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所收藏的洪棄生相關文物中，這套《寄鶴齋詩矕》未必是最稀有、擁有最高價值的藏品。但有趣的是，這套書曾在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殖民地之旅〉中登場，在佐藤春夫訪問臺灣的過程中，巧妙地見證了一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那或許稱得上是眾多臺日關係當中的重要縮影之一。
我們要怎麼談論這段往事？要怎麼理解這套書背後，自許為清朝遺民的洪棄生對殖民政權的複雜情感？薄薄四冊《寄鶴齋詩矕》，或許會是通往這份理解的小小入口。佐藤春夫來到臺灣，是在1920年，有如蒸籠般的炎熱盛夏。
當時已揚名文壇的佐藤，因故被生無可戀的憂鬱折磨著，便回故鄉靜養。那時，他遇上在臺灣行醫的友人，這位友人見他狀況不好，就慫恿他與自己一同回臺散散心；當時是夏天，日本熱，臺灣這南國小島更不用說，但佐藤竟沒怎麼猶豫就答應了，還聲稱就是想知道臺灣有多熱——或許在憂鬱的摧殘下，他沒也了瞻前顧後的餘裕吧。
抵達臺灣的佐藤，在友人的介紹下，結識了博物館館長森丑之助，森也將他介紹給民政長官下村宏。當時總督府裡的公職人員，多少都想向內地介紹臺灣，發現有名作家來臺，自然想好好利用；於是，佐藤這一路上享受多少好處，實在是足以氣死那些身無長物的旅行者！到日月潭，不只是有人抬轎，還有官員相迎，詳細解說將要在日月潭進行的水力發電工程；在臺中的旅館裡受女侍冷落，不過是發了個電報給州廳，晚上就享有先洗澡的禮遇，參加晚宴回來，還自動升級為高等客房。
但就連這樣仗著總督府威光的大作家，在臺灣也著實碰上了一個不小的釘子。這次我們要談的，就是這一枚如鋼似鐵、令佐藤春夫心服口服的孤傲之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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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鹿港跟現在大不相同。現在鹿港市街的形貌，主要繼承1933年市區改正拓寬後的樣子，在那之前，鹿港的主要街道被稱為「不見天街」，延續數公里長的街屋間，以雨棚架起了有如拱廊街的商業隧道，據說裡頭充滿蟻穴般自然形成的小徑，即使是大白天，也要拿著蠟燭才能視物。悶熱的濕氣、南北雜貨的味道閉鎖在這迷宮中，即使骯髒陰暗，也蒸騰著不可思議的魅力。
佐藤春夫見到的鹿港，就是此等樣貌。
為何佐藤會來到交通不怎麼方便的鹿港？原來，是博物館長森給他安排的行程。森說鹿港是當時最能展現臺灣舊時風貌的市街，便將之排入行程中，官廳知道佐藤要去鹿港，還派給他一位在地人當嚮導。這位在地人許媽葵雖然在官廳當通譯，在鹿港當地也算是文化人，因此佐藤這趟鹿港之行，可不像一般觀光客僅是看看媽祖廟，還被推薦給了鹿港名士；那枚意料外的釘子，就是在這裡被佐藤給碰上的。他將這件事記在〈殖民地之旅〉中。
街道上，許媽葵遇見了年輕的洪炎秋，便將他介紹給佐藤。各位讀者也許不熟悉洪炎秋這個名字，不過，至少應該聽過戰後的《國語日報》，這位洪炎秋先生，就是國語日報報社的第一任社長。
許媽葵本就認識洪炎秋，但他看到對方，首先想到的是洪炎秋那位有名的父親——洪棄生。在他口中，這位洪棄生可是臺灣赫赫有名、足以被稱為大家的詩人！同是文人的佐藤一聽，馬上就起了親近之心，想見見這位大詩人，誰知許媽葵面有難色，覺得不太可能，但還是姑且委託洪炎秋轉達拜訪之意。
許媽葵認為不可能是有理由的。這位詩人洪棄生是何等人物呢？他生於同治年間，本名洪一枝，或洪攀桂，字月樵。二十三歲考上秀才，不只四書五經，連西洋史也不在話下。清國割臺時，他還不到三十歲，血氣方剛地投入對抗日軍的乙未戰爭，後來見事不可為，便隱居起來，改名洪繻，字棄生。日治初期，政府鼓吹剪辮，洪棄生堅持留著辮髮，雖有滿腹學識，卻始終抗拒著日本。但他的學識也不全然是埋沒的，後來擔任臺灣文藝聯盟委員長的張深切，就曾受教於他。
到了1920年，洪棄生仍不認為自己是日本帝國子民，但他也不認同當時的中國——他更認為自己是已滅亡的清國遺民。可以說，他隱居在那懷舊、已被時代之浪淘盡的記憶殘骸中。
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不會輕易接見日本人，即使對方是遠道而來的作家。果不其然，洪炎秋碰了釘子，並將這枚釘子轉交給佐藤。洪棄生拒絕的理由，在佐藤春夫的筆下極有意思。他本來說「彼此語言不通，很困擾」，洪炎秋不死心，又說佐藤是日本作家，言下之意，自然是建議父親拋下國族情緒，單純以文學交流的立場接待來客，但洪棄生卻說：「那麼偉大的人物，那更是不便相見」。
嘴上說偉大，謝絕的架子卻不小，看來連場面工夫都懶得顧。妙的是，聽了這番話，佐藤春夫雖未能如願，卻不感到遺憾。他認為，「這些回答對我而言，已經是和其人有著同等印象的價值了」。
不過，洪棄生其實未能徹底刁難佐藤；隔天佐藤待在旅館時，許媽葵派人送了一套書給他，打開一看，竟是收錄洪棄生詩作的四冊《寄鶴齋詩矕》！而且據許媽葵所說，這套書是從作者六十卷詩文中細心挑選出的菁華，只送給知己好友。或許是對同鄉拒絕佐藤感到不好意思，竟準備了這樣的賠罪禮！但說到底，若佐藤春夫不是此等身分，許媽葵真會如此周到嗎？而且透過這賠禮，洪棄生那不屈的氣節，終究是在與其意志無關的地方，以某種形式屈服了。
也就是說——
這套轉贈出去的《寄鶴齋詩矕》，實實在在地展示了日本人與臺灣人間複雜巧妙又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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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春夫收到的《寄鶴齋詩矕》，據其所說是六四裁型的大小。雖然說四冊，其實一冊不到30頁，即使四冊都疊在一起，也未必比現在市面上常見的書籍更厚。這四冊由南投活版社印行。在早有活字印刷的年代，洪棄生卻委親戚以毛筆抄寫，製成石板印刷，還以古典的方式手工裝幀，或許這就是作者的美學。
至於內容，佐藤也給出了妙不可言的評語：「如同讀到用漢字寫成的波特萊爾詩集」。大正時的日本文人，姑且都有漢學素養，因此佐藤並不是不識漢文。即使如此，《寄鶴齋詩矕》的遣詞用句卻令他備感艱困，彷彿要看懂了，最後又停滯不前。這也難怪，其詩作密集的典故、罕用字像隨手一抓就撒出去，即使是受過充分教育的當代人，恐怕也會卡在漢字的迷宮中，無所適從。
說到罕用字，這裡有個趣聞，與前面提到的洪炎秋有關。其實，這位洪棄生的次子本名槱，字棪楸。《寄鶴齋詩矕》卷末寫「洪槱芸蘇參校」，表示書是經由洪炎秋校對的，芸蘇這兩個很好讀的字，乃是筆名。好了，各位親愛的讀者，洪槱棪楸四個字排下來，您會唸幾個字呢？後來洪炎秋先生改名，或許就是有感這高妙的名字並不實用吧！
會有這般名字，據說背後的故事是這樣的：洪棄生兄長的兒子出生時，要向政府報戶口，便寫下「洪名爾嘉」四字，意思是姓洪，名爾嘉，誰知道負責的日本警察誤以為名叫「名爾嘉」，說三個字很奇怪，硬是改成「洪名嘉」。洪棄生聽說這件事，就懷著刁難那位日本警察的心，故意給兒子取了難唸又難讀的名字。
在這位大詩人心中，或許「文字」就是抵抗、譏嘲他所不喜歡的日本帝國的武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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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有些人將洪棄生稱為抗日詩人。這稱呼是否吻合洪棄生自己的心境，筆者難以判斷。我是說，所謂的「抗日詩人」，究竟是詩人自己的主張，還是後世「抗日」宣傳塑造出來的？洪棄生厭惡日本、看不起日本人，這是事實。但無法認同日本、又無法認同中華民國，即使清國滅亡了，仍將清國的想像擔在自己肩上，在這海島上閉門不出。穿漢服、留辮，不准小孩學日語，小小的洪家，儼然成為滅亡故國的領事館——面對大時代潮流，他到底是懷著怎樣的心境逆流而上？而這份心境，真的是單薄的「抗日」二字所能囊括的嗎？
這是個謎團。
謎團的解答，或許就留在他的詩作裡。但在洪棄生故居已被剷倒、其名亦無人聞問的現在，解答或許已被挪到歷史的更深處，即使用盡力氣，也翻不到那一頁。
★作家小傳
洪月樵（1866－1929），名一枝，又名攀桂，字月樵。日治後改名繻，字棄生，彰化鹿港人。清治時代的詩作對於胥吏之貪贓枉法、剝削民脂、欺壓良民等惡政暴行嚴予抨擊，對政府的新舉措、舊制度，提出庶民觀點的直言批評，是勇言能言的時政論者。進入日治之後，徹底反對日本統治，參與武裝抗日活動，詩作對日軍、日政保持熾旺的批判火力，不因時代不同改變其一貫的作風。
★延伸閱讀
★觀測員簡介
瀟湘神 小說家，業餘民俗研究者。本名羅傳樵，臺灣大學哲學所東方組碩士，專長為儒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