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台灣的感謝信 | 思樂書

四天前，我落地在美國華盛頓DC，將開始自己在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碩士生涯，在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攻讀全球政治與安全專業，這是全美最頂尖的國際關係碩士項目。

強烈的「新的人生階段開始」的感覺⋯⋯然而這個新的階段，如果沒有台灣——獨特的人和國際位置——的存在，對我是可望不可及的。我是一個書寫中國社會運動和政治打壓的自由撰稿記者，也是中國青年社會運動社群的一員。

這是一個有點長的故事⋯⋯請給我一篇文章的長度來講。

從去年7月講起吧。那是在囚的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宣布患肝癌晚期之時，我的先生莫之许決定前往瀋陽醫院，嘗試闖關看望劉曉波。那是理所應當守衛森嚴的地方，我從沒有覺得他去了瀋陽還能有自由離開的可能，想的是他哪怕沒有當場被抓，也可能事後被追查報復。

當時的我已經寫完了《她們的征途》的初稿，正在進行最後的修改。之後的計畫是準備英文考試，申請出國讀書。出書和讀書，對我來說都至關重要，前者是我之前六年社運相關生涯的總結，後者是我下一個人生階段最理想的起步。

然後，天降噩耗——劉曉波肝癌晚期；加上不得不赴的險途——劉曉波對於莫之许亦師亦友，是讓他走向異議最關鍵的人物之一，而且以劉曉波在中國社運歷史上的意義，如果沒有抗爭者為他去闖關，對我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從這個角度，莫之许也應該要去瀋陽。我的伴侶要赴險境，我自己的兩大目標就更是泡影：個人的努力與周密計畫，在時代的波折面前，不過泥舟。

2017年7月1日早上，我送莫之许到廣州南站坐上北上的列車。前一天我們因為接到警察的電話（猜測是來警告他不要有動作）而沒敢在家裡住，在臨時的住處一夜難眠，我大概哭了大半個晚上。

送他離開後，我頂著泡眼和混沌的頭腦回家，途中下錯車、坐過站、去快餐店買了餐不記得領餐⋯⋯在這樣的狀態下，我收到了一則獎學金信息，非常適合我，但申請工作量巨大，且只有十五天的開放申請期。

我當時感受的是絕望：我接下來難免要為莫之许做後勤工作，自己的心理狀態也很不穩定，充滿焦慮、擔憂、憤懣，處在抑鬱狀態，我不可能在這十五天裡完成含六篇英文短文的申請，而且就算拼命完成了，莫之许一旦被抓，我不可能安心準備英語考試，也可能被限制出境，申請到獎學金也沒有意義⋯⋯

我大概是不甘心的。我昏睡了一天後發了簡訊給兩位老師，一位台灣的、一位香港的，訴說自己的苦惱，現在想來是很冒昧也不太得體。兩位老師都有繁忙的工作，在各自的社會裡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們的回覆都很簡單直接：很適合妳的機會，妳無論如何盡力一試，需要什麼幫助就開口，我願意幫你寫推薦信。

兩位老師的鼓勵讓我有了一點鬥心。我混著失眠、不時流淚、短暫的因情緒而失去工作能力、在放棄與堅持間搖擺、為莫之许做後勤工作等種種情形，磕磕絆絆完成了獎學金申請（此處必須感謝多位幫我提英文修改建議的朋友）。按下提交鍵，是7月11日。此時，莫之许已經兩次到瀋陽醫院尋找劉曉波未果，但為了不連累我被警方騷擾而沒有返回廣州家中，他盡量隱蔽行程，四處遊蕩，處於「逃難」狀態（他沒有在瀋陽當場被抓是第一個萬幸）。我決定去與他會合。

在A城的臨時住處見到他，是7月12日。7月13日，劉曉波病逝，我很感恩命運的是，莫之许收到消息那一刻，我能夠在他身邊⋯⋯接著，我陪莫之许到北京參加自由知識分子自發進行的劉曉波追思會（後來沒有人因此事被捕，實為想不到的第二個萬幸），然後又一起「逃難」到B城。這時我們收到廣州朋友們因祭奠劉曉波陸續被抓的消息，看來莫之许為安全計短期內都不應回家。我們決定，他繼續在外漂流，我則回廣州家中準備英文考試（其實以當時我的心理狀態，效率也是很低）。

我一回到廣州，一位我六年前在台灣做交換生時認識的教授恰好造訪當地，我找到他，簡單說明莫之许所處的險境。他當即說：你們到台灣來避一避吧。

後來我才知道，這位教授為幫助我和莫之许申請短期交流簽證做了大量的行政和溝通工作，因為我和莫之许都在社運/異議領域而沒有穩定工作，且希望申請的簽證期較長：交流簽證雖然法定最長半年，但超過一個月已經較難，超過三個月更難，我們希望的五個月是很難獲批的。但經過兩個月的程序來回，我們的申請終獲批准——為我們提供短期的安全處所，是台灣給我們的第一份影響命運的禮物。

2017年10月底，我和莫之许到達台灣。11月1日，我的新書《她們的征途》由八旗文化出版，獲得了大量媒體關注和許多講座邀請——台灣給我的第二份餽贈，來自其在華語世界的獨特存在，這是唯一還有「自由的紙」的地方。沒有台灣，我的作品可能找不到地方問世。

2018年初，我收到獎學金項目發來的通知，我成為最終候選人之一（此處要感謝曾幫助我準備英文面試的朋友）。只要再向目標學校申請學位並獲得錄取，我就能得到全額獎學金的資助赴歐美留學，但申請時間依然只有15天。我在超緊張的15天內完成了三所歐美頂尖學校的申請，期間獲得了多位台灣優秀譯者的英文指正，以及兩位重量級台灣教授的推薦信——在中國，高校教授有沈重的自我審查壓力，他們恐怕不敢給我這種「不和諧」的人物寫推薦信，因此，這些來自台灣學者的推薦信是這個自由社會給我的第三次助力。

接下來就是漫長的等待。2018年3月底，我終於收到了Georgetown University的錄取通知。興奮之餘，我也逐漸意識到，自己或許不應該在4月按原計劃返回中國。我有幸獲得全額獎學金和Georgetown的錄取，但如果此時返回中國，由於《她們的征途》引起的關注加上中國不斷惡化的、不可測的政治局勢，我有可能被限制出境，因而被錯失這個夢寐以求的求學機會。

於是，我再次厚臉皮找到當初幫助我來台的教授，他毫不猶豫地表示，哪怕要花費更多努力，他也願意幫申請我延長在台灣的逗留許可，讓我順利直接赴美入學。這在行政操作上有相當的難度，因為台灣當局一般不會批准同一人連續以交流身份逗留台灣。為了能減少我續期的難度，莫之许決定他先回中國，讓我單獨申請。

最終，在短暫離境到第三地後，我再次獲得了台灣交流簽證。後來發生的事情證實我們的擔心並非多餘：中國官方背景的網站出現抹黑我的文章，呼籲政府不應讓我擁有出國的自由；《她們的征途》在中國流出的內部通知中被列入禁書名單——如果不是身在台灣，我可能要承受極大的焦慮，也有可能會真的被限制出境，台灣的存在，為我提供了相對安全的中間地帶，這是第四重幫助。

我能夠順利到達美國求學，是多重驚險後的萬幸。雖然，兩年後讀完書，我還是要回中國的，到時再要付出什麼風險代價，我也只能承受。但此刻，我能夠有暫時的安全自由去進修求學，是許許多多人的幫助和很多很多的幸運支撐起來的，大多數中國青年抗爭者未必能有這樣的幸運。在我的萬幸中，台灣的存在，不可或缺。

我內心的感恩千言萬語也不足道，但我也希望更多人能看到，中國抗爭青年的天空雷電交加，我們的羽翼被綑綁折斷，而來自自由世界的每一分幫助和善意，都可能起到改變我們命運的作用。希望在我之外，還能有更多人有幸得到這樣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