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人權有絕對及相對權利之分，絕對權利是沒有討論空間的，例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下稱《公政公約》）的第7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斜眼看侯友宜)，或第8條「任何人不得使充奴隸」就是絕對權利，在這些條文的前後你不會看到任何條件對這個權利加以限制，所有情況下這些權利都適用。
而言論自由屬於得以限制的相對權利，《公政公約》第19條跟第20條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條件有4項：
（1）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得以限制；（2）為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得以限制；
（3）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
（4）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
簡單來說，基於彼此尊重、國家安全、防止戰爭及族群平等等等原則下的言論才能享有言論自由保護，這才是世界的主流看法，而統戰言論符合這些條件嗎？
第1點，如果你認為民族自我認同是一種權利，那主張統一顯然妨礙了台灣人自我認同的權利；第2點更明顯，主張與另一個國家統一，當然有國家安全上疑慮；第3點，面對不時以武力威脅台灣，甚至口口聲聲不惜一戰、不放棄武力統一的中國，主張統一可能也有鼓吹戰爭的嫌疑；另外，如果你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主張統一也可能涉及到了第4點中的鼓吹民族仇恨，導致構成（如中國人對待維吾爾族般地）歧視、敵視或強暴甚至消滅民族主權的問題。
照國際公約的標準，中國統戰言論似乎難以躲在言論自由的保護網裡頭。
而試圖用言論自由替統戰言論辯護當然也有理論基礎，許多人會舉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彌爾為例，約翰彌爾認為除非有明顯、立即性的危險，否則任何人都不該干預言論自由，主要原因是：沒有人有權判斷是非，也就沒有人有能力訂下言論自由的界線，因此保持最大的言論自由我們才能詳實地討論，終究會使結果「利大於弊」。
而這套理論放在現在還可行嗎？試想當你遇到一個性別歧視者，主張女性沒有工作權，應該乖乖待在家帶小孩，或是遇到一個種族歧視者，主張黑人不應該享有平等使用公共設施的權利，你認為該用法律限制這樣的言論，還是認為這也是言論自由的範疇？這在全世界都是難解的問題，英國、德國都有相關的禁止歧視言論的法律，但也有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定不得以法律禁止言論自由的例子。
不過，有一項前提是確定的：當你要使用這項理論時，首先你要知道，約翰彌爾或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之所以給言論自由這麼大的空間，是基於效益主義的立場，相信真理是越辯越明，透過彼此的討論與激盪可以使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同意政府得以限制部分言論自由，那你就必須自己挺身而出，透過言論來保護你身為台灣人的權利，捍衛你的國家安全、你的反戰爭、反民族仇恨等等主張，必須透過說服，凝聚起台灣人反統戰的共識，絕不是看見統戰言論還笑笑地說「這就是言論自由」而不駁斥，否則，不但達不到效益最大化的效果，反而是侵害了我們自身的權利。
在法律限制與言論自由之間的界線並不是一定的，但你要享有更大言論自由的同時，必定就要負擔起更大的責任，同樣的，你要降低自己保護權利的負擔，那就要割讓一部分的權利給政府，讓政府來執行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也承擔政府可能濫用權力的風險）；對不願接受中國統治的台灣人而言，面對統戰言論就該勇敢駁斥，否則就是接受政府以法律限制，像是名列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的吳斯懷，既然他要強調自己對中華民國的忠誠不能質疑，那他就應該勇敢駁斥統戰的言論，抑或是接受法律限制統戰言論，而絕不是如同現在這樣，既反對法律限制，又對統戰言論默不吭聲，台灣人沒那麼傻，誰都看得出來，這種實際作為就是為中國統一作馬前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