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由青年轉「半成人」

2019/01/16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同樣是V字手勢,十年前顯得尷尬別彆,果然是懵懂和不安的少年;同一動作,現在懂得將掙扎放在心中,學會假裝鎮定。(其實V字手勢真的好不適合我……)
近期(網路生態而言,意指近一兩日)興玩 #10yearschallenge,十年前大約就是Facebook興起之時,在這個平台上,2009年的你或多或少也有些網路足跡。十年,對兒童、年青人、成人、中年、老人家來說,它的意義都是不同的。09年至19年,是我16歲至26歲的階段,由漸漸感受到公開試壓力的學子,走到跌跌盪盪人生的中途,在「半成人」的咸淡水交界。說是「半成人」,非指年歲,而是人生不像社會主流般開始穩定、循著既定路徑而行,而是繼續摸索(然後迷路)和碰撞,持續褪變(或迷茫)。這是個讓人掙扎的年齡,也是經歷過很多掙扎才艱難抵步的歲數。

15、6歲的我,大概中四左右吧,最大的興趣是打機以及打辯。網吧還是成行成市,放學或放假都會聯群結隊約戰;家中只有一台電腦,要打機,就要和哥哥輪流使用,甚至以計時器分段,每人一小時,間中更有因為時間分配的問題而爭執。升到中三要選科,學校沒有給予指引,最終我揀選了理科,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單純因為兩位哥哥都讀理科,書本好像可以重用,不懂時也有人教。最後書本沒有重用,哥哥好像也沒有給予甚麼指導,一個影響我在學幾年的決定就這樣不明不白、胡裏胡塗地作下。

辯論隊是我認識社會的窗口。到我漸漸長大,在大學、社會認識到更多來自不用階層的人,才發現每個人在不同地方、階級背景成長都有各自不同的世界觀。在屋邨成長,生活多是困在同一社區,在邨內遊盪總能撞到熟口熟面、卻又不知為何認得的街坊;尤其是在東涌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要「出城」,去到香港九龍或是新界的東、北部,都是新奇且少有,是有「大事」發生才會出行。參加辯論隊是我認識香港和世界的窗口,一如典型的「手停口停」、雙親工作的基層家庭,社會公義、普世價值的討論都不存在我的家庭教育。那時候我只不過被認定是「牙尖嘴利」,就加入了新關辦的辯論隊,在賽期高峰是日復日的準備比賽和資料。每一條辯題背後都折射著社會面貌,從搜集資料做起,便慢慢累積了對社會的認識,和漸漸建立自己的一套世界觀。那時候要討論三隧收費(對,這是個很久的議題了),我才知道香港人以「過海」形容由九龍往返港島的交通;討論最低工資,才知道香港人的收入差距大得咋舌。這些就像是看到井外的世界,發覺天空除了特定的藍,還有奇形怪狀、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就讀在深紅背景的親中學校,學校會每星期總會有一兩日升國旗奏國歌,推介讀物是「弟子規」,每年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大陸交流團可供參與,價廉物美,我也是這些交流團的常客。有些旅程非常深刻,例如曾到訪被喻為是「禮貌之都」的安徽廬江湯池市,在那人與人見面要90度鞠躬、吃飯時要儘量將食物吃光並將殘渣分類、自行清洗用具,城市寧靜、和諧,簡直是典範城市。假如我以為這個由淨空法師主導建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和諧社會示範基地」的文化氛圍是中國社會的常態,恐怕我也會欣賞這個國家的發展。

然而,我的確錯了。在小鎮的命運而言,的確是非常「符合國情」。自從習近平上台不斷打壓宗教活動後,曾稱「習近平是菩薩化身」的淨空法師也難逃一劫,最後被「封殺禁制」--於16年,天津市反邪教協會指出「淨空組織」因散布歪理邪說而被而嚴違反中國的宗教政策及法規,而被完全封殺。國家並不需要人才,它需要奴才,而且是只有根正苗紅的產物才能留下來。

那麼在16年後,湯池的文化變革結果如何呢?無從得知。我只知道,即便是最虛假的幌子,十年前使人感動的景色,即使重臨,亦再也不見。何況,十年後的我,由經常返回中國大陸「考察」、「交流」的青年,變成已被禁止入境、只能在深圳河以南眺望「神州」的政治敏感人士。下次再踏入大陸,一是「坐洗頭艇」,一是北方已生巨變。短期內,兩者相較,似乎前者更可能發生。

由十年前的無憂,到現在的過慮,由青年到成人,必然是一生變化最大的十年。身邊的社群、世界觀、人際網、技能、愛好……慢慢由累積變固定,由固定尋求突破。大學畢業以後,難找知心朋友;人在工作路途,難尋終身興趣。這十年來,我也由一直躲避鏡頭的害羞男,變到好像有些責任要承擔、對世界多了一點點認識的異見份子。希望人生的下一個十年,可以對世界、自己有更多一點點的認識,思緒更為澄明,路途更為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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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
羅冠聰
羅冠聰,24歲,香港眾志創黨主席,學聯前秘書長、常委,香港立法會前議員,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當選人。幾年在學運和民主運動的累積,成為了一個有獨特故事和感悟的人。 政治是走鋼索的技藝,步步為營,風愈猛烈、肩膀的負擔愈重,每一步就更要分外小心。沉穩、堅忍、專注,是我們在這個不安世代向前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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