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巨獸、猛獸與雙年展的怪獸

這是個關於這陣子雜想的整理，原想取作「媒體、Pi與雙年展」，後來我想了想，這三者都有「獸」潛伏其中，也許我應該把三者的「獸」並列而現，而不是再讓牠們各自躲在暗處。


關於巨獸，其實從來就不是傳說。如果我們已經接受資本主義，也接受自由主義式的經濟發展觀點，那麼關於媒體的第四權想像，某種程度也只是一種虛妄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自我安慰)。從老三台、兩大報的「以黨領報(媒)」到解除報禁、開放有線電視的「以商領報(媒)」，我們的確成功地進行了一種表象性的權力轉換，在媒體識讀啟蒙的初期，我們曾經要求黨政軍(機器)退出媒體，要求媒體公共化，結果那些機器披上了商業外衣重新駕馭媒體，公共性、公民精神節節敗退，我們連公共電視的灘頭幾乎都已失守，更遑論報業、廣播與有線電視。於是，許多人喊著過時的口號：新聞自由、第四權，諸如此類，但敵人已經變身，乘著新穎的營運體系、獲利模式吞雲吐霧，我們只好把希望寄託在網路，等待再次啟蒙。


關於猛獸，豈止在寓言故事中？當Pi問作家相信他的哪一個故事？作家回答他自己相信動物版本的，Pi說，信仰也是如此。信仰，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心思想，一種意識形態，身為獨立的個體，我們不只面對體制的巨獸，更多時候，是像Pi在海上漂流時，面對自己內在所化身的猛獸。也就是，哲學問題無所不在，更多時候是對於自己的反思，也許從最小單位的個人，去思索自我存在的問題、與世界連結的關係，我們才更有可能不盲目去縱容、餵養出外於我們自身、無法控制的體制巨獸。但很可惜的是，也因為生命極其短暫、無常，投機主義與形式主義常常大行其道，我們常常為了完成有生之年可見的獻祭儀式，而需要一個不可論辯其無辜與否的犧牲者，死刑議題也好、權力的究責也好，我們非得看見我們手上的石頭也砸到女巫身上，才滿足了集體意識中的參與感。更多時候，因為追求投機與形式，我們失去信仰，偶爾為這偶而為那，最後，失敗的傳教士只教授了如何搭建起一座迷宮。


於是，我終於了解，Pi為何著迷於女孩的蓮花之手，那隻手、那艘船、那朵蓮花同那座島嶼，有著相同的符旨，載負了生命的各種可能，而照見自己的心性則是拯救自己的第一步。


關於雙年展，則台北到威尼斯，甚至堪比印度到加拿大的奇幻之旅。台北雙年展開展它一貫難以親近的厚重門扉，尤其這屆雙年展以「歷史」為主軸，縱貫時代、橫越異國，本質上它所取名之「現代怪獸」，恐怕比巨獸更龐雜而難以撼動。龐雜而難以撼動的，除了歷史，當然，也包括展覽本身。歷史、各種學術文獻、論述、資料透過各種現代性的技術得以不斷累積，其累積的厚度，前人無法想像，後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有人責難雙年展過於晦澀沉重，實則其來有自，也對應了所謂「怪獸」之形容。


而這樣龐大的怪獸放在藝術範疇(藝術甚至也分家，自劃出「藝術史」)裡，也讓策展人與藝術家有了對立的空間，威尼斯雙年展爭議的引爆點，其中之一就來自於兩者角色的緊張。畢竟人有生命與時空的侷限，策展人或藝術家皆不可能窮盡藝術的所有面向，因此兩者角色可合作可衝突，端看想談的究竟是論述理念亦或權力；反之亦通，也就是，一心對立兩者，大概就只能淪落權力鬥爭的層次，有心想合作者，則絕對能互蒙其利(力)。當然，有心者也可以選擇一人分飾多角，善於分身不見得輕鬆，因為要面對的怪獸，恐怕也不只一隻。


關於國族想像的怪獸，這次台北雙年展內的「撒瑪納札博物館」十分合題。喬治．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azaar, 1679-1763)的故事雖然發生在18世紀的歐洲，但策展人將它召喚對應到現代，由一個退伍榮民(掛滿中華民國國旗的榮民之家為其場域)口中娓娓道來喬治．撒瑪納札他最後的懺悔，讓人不禁思考起，關於早期島民身分認同從中國轉向台灣的流變，但歷史的冷酷與政治環境的現實亦猶如理查派克的血盆大口，我們對於國族的想像換湯不換藥，我們既想上台跳支舞，卻又不甘從觀眾眼中看見虛弱、微小的自己。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訴求『威尼斯雙年展「應為」台灣藝術家舞台』的論點無法引起共鳴並廣泛獲得支持(為何不是「得為」呢？難道藝術需要重回服務政策的老路嗎？)這就像當初諸眾拒絕莫內(與其他)特展，可不僅僅只是因為莫內是外國藝術家那麼簡單。當然，要理解前後兩者的差異，則又得再次面對歷史作為一種怪獸的想像，結果不是去拆解它、花些心神與它周旋，甚至馴服它，便是葬身其中。


你可以交給策展人，也可以自己來，總之，在怪獸面前，沒有人會感到輕鬆。但作為一個人最可悲的結果往往是，無視於巨獸、猛獸或怪獸的龐雜(或無能於理解它)，而甘於當一個單面向的人。

(寫於2012/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