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2003年，以1930年代臺灣流行音樂發展為主題的紀錄片《跳舞時代》上映。片中歌手純純唱出的一句：「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使許多觀眾驚艷地發現，原來我們過往以殖民壓迫、戰爭與皇民化為關鍵字認識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同時也曾是一個摩登而亮麗的「跳舞時代」。
事實上，在那個離我們似乎有些遙遠的年代，世界的現代思潮與物質文明在極短的時差內抵達臺灣，落地生根，成為臺灣自己的現代。在文學發展上，1933年結成於臺南的風車詩社即為一例。儘管成員僅有七人，卻開啟了臺灣的超現實主義美學。當你聽著這樣的敘述，不知是否曾經試想過：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如何為後世的我們知曉？文學史又是如何被建構起來？
典藏於臺灣文學館的風車詩社同人誌《風車》第三號，是見證詩社活動最重要的史料，但目前僅見此一孤本，其他號數如今未見。「歷史」從來都不是全貌。我們現今的所知，都只是局部。都是有待增補、或等待被推翻、被重寫的歷史學草稿。
但光憑這一冊，它就告訴我們很多。除了殖民性與現代性的辯證，它正反覆訴說：臺灣從來不在世界之外。臺灣在世界之中。
奪下第53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作品《日曜日式散步者》，以1930年代臺灣第一個超現實主義詩社「風車詩社」為題，採取了一種違抗感知慣習的表現方式：戲劇重演的部分，演員頸部以上的表情都被切隔在景框之外，觀眾是看不到在劇中飾演風車詩人的演員的臉的；只有在史料檔案中，風車詩人方從歷史的彼端回過頭來，以正面示人。
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表現方式，導演黃亞歷謂此為在「當事人缺席」的狀況下體認歷史「再現」之不可能，同時也在此不可能中試圖逼近歷史的「真實」。換個方式說，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思考：面對業已消逝的人事時地，我們永遠只能以局部去想像整體、逼近真實；而唯一能藉以追尋的線索，便是物——檔案、文獻、史料。它們殘缺不全，沉默無聲，卻在蒙昧渾沌的暗夜裡接續成一條條通往過去的微光跡線。它們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時間的倖存者。
然而並非所有的史料都能從歷史的劫難中倖存下來，特別在命運多舛的近代臺灣。日本時代的史料，即使有幸躲過有心或無意的丟失、躲過蟲蛀水淹、甚至逃過來襲敵機投下的燒夷業火，到了戰後，當統治者更迭、敵我互換，這些史料帶有被華國仇視的日本殖民地記號，或刻印高度敏感的左翼語彙，使所有者得在家中暗處親手掩埋、秘密燒燬。於是，最終能夠存留下來的，往往成為了歷史的孤本。且還要一點點上天給予的善意，才能遇上有心且努力的研究者，被整理、翻譯、詮釋與建構，成為「文學史」的一部分而為我們知曉。
風車詩社由楊熾昌（1908-1994）主導，借用法國紅磨坊（Le Moulin Rouge）之風車意象為名，結成於1933年日本統治下的臺南。主要成員還有李張瑞（1911-1952）、林修二（1914-1944）、張良典（1915-2014）等，除張良典外，皆曾留學東京。他們以前衛的先鋒者姿態，將源起於歐陸而經日本轉化改造的超現實主義美學及「主知」論的詩學引進臺灣，並結合臺灣的熱帶南國風土與殖民地情境，創造出有一種既本土、又國際，在世界的現代主義運動中獨樹一格的臺灣實踐。而這樣的實踐正是臺灣現代主義詩的起點。當紀弦（1913-2013）宣稱自己在1950年代為臺灣帶來現代詩的火種，事實上他的現代派運動已經整整落後風車詩社二十年了。
當然，也許我們不能過分苛責紀弦狂妄。畢竟風車詩社要遲至1970年代末因陳千武的翻譯，才開始被戰後的臺灣文壇認知。然而無論是陳千武的翻譯、或是楊熾昌1979年重編出版的自選集《燃燒的臉頰》，根據的都是四處蒐集來的舊報紙與雜誌剪貼，而非詩社的同人詩誌《風車》。楊熾昌自云：「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隨著家屋和身邊的的一切紀錄、資料、藏書全都燒光的緣故，要編這本集子備嘗艱辛。」40年代戰火燒光了藏書與詩稿，而他至為疼愛的後輩林修二也在終戰前的1944年因肺結核早逝。到了50年代，白色恐怖又奪走了他的摯友李張瑞的生命，這使得倖存的楊熾昌及張良典就此封筆，放棄文學。
至此，還有什麼能夠見證他們的青春、友誼、以及互相勉勵追求藝術與前衛的銳氣？直到1994年楊熾昌過世，他都以為這份刊物早已不存，抱憾而終。過世後翌年，呂興昌教授與楊之三男楊皓文先生整理遺物之際，才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赫然發現這冊僅見的《風車》第三號孤本。
這冊以為早已佚失的薄薄詩誌，收錄有同人們的詩、小說以及文論，是他們在島上努力刻下的痕跡。楊熾昌在後記寫道：「福爾摩沙的春天來了。島上的詩人喲！理論家喲！有精神地從冬眠睜開眼睛站起來吧！為了美麗島的文學！」年輕的他們曾如此熱烈地激勵島上的詩人與理論家們，企盼能夠一同致力於文學，召喚福爾摩沙的春天。然而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整個日本時代的臺灣文學卻被埋沒在歷史的暗角，彷彿島上從來便是荒蕪，一切都不曾發生。
作為歷史的孤本，《風車》第三號已妥善典藏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正好也在風車詩人的家鄉臺南。然而如今我更好奇的是，那些下落不明的《風車》第一號、第二號、第四號，以及楊熾昌提及曾經出版過的詩集詩論集與小說集，有沒有可能如《風車》第三號一般，只是暫時被世界遺忘了而已；也許它們仍等待著一個宿命般的眼神──因震驚而有些遲疑地──，但終於探出了手，將之從時間的罅隙中拾起。
★ 作家小傳
楊熾昌（1908-1994），臺南人， 筆名有水蔭萍、水蔭萍人、柳原喬等。1908年（明治41年）出生於臺南市，臺南二中（今臺南一中）畢業，1930年赴日求學，於東京就讀文化學院，後因父病返臺。回臺後，結婚生子，從事文學創作、擔任報紙學藝欄編務、組成詩社，緩緩撒落由日本帶回的現代詩的種子。
1932年（昭和7年）因父病危返臺，後任職臺南市第50區煙草賣捌所書記，並兼任《臺南新報》文藝欄編輯。1933年秋季結合臺籍青年李張瑞、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女子戶田房子、岸麗子等6人共組「風車詩社」，於10月發行同人刊物《風車》。1986年與劉捷同獲由《自立晚報》主辦「鹽分地帶文藝營」頒贈的「臺灣新文學特別貢獻獎」，重獲文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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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測員簡介
陳允元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目宿媒體文學顧問。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等。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與黃亞歷合編《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獲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金鼎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