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告訴我們，現代世界中林立的「民族」與「國家」，來自於1648年結束的歐洲三十年戰爭。然而，知名的歷史學者、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指出，1776年向全世界宣告獨立的美國，才是真正以「民族國家」之姿誕生的國度，美國〈獨立宣言〉正是第一份以「民族國家」身分進行宣傳的政治文宣。此後，從拉丁美洲到越南，許多民族主義者和後來誕生的「民族國家」，多數都受到了〈獨立宣言〉與美國的影響。[1]
而本書《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是另一位哈佛歷史系教授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的作品，作者在書中描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理念，如何成為轉動殖民地歷史轉折的力量。
作者稱1919年前後這段時間為「威爾遜時刻」，因為威爾遜此時所提出的理念，成為了日後許多期待「自決」的民族建造「民族國家」，尋求「平等」、「公正」對待的思想來源與燎原之火。然而，威爾遜的「自決」理念，最初並非如字面上清晰簡潔，而是有著複雜的演變過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拋出理念，希冀建立「平等秩序」的國際社會，其中各國政府都是經由「被治者同意」所建造的合法「民主」政府，再由已具有合法性之政府組建國際社會，並設置國際組織與制度，以「公理」解決問題，不再藉由軍國主義的戰爭和強權政治邏輯來處理紛爭。
同時，在1917十月革命後，列寧以「民族自決」作為其鼓動世界革命的一個階段加以宣傳，企望鼓動中東歐的弱小民族獨立，推翻帝國主義秩序。為了抵抗列寧的威脅，威爾遜將「自決」與「被治者同意」合併使用，運用自身在戰爭時期營造出來的影響力，威爾遜的「自決」主張全球矚目，成功超越了列寧。
儘管這個概念最初只想用於中東歐和德奧等國的殖民地，但是透過新興傳媒如電報、報社與美國政府強力宣傳下，全世界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對威爾遜「民族自決」理念心嚮往之，並以自己的角度去解讀、改造與運用威爾遜的語言，去對抗壓迫的殖民帝國，同時選擇性的忽略了最初的意涵，從而引發了世界史無法回頭的大轉向。本書的四個例子：埃及、印度、韓國和中國的人們，就在此一背景下展開行動。
當時，威爾遜已然成為受壓迫世界的救世主與新秩序的先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撕裂了歐洲列強構築的帝國秩序，而威爾遜提倡的理念則被認為是新秩序的基礎，特別是「自決」成為被壓迫者用來推翻舊秩序的武器。
巴黎和會期間，殖民地人民們在「同一時刻」，以威爾遜的理念，於各地展開行動：帝國與殖民地社會間出現巨大的抗爭和衝突；殖民地人民也在國內外展開宣傳、施壓與進行跨國際性的結盟；而反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逐漸擴散和成為各階層的「共識」，此後再也無可逆轉。此後，帝國治下的殖民地，成為了隨時爆炸的火藥庫。
遺憾的是，巴黎和會只處理了強權所想處理的問題，突顯了威爾遜的失敗與矛盾，使得殖民地人民產生巨大的憤怒。美國政府盱衡局勢後，也不願貫徹威爾遜的信念，連帶使自身信譽破產。
1919年這些兼具跨國性與國際性的理念與行動，也使得人們逐漸認識到，自身已處於全球殖民地人民均處在同樣的反帝國、反殖民這條陣線和時代浪潮上。且由於得不到美國協助，才使許多行動者尋求新的意識形態、抗爭模式與支援，然而，他們懷抱的核心仍然是「民族自決」的解放理念。
此後，各殖民帝國也改革殖民政策應對時局。帝國政策的理念，仍然與威爾遜對殖民地的態度雷同，認為應由「文明」國家管理和教育，直到被管者達到「文明」標準時，才能往「自治」邁進。然而，戰前此舉或為各國殖民地人民所期盼之目標，但現今已無法滿足殖民地人民，他們要的是「自決」。
威爾遜「民族自決」理念的影響也始終未絕。不僅賦予了人們新的思想與行動意義，觀看後續歷史進程，「帝國的世紀」也最終轉變成了現今的「民族國家的世紀」。追求建立自主自決的「民族國家」，成為一件現今理所當然的合法主張。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可謂是「民族國家的世紀」的締造者，向世界傳播了「美國」自身的特色與理念。
若檢視臺灣歷史，日治時代臺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是受到威爾遜理念的影響。至於為何與其他殖民地的激進流血方向不同，而走和平請願的路線是臺灣受殖民統治後，自身歷史的影響。[2]請願運動雖然沒有同三一運動一樣鮮明、尋求獨立的民族主義色彩，但是對於喚醒臺人的政治、文化等意識，以及以臺灣為本位的「獨特性」主張，卻也是邁向「民族」成形的第一步。[3]
從本書我們也可以看到，正如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言「直接支配人類行動的是利益（物質的與理念的），而不是理念（Ideen）。但是由『理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常如軌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人類的]行動。」[4]威爾遜的理念，以及用自身角度去解讀理念、遭到理念推動的人們，確實在1919年的時間點，受到理念的影響，而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爭取權利的日治時代臺灣人，還是本書的行動者們，以及作者沒有提到的人們，他們都明白，不論內部情況有多糟糕，自身仍然必須擁有和取得國際的聲援與支援、建立起國際社會上的支援人脈，乃至取得殖民帝國內部反殖派的協助，國際上的支援、正式與非正式外交都是不可或缺且「必要」之事，正如「現代印度之父」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所言：
「在我們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文明世界對於印度志向的贊同意見是很重要的財富。我們只能承擔起因自身行為而帶來的直接後果，至於忽略世界輿論所引致起的風險，我們擔當不起。」[5]
這也是本書給予現今抨擊政府外交政策的臺灣人民的重要提醒，而且，我們真的能夠擔當起自身行為帶來的直接後果嗎？望批評家們捫心自問，是要「自決」還是「自絕」？
勘誤：本書201頁，由右至左第五行下半段文字：「一九八０年代，借鑒西方的現代韓國民族認同論述開始浮現………」，此處「一九八０年代」為「一八九０年代」之誤。 感謝本書譯者吳潤璿先生協助糾錯！
[1] 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著，孫岳譯，《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2]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89），頁1–26。
[3]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182–185。
[4] 轉引自鄭祖邦，〈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對「民族國家」與「支配」的分析〉，《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6期（臺北，2006），頁192。
[5] 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著，吳潤璿譯，《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新北市：八旗，2018），頁261–262。
註：本文修改後亦以〈民族自決的起點，百年前顛覆帝國秩序的「威爾遜時刻」──《1919》〉刊載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