傳說〉（林夕填詞）所唱：「重合劍釵修補破鏡，只有寄情戲曲與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變成絕世傳奇事。」一身如戲曲傳奇裡走出來的張國榮梅豔芳，在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不亞於《胭脂扣》裡那女鬼和倖存的落魄少爺與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梅豔芳是屬於小明星、白駒榮那個時代的，張國榮更早，是八旗遺少與舊上海新感覺派才子的組合。但是他們努力演出，強作百變形象、紙醉金迷，終於成為所謂黃金時代的八○年代香港的象徵，直到他們不願意演下去。
同時代現實中的譚詠麟、成龍等「豁達」者是不會自殺的，自殺的只有孤介之人。「人人都有一張小板凳，我的不帶入二十一世紀。」失蹤的民謠歌手胡嗎個曾經這樣宣稱。張國榮和梅豔芳就是不願意把自己帶入二十一世紀的人，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沒有傳奇的世紀。於是在一個非常恰到好處的幕布（由SARS的陰霾組成）前面，他決定親身演繹最後的傳奇。
十年前的今天，我恰巧從北京返港，正在英國文化協會與詩人楊煉談論一個被SARS擱淺的詩歌計畫，電視正播放著香港將宣布成為疫埠的消息，突然電話響，一個女生打來的：「張國榮跳樓死咗。不是愚人節玩笑。」——我想大多數香港人都是這樣知道這個消息的。看著《胭脂扣》的時候，我不禁想，梅豔芳那天聽到張國榮的消息是怎麼想的呢？是否心如刀割，還是淒然一笑？我想她肯定比我們更早猜到這個結局。
他們的相繼棄世，宣布了紙醉金迷的香港的徹底告終——他們逝去，象徵著那個胭脂一樣俗豔浮華的盛世真的逝去了。二○○三年，舊殖民地的最後一絲暮光，在現實的赤裸追擊下化為泡影，此後才是香港人建立真正的香港認同的開始，不是通過傳奇，而是通過具體而微的現實覺悟。
看完《胭脂扣》，我竟然淚流滿面，並不是為了電影本身，就為這一對璧人的一顰一笑。雖說今天是悼念張國榮，但戲中的他卻總讓我微微一笑，他的慵懶、他的靡亂、他的意欲顛倒眾生……讓人陶醉之餘頓生憐憫，憐憫之餘又反覺釋然：這個人，是得其所歸的。而梅豔芳，「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幾乎是一開口一低首就讓人鼻酸。想起我第一次被她感動，是比胭脂扣還遙遠的一九八五年，十歲的我聽二十二歲的她唱中年情懷的〈似水流年〉，初識愁滋味，現在回想依然感嘆這麼一個初涉舞台的少女怎能如許滄桑。
張國榮，我最喜歡的還是寧采臣的少年遊，一曲〈倩女幽魂〉是我某年的手機鈴聲。那一年我寫道：「那個永遠趕著路的書生，曾是牡丹纏蛇，現在是紅水拍土……雨水畫著花臉下台。此岸的病已經遙遠，無礙他清白。」那就是二○○三年，「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
作者：廖偉棠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所有圖片來源：聯經出版社提供
編輯：洪崇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