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詞(04)-飛鴻雪泥

上篇介紹了東坡兩兄弟在考場上取得優異的成績，並讓當時的皇帝宋仁宗認為是宰相之才。而三蘇文名享譽四方！

二十六歲的東坡即將展開他的政治生涯，也踏上了他一生的追尋之旅：追尋儒家用世的理想，也追尋個人心靈的依歸與生命的境界。

嘉祐六年 （西元1061年），東坡奉命前往鳳翔述職（簽書判官），蘇氏兩兄弟，二十餘年的生命中，未曾分開過一日，如今行至鄭州的西門郊外，驀然驚覺，必須於此告別，東坡寫了首詩送給弟弟：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是東坡一生情感上想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人生有限，卻又必須不斷地面對離別，如何妥善安頓這情感，隨著東坡人生的歷練，會在後續東坡詞裡找到。

子由送哥哥至鄭州，返回京城開封，但手足之情難遣，就寫了《懷澠池寄子瞻兄》寄贈。得到弟弟的寄詩後，因而和韻，寫了《和（ㄏㄜˋ）子由澠池懷舊》

從汴京到鳳翔，路過五年前舊遊的澠池，再訪精舍，不料從前接待過他們的這位老和尚已經死了，埋葬於廟後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倆曾經題詩在上面的寺中牆壁也已頹壞，更無字蹟可循，東坡覺得人生變幻無常，不過如天上飛翔的鴻鳥，偶然在雪地上留下爪痕，一下便又各自西東飛散，了無踪影。還記得當年往澠池的崎嶇旅程嗎？路又遠，人又疲勞，驢子也累得一直叫。

嘉祐六年（西元1061年）十二月十四日，東坡到職。現任太守宋選溫文儒雅，敬重僚屬，使東坡頗有「幸遇」之感。

鳳翔府有兩大主要任務，一是終南山特產的木材，每年都必須將好的木材透過渭水運往中央，供皇室建造之用；二為鳳翔是對西夏邊防的主要基地之一，需負責軍隊的後勤補給。

不過第二年新太守陳希亮（字公弼）來到，其為人嚴肅不苟言笑，常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兩人相處不佳，帶給了東坡極大的煩惱。陳公弼待人律己甚嚴，嫉惡如仇，是位官譽甚佳的倔強老人，而東坡年輕氣盛，科場得意，自負才華，意見不同時，總愛據理力爭，新任太守對東坡所寫公文亦毫不客氣的刪改，對以文章自負的東坡甚難忍受，兩人關係緊繃。

一日，太守委請東坡為新建的凌虛臺寫一篇文章，節錄如下

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 ㄏㄨㄟ ˇ ）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邪？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其中有著譏諷之意。沒想到不苟言笑的老太守卻笑了：「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我平日嚴厲待他，是看他年紀輕輕就得大名，擔心他驕傲自滿，想挫挫他的銳氣，讓他敬謹處事，沒想到他還真的對我不高興啊！）」這位心胸寬大的長者，竟一字不改就請人將文章刻石立碑於凌虛臺旁。十多年後，經歷一場攸關生死的大風暴，謫居黃州，不再年輕的東坡與太守幼子陳季常成為至交，為早已過世的太守寫了一篇長長的傳記，頗自悔悟當年的少不更事，也藉此表達了他的深深敬意.

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形於言色，已而悔之。

鳳翔三年任期屆滿，宋有「磨勘」之法，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元月，東坡返京，召試學士院，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選，進入史館任職。宋設三館：集賢院、史館與昭文館，掌管典籍與管理圖書等。館職首重文才，一經入選，便為名流。

這是需要文才且具清望的職位，又能留在京師侍奉父親，讓子由可以放心的到大名府出任新職。兄弟倆的官途至此可稱平順，然而不幸的是這一年五月，東坡的太太王弗竟然病逝，年僅二十七歲，留下不滿七歲的兒子蘇邁。王弗夫人小東坡三歲，兩人結婚時，一個十九，一個十六，都正當青春年少。

王弗沉靜穩重，東坡坦直活潑，看似相反的個性卻正好相輔相成，兩人的感情極為深厚。東坡官於鳳翔時，王弗一方面對少年成名的丈夫滿懷崇拜，一方面也深知他性情率真，待人處事有時不免糊塗，因此，她經常細心的留意丈夫的行事舉止，觀察來訪的客人，事後幫他辨析人情事理，並及時給予他適當的建議與忠告。對年輕初入仕途的東坡而言，這樣的夫人是愛妻，也是可以信賴的好友，他欣賞她的「敏而靜」，更佩服她的有見識。如今這幸福的婚姻竟意外的結束，怎不令東坡悲慟！無怪乎十年後，當他面對政事紛擾有心無力時，會夢見這聰敏體貼的妻子，寫下了深情哀婉的詞篇 《江城子》

而妻子的喪事還沒料理妥當，隔年四月，父親蘇洵竟也因病辭世。悲痛的兩兄弟護送父親與王夫人的靈柩還鄉，並遵禮在家守喪。喪期既滿，三十三歲的東坡於該年冬天再婚，娶的是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閏之。閏之小他十二歲不似堂姊聰敏，卻溫婉樸實，善於料理家務，且對待堂姊留下的長子一如自己日後生下的兩子，皆疼愛有加。她將陪伴東坡走過二十六年的歲月，與他共度宦海中的起伏榮辱，讓他面對風雨時，身後永遠有一個寧靜溫馨的家。

神宗熙寧元年（西元1068年）十二月，東坡兄弟攜同家人再度離鄉赴京，祖墳田宅皆委請堂兄弟與鄰居好友代為照管。只是這一次離去是東坡與家鄉的永別，從此，他東飄西盪，宦遊大半個中國，卻再也回不了家鄉。而他始料未及的是此去京師，等待他的將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暴，自己後三十年的人生將不得不與之緊緊相繫。

神宗還沒即位時，就已關注國事已久，深知民窮財困、軍政敝弛，因此有志於富國強兵，且深刻了解過去的執政者皆非其人。因此即位後，立刻試探主要大臣如文彥博與富弼，而這些老臣無法提出令神宗滿意的答案，神宗苦悶之中，想起「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

當時的王安石是一位聲望非常高的地方官，主因是王安石對於朝廷提供的官位一律拒絕，而與他接觸過的朝廷重臣如韓琦與司馬光等，都非常佩服他的品德與學問，由於當時官場上大家都爭名奪利，像王安石這樣耿介自重的人實屬罕見，國之大老如韓琦、司馬光等皆視為「聖人復出」，非常敬重。

於是神宗召王安石討論天下大勢，之後上書論曰：「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維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這番話對亟欲有為的神宗，發生了極大的作用。

神宗對於當時保守的政風及老成的舊臣頗不認同，但對王安石變法的新論非常滿意，因此起用王安石，而王安石的新法確實也正符合當時局勢：西北有契丹等外患，雖無戰爭，但每年的獻金是個沈重的負擔，而國內承平已久，官員們皆安於無事，國庫空虛，如不及時求變，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因此變法之初，群臣莫不寄予厚望，但王安石自視甚高，個性固執，滿朝官員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因此開始出現反彈的聲浪。由於神宗的信任，群臣也慢慢不表達意見，行政機關只剩下王安石獨攬大權。蘇氏兩兄弟於此時還朝。

隨著新法推行，反對的聲浪逐漸加劇，終於爆發了「新舊黨爭」。熙寧元年，神宗召學士會商郊祀，由於國用不足，司馬光於王安石在皇帝面前爭論開源節流的理念，司馬光主節流，而王安石認為節流無益，當開源。於是王安石成了革新派的領袖，司馬光成了守舊派的代表。

當時反對新政的元老舊臣如張方平、富弼、司馬光等，都很器重東坡的才華與人品，更欣賞東坡對時事的議論，乃因東坡基於傳統儒學，比較守舊，而政治思想，認為道德是人性的根本，所以道德與政治是相輔相成，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新政是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但卻加上了一個道德的框架，這當然是神宗與王安石不願看到的，畢竟道德風俗的更化，不是短時間能看出成效的。也因此東坡就被貼上舊黨的標籤。

熙寧二年實施「青苗法」再度引起朝廷內外的反彈聲浪。所謂「青苗法」是政府拿錢借給農民，利息二分，春天準備開始耕作的時候借出，秋天收成的時候還錢，本意是希望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救濟農民。但執行起來卻變成政府增加國庫的工具。原本朝廷立意是青苗錢的貸款是「取民情願」，而許多地方官為了績效，開始強迫人民借貸，又使貧富相保，導致貧者還不出錢而流亡，富者破產，因此地方官每日忙於逮捕欠錢的貧戶，官衙裡滿滿都是鞭打哀嚎的聲音。

這些地方的狀況傳到神宗耳裡，一日神宗問安石：「地方有出現強迫人民貸款的事情。」安石對曰：「如果是人民自願貸款，又有什麼關係！」王安石如此固執且強詞奪理的行徑，許多大臣開始求去，前面提到的富弼、司馬光與張方平等，陸續離開京師，蘇轍也離開京師去陳州任學官。弟弟的離開更讓東坡覺得孤單，當年意氣風發初入仕途，認為「致君堯舜，又有何難！」如今面對政治的波瀾，不禁滿懷失望，但也無處訴說，當年與弟弟的夜雨對床之約，又何時可以實現呢？

司馬光離開京師後，定居洛陽，開始編資治通鑑。

讓東坡決定離開京師的是有人誣陷東坡當年父喪扶靈柩回蜀的路上販運私鹽，當時鬧得沸沸揚揚，而東坡苦無反證以自明，只好靜待調查，最後查無實據，東坡即乞請外調。當時神宗批出：「與知州差遣。」（即地方首長的職務），被中書省擋下，後來神宗改批東南第一大都會的美缺：「通判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