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需要国家？

大约是一周前吧，我在Youtube上看台湾媒体有关于大陆不参加今年金马奖的节目。不知怎么的，我的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甚至于到了嚎啕大哭，无法停止的地步。

这些泪好像无关乎于电影，无关乎于国家，只关乎于人类个体。我为群体之间缺乏意义的互相斗争而感到伤心，为这种互相仇恨而感到悲观，为双方都义正言辞地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而感到绝望。

这个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处于同一阶级的群体，还要让它更糟糕一些？

趋利避害本是人的本性，但我们却为了某些狂热的理念和主义去伤害自己，当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想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热爱，比我自己预估的，还要多得多。

我想我应该表达出自己的一种观点，一种真正站立在我们这些普通个体中的观点。

斗争从来都不是伟大，我们只有在必要的时刻，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刻，才会选择斗争；我们只有在漫漫长路已经再也望不到尽头的时候，选择斗争；我们只有在人民受苦受难，必须要被解救的时候选择斗争。

如果斗争搞错了主体，如果斗争变为了意识形态之争，如果斗争变成了种族、民族主义，那么，斗争的意义何在？

提及中共，必提及暴力和谎言；提及台独、港独，必提及愚昧与疯狂。

真实的世界如果真的可以简单地进行划分，那么一切倒是好了。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

现在是否真是到了天下无道的时候了呢？我以为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尽管人做事情的动机，很难以被他人所理清。但人做事情，总归是需要动机的。

我在互联网上见过非常具有倾向性的言论，将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描述为一场人格之战。

我看见一个屁股歪得如同村上春树那番言论一样的人，无视于任何客观物质，凭借着主观臆想来看待与他对立的一方。

“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我看见每个人都高举着一把火炬，这把火炬好像长了眼睛，你想要看到什么，他就给你照出什么。

是的，这就是我们如今，时代的困局。

曾经我很喜欢一位作家，叫做马健，他的行文颇有特质，但却因为某一年的运动，站在鸡蛋的一方而不得归家。

现在我却十分厌恶他，我不是厌恶于他的立场，这些人其实无所谓立场，他们的唯一共通点就是反对中共。

我像厌恶所有现时现日仍然在创作伤痕文学的作家一样厌恶他。

我像厌恶所有不能像王小波一样用多重视角去看待已经发生的错误的人一样厌恶他。

我像厌恶所有假装受到迫害的人一样厌恶他。

是的，马健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他以中国这两个字为生，以反对中共为生。一旦他不这样做，他就灵感枯竭，写无可写了。

纵观其作品，从《肉之土》到《中国梦》，他已经陷入了自我的一个陷阱。

《肉之土》写普通人麻木愚蠢，《中国梦》写官场糟污。

难道，我们这些普通人民，就是那么愚蠢吗？我们就都是植物人？都麻木？都他妈是弱智？

事实上，对于这种数载未曾深入到中国之中的人来说，你怎么去写中国的事情？

你对中国的认知，无非就是基于互联网上流传到海外的糟污而产生臆想。而我可以有非常大的把握说，你所知的还不如我在小小的街头理发馆中聊半小时的天所获得的东西来得多。

那么，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确实的根据，说自己是一位和普通人站在一起的人？有什么确实的根据说自己识得所谓的人格？

这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们，凭借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卖弄着自我感动的文字，于是乎应者无数。

我看见我所珍视的文字被用作这样的用途，心中是何其悲凉？

曾经我也是这样不堪的种群中的一员，我记得和一位朋友说到朝鲜的时候，不自觉地就套用上了网上得来的信息，被其十分厌恶地驳斥了回去。

现在我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未曾有资格谈论朝鲜，因为我连实地也没有去过，我怎么谈朝鲜的人民和生活？

你要是想和我们这些普通大众站在一起，那么就不要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去看待我们，你我都不是圣人，都是活生生的人，都会喜怒哀乐，都有优点和缺点。

知识不能评价一个人的优劣，见识也不能。

我在此时此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的最优选择，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一条解救我们自身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绝对正确，仅是在我目前的认知里，它们是唯一不对我们这些普通大众施加迫害的东西。

如果真的存在，有人提出更好的东西，能够更切实地和普通大众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更好的东西。

像另一位我景仰的作家高行健，就做得很好，从《一个人的圣经》之后，他便不再靠那些所谓伤痕来反哺自己。

他也再没有写过小说。

你写给谁看呢？我们的大众根本接触不到，写给西方人看吗？那你要不要曲意逢迎？要不要投机？

你又接触不到真实的中国，倒不如回归到为人的纯艺术之中。

“再说，你还从来没当过英雄，从来没为民众的事业奋斗过，从来没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词为之代言。你还要说，你离权力和大众都一样远，即使人把什么责任委托给你，你立马退还强加给你的那人，不管多大的权力和义务，你一概拒绝，何况，从来也没有领过这样的委任状。”

我认为，在《叩问死亡》中的这一段是非常有力量和道德的，那些渣渣呜呜要在远离中国的地方自我感动地想唤醒谁，想证明自己在为什么伟大事业奋斗的人，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理由，而远离了中国的现实世界，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成为了伪命题。

现在，就回到了一个最为致命且晦涩的问题上来了，我们为何需要国家？

于我看来，目前所有事态的发生，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意义上的理解来说，国家就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可以使得个人或集体利用它来对其它的个人或集体进行暴力或暴力威胁，从而能够对其它的个人或集体产生强制性的控制。

国家是施行权力的最好工具之一。

现在我们又要去看待权力，实质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就剖析过一种常见的关于权力的极端谬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追逐权力。

例如，我们帮助他人，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是想通过施以恩惠这种方式对他人进行掌控。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学习语言，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运用了自己的权力，强制性地、暴力地将自己的愿望施加给了孩子，从而使得他们失去了所谓的自由。

我们怎样看待权力，大部分时候决定了我们对于国家的态度。

国家从它一开始诞生，就是一种暴力工具，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但是大部分的人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香港这件事情，权力制度和权力机构都没有崩溃，那他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发生，在没有基础条件的环境下，那么我们就可以思考，是不是有另一股想要为了追求自我绝对权力的力量介入，才使得它得以成型呢？

没有任何暴力工具能够真正地符合我们的心意。

我们所作的，无非是从一个政府换到另一个政府。

从被一个暴力工具控制而变成被另一个暴力工具控制。

核心诉求是自由。

但自由这个词语，是非常难以解释的，若不是处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之下，自由的边界可以无限发散。任何想要用单一词语来表达自我诉求的想法，最后都会陷入于类似权力的悖论之中。

在理论上，很多人的想法中，中共就属于不自由，摆脱中共就意味着自由。

以及，所谓的左右之分，左右在政治层面上或许有意义，但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路上有一个坑，甲直接把这个坑填了起来，但是是因为甲的儿子掉进了这个坑里受了伤，所以甲才直接把这个坑给填了，如果儿子没有掉进去，甲永远也不会对这个坑有什么动作。而同样的一个坑，乙是考虑到其它的人有可能会掉进这个坑，所以采取了行为，但他没有填坑，而是用一块木板把坑给盖了起来。

那么，甲和乙，谁是左，谁是右？

于是乎我们可以明白，左、右之争，在当前世界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了意义。

我不在乎左右，我也认为自己没有左右。

但乙是为了他人个体而想要解决坑的问题，尽管方式有待商榷，不过，其做法，人道的做法，看起来似乎要显得有道理一些。

左右不能解答我们为何需要国家。

事实上，在中共统治下的，或者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自由确实被限制了。

在计划经济的体系下，政治权力被无限地集中于专政集体手中。计划经济崩溃以后，政治权力没有从专政的集体中被分散出来到人民个体手上。事实上，资本家的权力被市场经济所增强，这样就导致了许多人觉得，我们国家的“特色社会主义”，远远不如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

一方面，人民没有享受到本应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因为资本照样获得了权力；另一方面，专政集体即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却一点也没有放松。

这样，就使得我们受到了双重的暴力压制，使得抵制情绪日益增强。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更加自由，人类的个体的生活好坏，不应该依靠比烂来进行比较。

目前最大的矛盾焦点，其一在于言论管制，这种言论管制，正是兴起于各式各样的斗争活动。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标，以及实现目标后的权力分配问题，将文字当作了一种有效力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目标而形成。

当权力分配的问题趋向于平稳之后，为了尽快地实现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终极搏斗”，又犯了一些专政集权上的典型错误，即路线不是由向着人民的一面而行进，而是走向了异化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

这些错误也变成了不能提及或是只能在专政集体内部审视的错误。

脱离了对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人道主义之后，我们的某些自由荡然无存。

一切质疑当前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图谋不轨的，都被认为是损害了社会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纯洁性。

可是，就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没有任何集体是具有不可质疑的正确性的，这种强调自我正当性的行为反而成为了一种心虚的表现，脱离了客观现实。

于是乎，关于我们的国家，即关于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集体，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敏感的东西。

这些东西并非不为普通的民众所知，实质上互联网的诞生，决定了信息流通会变得方便和迅速，也决定了对于历史的遮掩和言论的高压管控，成为了伪命题。

在另一方面，这种欲盖弥彰、收效甚微的言论管控，没有起到稳固无产阶级专政集体地位的作用，却在海外造成了极大的错误影响。

“中共统治下的人民就是又聋又哑的傻子“，我相信不止是很多的海外人士，而且连很多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这样认为。

可是现状呢？真正地存在于中国互联网内，以及中国社会内的现状是什么？

根据我粗略的调查，存在相当一部分的群体，他们热衷于在互联网上以各种各样的变式谈论政治、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等等问题。

但是这部分群体的认知是相当欠缺的，没有扎实的阅读和思考作为支撑，大多数时候仅仅只是用名词来作为自己的护卫。

这部分群体与一些现代社会新诞生的群体——宅男，又有相当大的交叉。

缺乏实践能力，缺乏认知动力，是他们最大的缺陷之一。

但他们的存在也说明了，互联网是一种足够有效的工具，使得言论管控成为一纸空谈，我们的嘴巴关不上，我们的耳朵也并不聋。

但我们必须谨慎地发表对于中共的言论。

因此，问题的核心，其实又不在于言论自由，而是在于谈论中共这件事上。

所以，香港或者台湾地区的人民，会担心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如果这种言论自由，是指的随时随地、毫无根据地谈论中共的话，我认为这种言论自由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不可能实现的。并且这种言论自由的争取，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缺乏意义。

我们更加应该探讨的，不是有关于中共，因为有关于中共的东西已经被谈烂了，却因为可笑的言论管控而在海外成为了好些人的发财树，这大概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我们应该探讨的，是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集体对于文艺作品的干预，对于媒体的干预，对于娱乐的干预，对于人民精神需求的干预。

这些干预是无关乎政治的。

比如说：外国名词必须强制性地在公共媒体上转化成中文；“死“这个字要么出现必须打引号，要么就不要出现；性行为的提及对于青少年是有害的，最近性行为被换成了早恋；”血“不能够是红色的，这会造成对于青少年的暴力刺激。

我以为，这些荒唐的东西才是真正地背离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即用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压抑人民的个性，强调共性，忽视了人民个体不同的需求。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才会不断地出现。

这又是另一种掩耳盗铃，实质上，在我们这些普通人民内部，那些被中共认为有害的、污染性的东西，照样大肆流通，且有愈演愈烈之态势。

我们的需求和利益，没有机会被表达。层层的机构，和一小撮所谓的专业人士，把控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最近中共强调文化自信这个东西，但所进行的管控行为却显示出一如既往的不自信。

所以，当言论自由这个名词被香港、台湾的反对力量仅仅肤浅地停留在信息流通、以及自由地对中共提出批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代表人民的意志，这只是代表一些对于政治权力极度饥渴的群体，以及一些脱离了中共这两个字就没饭吃的人。

因为信息流通、对政府提出批评，这并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和平台，去进行这样的事情。

对于当前的中共来说，对政府提出批评是可行的，但是不能够涉及到执政是否正确。在市长信箱和政府公共信息平台，我们可以就政府所进行的种种措施去进行批评、建议和咨询，政府的各个部门被限定在十五天之内给出相应的回复。

进步是有的，虽然比较缓慢，也不能够涉及到最终极的核心问题。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下，提问执政是否正确，是缺乏意义的。

因为从斯大林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偏离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质疑执政正确性，就是在质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确性，尽管马克思已经告诉了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说，自由资本主义是正确的，是民主的，是人道主义的。

阶级依然存在，而且有越来越稳固，越来越不可逾越的趋势。

包括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造就了一群又一群的资本家。近些年，从互联网诞生开始，利用这种新兴的、蕴含无限利益的工具，我们经历了从电子虚拟经济到网红经济的多重诱惑。资本依靠这种工具将越来越多的人拉入它们的共同体，这无疑是一种更加严重的异化，所谓“意见领袖”的出现，更是将人类世界分割成了划地争斗的帮派世界，我们渐渐淡忘了阶级问题，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现在的生产关系下压榨、剥削我们每个人的阶级问题。

但我们有的人将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简化为经济关系，将阶级问题简化为经济问题，将出路定义为钱的多寡。

这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数量是有限的，否则就无可剥削。

现在的资本家因为时代的进化，找寻到了一种更好的办法，即现代化的层层剥削。

他们吸纳下层阶级的个体，给他们一种有望成为资本家的假象，而实质上只是一种附庸，这样，他们就拥有了一群忠实的奴仆，以便于扩大自己的剥削，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我们需要一种彻底的结构改变，建立在非人道的改良资本主义上的异化马克思主义是难以到达这个目标的，因为资本不会允许有人来挑战生产关系的。

因此，讨论到底是中国、美国，还是英国，从权力到自由，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时现日需要国家，到底为什么需要国家？

我们可以质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自己到底是否存在无休止的欲望，是否有过伤害他人的想法，是否对这个世界感到过绝望，是否有不为人所知的阴暗面，以及，是否渴望权力，我指的是控制他人的这样一种权力。

国家，作为一种暴力工具，除了统御我们之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压抑人本身的混乱和欲望，以暴制暴。

集体政治权力的消失，我们的国家曾经真实地演绎了一次，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单纯就其中人性的异化来看，就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旦人脱离了某种管制，我们的欲望会无限膨胀，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更加猖狂地追逐权利。

就日前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反中情绪来看，人类同样地，毫无二样地重演了这一境况。

反中，其实是反中共，反中共，又被有意识地引导向了反对中国大陆的人。

我不管所有的共产党在最后发生了什么异化，有怎样可憎的面目和结局。

共产主义在最初，确实是人道的，是没有种族主义似地将个体与意识形态等等联系到一起的。

但是反中，反到最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反什么。而脱离人道主义的反对，显然就和一些激进的异化共产主义分子是打着同样的算盘，是为了争夺权力到自己的手上，而不是将这些权力发放给人民个体。

脱离人道主义的任何行为，都谈不上人性可言。

所以我在前面说了，一些知识分子凭着对中共的仇恨，以为自己肚子里有两滴墨水，就跳出来说一些慷慨激扬的陈词，这是弱者的行径，只有弱者才会陷入到自我感动之中。

他们有资格讲什么人性？一场运动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发起的？人民大众所真正需要的自由是什么？是靠着被夸大渲染的反乌托邦社会和红卫兵时代来佐证的吗？是自由地攻击中共吗？

对于人民大众的看轻，这是令人不齿的。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互联网并不等于现实世界，你所看到的，也只是互联网的沧海一粟。

所谓的被鄙夷的”红小将“群体，他们大多数并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认知可能会有不足，不过谁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徒，认知不足，是有救的。

但是轻易地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群体做出判断，并试图设想出一种恐慌性的现实，我认为这种行径的恶劣性就是很严重的。

凡是要在我们同一个阶级里造成分化的，用可笑的词语来拉帮结派的，诸如什么“拆尼日“、”战狼“、”红小将“，除了宣泄自己内心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认知所带来的蔑视感，还能有什么用呢？

这只能够让大家的认知共同进步的这一目标越来越远。

关于这些人的动机、目的，我不太清楚，也不想清楚，其所表达出来的歪屁股立场，将香港、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人民割裂开来，将同一阶级进行再次分化，煽动纯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巴不得经济、文化、政府等等所有上层建筑全面瘫痪。

这就是他们所想要的“新生”？还是要再造另一个“中共“？

曾经发生过的一次学生运动，“六四“运动，已经清楚明白地显示了，处在一种有可能得到集体政治权力的队伍顶端，谁也没有办法摆脱人性的异化。时处于顶端的人，现在仍然好好地活着，我们需要深深地记住，他们是靠着学生的血，学生的尸体来供给自己的生活，并且直到几十年之后，还是这样。

我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还抱有期望，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以我目前的认知，再找不到另一个有期望的地方。

尽管我对于文化、娱乐方面近乎粗暴的高压管控感到苦恼。

但我们需要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有机会甩掉资本主义的国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其它地方不是资本主义的吗？

尽管中国目前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式的集权国家，但是最为渺茫的机会也存在于这里。

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它也感受到了一种威胁。

这种威胁，一方面是出于霸权地位动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种渺茫机会所实现的可能性。

谁也知道改良是无法成功的，我们也改良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没有谁乐意苟活，我们也不可坐以待毙。

现如今，除了上层资本阶级的人，根据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广泛、确实的调查，大多数人都清楚于资本的罪恶面目，都清楚于企业的剥削本质，都清楚于权力的虚伪面目。

并且这种抗议的声音正越来越响亮，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它的地方或许毫无作用，或许资本主义会割舍掉自己的一点利润来换取更大的剥削。

但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我们正处在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剥削的二重奏阶段。这不同于前苏联，亦不同于俄罗斯，更不同于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需要谈论意识形态，不需要谈论左右，抛弃掉这些晦涩的哲学。

我们需要坚持的哲学即是人道主义，即是强调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自我意识，强调我们每一个个体在历史进程上的主观能动性。

反对的浪潮越汹涌，我们的共同认知便会更加进步。

积累这种认知，并且不断地用这种认知在自己所处的行业中实践。

忘却掉暂时的失望，忘却掉绝望的世界，忘却掉必须的妥协，忘掉自我感动，踏实地认知目前艰难的现实，踏实地进行实践。

一旦这个社会中，从建筑到文化，处处都漫布着人道主义的产物，处处都体现着为人类个体所考虑的事实。

事实上，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渺茫的机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现代性的时候，它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用清除异己和群众运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是有可能会利好于人民的。

并且，这种决定是很难与资本挂钩，权力占据了主要因素。

例如，建筑行业最近几年所兴起的，由国家决定所推动的“厕所革命“，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假如我们有可能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集体中，即成为官员，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这种决定的做出以及下层的实践中起到影响。

假如我们不能够成为官员，我们也有机会在实践中贯彻人道主义的决定，我们也有机会通过一些影响力来广泛地传播这种决定，使我们的广大人民自身来认知到这种决定的好处。

那么，这种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一场自发的革命，社会结构的彻底洗牌。

不要一开始就从经济、市场、公私有化出发，这种改良最终只会走向资本主义，走向被重复剥削的现实。

这才是我在目前自己有限的一点认知下，所思考出来的最确实的一条道路。

在如今。

一地鸡毛似的争论，意识形态斗争，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这些人民大众来说，都有害无益。

在我自己的行业，找到机会，我就会不断地进行实践。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也会不断地总结经验、重复思考，以辨证的方法将自己的实践进行下去。同时也不会停止写作，以便于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错误，从而在思想层面上纠正它们。

我一直以为，《德道经》是一本极好的读物，是完全人道主义的，也是既可以强调集体，也可以强调个人的，同一篇，可有双重的理解。

《德道经》也是我主要的思想养分之来源。

那么，就以《德道经》的治邦一节，作为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