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文壇幾由來自中國的中文作家佔據，其書寫又多以中國大陸為背景，脫離台灣人生活基調，在這種的隔離感下，我興起找尋台灣1920年代起的文學樣貌。
我起先的熱切，是為了解當時書寫語言為何？亟欲了解當時台灣寫作的語言是日語，還是漢語，或者兼而有之？在循線過程中卻發掘了更多面向：台灣與日本之殖民地關係，台灣、日本與中國三者連帶，及台灣自身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
我再次愧疚自己這些年對二戰時期歐洲人民處境的閱讀，似乎多於對己身所從出之台灣的同情理解。因此搜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對我的意義，已經不僅限於文學，而是要探勘出當時生活脈絡的史料了。
其中之一，賴香吟的《天亮之前的戀愛》，填補了空白。
這本書點評日治時期台灣作家與作品，作者集結原本在中國時報專欄三少四壯集一年的寫作而成，所以結構上並非如同設計一本書的完整。內容書寫方式，由點評作家作品，再側記時代政經背景，續論及人物在生活環境下的思維、作為等，抽絲剝繭出台灣在日治及戰後之樣貌。
書中介紹王詩琅、朱點人、楊守愚、吳濁流、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蔡秋桐、劉吶鷗、鍾理和、葉石濤、巫永福及翁鬧等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多數是我首次聽聞，剛好可作為一個參考書及導讀。
我最關心的議題是書寫語言，所以我相當注意是否清楚註明，但作者除了提到，最常被提及的日治時期日語作家為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外， 其他並未特別指出作品原文為何。資訊要從字裡行間去找出，例如我猜王詩琅、朱點人及楊守愚可能屬於漢語作家。再同時上網查閱比對，確定吳濁流是以日語寫作、張文環、葉石濤、龍瑛宗、楊逵等也是。
令我訝異的是，迄今一般提及台灣文學中的日語作品，仍直接以漢語顯示，而未明白標示作品原文。書寫所使用語言，反映的正是當時社會的溝通樞紐。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不註明原文為日語，除非「讓人誤以為漢語」是隱藏的企圖。
話說回來，日治時期的書寫常是混合各種語言，例如王詩琅就被描述為「他的小說語言混雜漢文、台灣語文、日語造詞、外來語音，各類字貌與字意參差，生動保留台灣白話文的摸索痕跡」。
而，語言，確實是台灣人遭受命運捉弄的節點。
日治時期，台灣人要到私塾去學漢語，學校教育只能到低一階的「公學校」。不會日語會被當文盲，原本的秀才，在日本統治後到處碰壁，漢語創作漸漸無路。於是青年學子開始在日語領略《萬葉集》的詩歌美學，以日語書寫台灣色彩的文學，贏得日本文學獎賞。
但這一切卻在日本戰敗後變樣，日語能力優異的年輕學生，卻變成是漢語不佳的中年人。「任憑他是如何受到賞識的天才，抒情纖細的心靈，也無濟於事。」賴香吟這樣描述龍瑛宗。
天才洋溢的作家，也在語言上卡了關。
戰後，報刊文藝版從原本具漢語和日語兩種版本，也果不其然地不久取消了日語版。
除了語言，也因為政治。二二八事件後，許多台灣作家折筆，變成失語的一代。只有少數張文環、葉石濤等在七零年代左右重新拾筆，以漢語書寫。
作為一個漢語母語者，看到台灣前輩，雖具備著日語、漢語、台語或客語的多語能力，但在社會體制中，卻要面對書寫語言的坎坷道路。更有甚者，在曾經很長一段時間，還遭受「有台灣文學嗎？」的嘲弄忽略。真的無限感概唏噓。
作者賴香吟評呂赫若「他將對傳統與現代的思考織進日台關係領域，在二元對立的衝突裡尋找和解的可能。」
那麼，台灣社會也尋找語言和解的可能吧！
台灣歷史的獨特處境，雖然造成語言轉換上的困難，但也成就多語環境。和解之道是否就從直面歷史的日語、漢語及台語，一起來書寫台灣色彩的混雜多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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