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所收藏的洪棄生相關文物中,這套《寄鶴齋詩矕》未必是最稀有、擁有最高價值的藏品。但有趣的是,這套書曾在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殖民地之旅〉中登場,在佐藤春夫訪問臺灣的過程中,巧妙地見證了一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那或許稱得上是眾多臺日關係當中的重要縮影之一。
我們要怎麼談論這段往事?要怎麼理解這套書背後,自許為清朝遺民的洪棄生對殖民政權的複雜情感?薄薄四冊《寄鶴齋詩矕》,或許會是通往這份理解的小小入口。
佐藤春夫來到臺灣,是在1920年,有如蒸籠般的炎熱盛夏。
當時已揚名文壇的佐藤,因故被生無可戀的憂鬱折磨著,便回故鄉靜養。那時,他遇上在臺灣行醫的友人,這位友人見他狀況不好,就慫恿他與自己一同回臺散散心;當時是夏天,日本熱,臺灣這南國小島更不用說,但佐藤竟沒怎麼猶豫就答應了,還聲稱就是想知道臺灣有多熱——或許在憂鬱的摧殘下,他沒也了瞻前顧後的餘裕吧。
抵達臺灣的佐藤,在友人的介紹下,結識了博物館館長森丑之助,森也將他介紹給民政長官下村宏。當時總督府裡的公職人員,多少都想向內地介紹臺灣,發現有名作家來臺,自然想好好利用;於是,佐藤這一路上享受多少好處,實在是足以氣死那些身無長物的旅行者!到日月潭,不只是有人抬轎,還有官員相迎,詳細解說將要在日月潭進行的水力發電工程;在臺中的旅館裡受女侍冷落,不過是發了個電報給州廳,晚上就享有先洗澡的禮遇,參加晚宴回來,還自動升級為高等客房。
但就連這樣仗著總督府威光的大作家,在臺灣也著實碰上了一個不小的釘子。這次我們要談的,就是這一枚如鋼似鐵、令佐藤春夫心服口服的孤傲之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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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鹿港跟現在大不相同。現在鹿港市街的形貌,主要繼承1933年市區改正拓寬後的樣子,在那之前,鹿港的主要街道被稱為「不見天街」,延續數公里長的街屋間,以雨棚架起了有如拱廊街的商業隧道,據說裡頭充滿蟻穴般自然形成的小徑,即使是大白天,也要拿著蠟燭才能視物。悶熱的濕氣、南北雜貨的味道閉鎖在這迷宮中,即使骯髒陰暗,也蒸騰著不可思議的魅力。
佐藤春夫見到的鹿港,就是此等樣貌。
為何佐藤會來到交通不怎麼方便的鹿港?原來,是博物館長森給他安排的行程。森說鹿港是當時最能展現臺灣舊時風貌的市街,便將之排入行程中,官廳知道佐藤要去鹿港,還派給他一位在地人當嚮導。這位在地人許媽葵雖然在官廳當通譯,在鹿港當地也算是文化人,因此佐藤這趟鹿港之行,可不像一般觀光客僅是看看媽祖廟,還被推薦給了鹿港名士;那枚意料外的釘子,就是在這裡被佐藤給碰上的。他將這件事記在〈殖民地之旅〉中。
街道上,許媽葵遇見了年輕的洪炎秋,便將他介紹給佐藤。各位讀者也許不熟悉洪炎秋這個名字,不過,至少應該聽過戰後的《國語日報》,這位洪炎秋先生,就是國語日報報社的第一任社長。
許媽葵本就認識洪炎秋,但他看到對方,首先想到的是洪炎秋那位有名的父親——洪棄生。在他口中,這位洪棄生可是臺灣赫赫有名、足以被稱為大家的詩人!同是文人的佐藤一聽,馬上就起了親近之心,想見見這位大詩人,誰知許媽葵面有難色,覺得不太可能,但還是姑且委託洪炎秋轉達拜訪之意。
許媽葵認為不可能是有理由的。這位詩人洪棄生是何等人物呢?他生於同治年間,本名洪一枝,或洪攀桂,字月樵。二十三歲考上秀才,不只四書五經,連西洋史也不在話下。清國割臺時,他還不到三十歲,血氣方剛地投入對抗日軍的乙未戰爭,後來見事不可為,便隱居起來,改名洪繻,字棄生。日治初期,政府鼓吹剪辮,洪棄生堅持留著辮髮,雖有滿腹學識,卻始終抗拒著日本。但他的學識也不全然是埋沒的,後來擔任臺灣文藝聯盟委員長的張深切,就曾受教於他。
到了1920年,洪棄生仍不認為自己是日本帝國子民,但他也不認同當時的中國——他更認為自己是已滅亡的清國遺民。可以說,他隱居在那懷舊、已被時代之浪淘盡的記憶殘骸中。
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不會輕易接見日本人,即使對方是遠道而來的作家。果不其然,洪炎秋碰了釘子,並將這枚釘子轉交給佐藤。洪棄生拒絕的理由,在佐藤春夫的筆下極有意思。他本來說「彼此語言不通,很困擾」,洪炎秋不死心,又說佐藤是日本作家,言下之意,自然是建議父親拋下國族情緒,單純以文學交流的立場接待來客,但洪棄生卻說:「那麼偉大的人物,那更是不便相見」。
嘴上說偉大,謝絕的架子卻不小,看來連場面工夫都懶得顧。妙的是,聽了這番話,佐藤春夫雖未能如願,卻不感到遺憾。他認為,「這些回答對我而言,已經是和其人有著同等印象的價值了」。
不過,洪棄生其實未能徹底刁難佐藤;隔天佐藤待在旅館時,許媽葵派人送了一套書給他,打開一看,竟是收錄洪棄生詩作的四冊《寄鶴齋詩矕》!而且據許媽葵所說,這套書是從作者六十卷詩文中細心挑選出的菁華,只送給知己好友。或許是對同鄉拒絕佐藤感到不好意思,竟準備了這樣的賠罪禮!但說到底,若佐藤春夫不是此等身分,許媽葵真會如此周到嗎?而且透過這賠禮,洪棄生那不屈的氣節,終究是在與其意志無關的地方,以某種形式屈服了。
也就是說——
這套轉贈出去的《寄鶴齋詩矕》,實實在在地展示了日本人與臺灣人間複雜巧妙又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寄鶴齋詩矕》卷之一、卷之二封面。
(藏品/台灣漢詩資料庫計畫,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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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春夫收到的《寄鶴齋詩矕》,據其所說是六四裁型的大小。雖然說四冊,其實一冊不到30頁,即使四冊都疊在一起,也未必比現在市面上常見的書籍更厚。這四冊由南投活版社印行。在早有活字印刷的年代,洪棄生卻委親戚以毛筆抄寫,製成石板印刷,還以古典的方式手工裝幀,或許這就是作者的美學。
《寄鶴齋詩矕》書名頁。(藏品/台灣漢詩資料庫計畫,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至於內容,佐藤也給出了妙不可言的評語:「如同讀到用漢字寫成的波特萊爾詩集」。大正時的日本文人,姑且都有漢學素養,因此佐藤並不是不識漢文。即使如此,《寄鶴齋詩矕》的遣詞用句卻令他備感艱困,彷彿要看懂了,最後又停滯不前。這也難怪,其詩作密集的典故、罕用字像隨手一抓就撒出去,即使是受過充分教育的當代人,恐怕也會卡在漢字的迷宮中,無所適從。
說到罕用字,這裡有個趣聞,與前面提到的洪炎秋有關。其實,這位洪棄生的次子本名槱,字棪楸。《寄鶴齋詩矕》卷末寫「洪槱芸蘇參校」,表示書是經由洪炎秋校對的,芸蘇這兩個很好讀的字,乃是筆名。好了,各位親愛的讀者,洪槱棪楸四個字排下來,您會唸幾個字呢?後來洪炎秋先生改名,或許就是有感這高妙的名字並不實用吧!
會有這般名字,據說背後的故事是這樣的:洪棄生兄長的兒子出生時,要向政府報戶口,便寫下「洪名爾嘉」四字,意思是姓洪,名爾嘉,誰知道負責的日本警察誤以為名叫「名爾嘉」,說三個字很奇怪,硬是改成「洪名嘉」。洪棄生聽說這件事,就懷著刁難那位日本警察的心,故意給兒子取了難唸又難讀的名字。
在這位大詩人心中,或許「文字」就是抵抗、譏嘲他所不喜歡的日本帝國的武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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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有些人將洪棄生稱為抗日詩人。這稱呼是否吻合洪棄生自己的心境,筆者難以判斷。我是說,所謂的「抗日詩人」,究竟是詩人自己的主張,還是後世「抗日」宣傳塑造出來的?洪棄生厭惡日本、看不起日本人,這是事實。但無法認同日本、又無法認同中華民國,即使清國滅亡了,仍將清國的想像擔在自己肩上,在這海島上閉門不出。穿漢服、留辮,不准小孩學日語,小小的洪家,儼然成為滅亡故國的領事館——面對大時代潮流,他到底是懷著怎樣的心境逆流而上?而這份心境,真的是單薄的「抗日」二字所能囊括的嗎?
這是個謎團。
謎團的解答,或許就留在他的詩作裡。但在洪棄生故居已被剷倒、其名亦無人聞問的現在,解答或許已被挪到歷史的更深處,即使用盡力氣,也翻不到那一頁。
★作家小傳
洪月樵(1866-1929),名一枝,又名攀桂,字月樵。日治後改名繻,字棄生,彰化鹿港人。清治時代的詩作對於胥吏之貪贓枉法、剝削民脂、欺壓良民等惡政暴行嚴予抨擊,對政府的新舉措、舊制度,提出庶民觀點的直言批評,是勇言能言的時政論者。進入日治之後,徹底反對日本統治,參與武裝抗日活動,詩作對日軍、日政保持熾旺的批判火力,不因時代不同改變其一貫的作風。
★延伸閱讀
★觀測員簡介
瀟湘神 小說家,業餘民俗研究者。本名羅傳樵,臺灣大學哲學所東方組碩士,專長為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