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47 @ 20190724 愛爾蘭共和軍，安樂死與宗教習慣法，價格雙軌制的世界，秩序與安全的來源。

20190730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47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布時間：2019年07月30日

整理者：三馬兄

*感謝xqmxqm對愛爾蘭相關段落的校對

[00:00:01]主持人：這個禮拜我想跟您討論愛爾蘭共和軍(IRA)。在二十世紀初期愛爾蘭抗英爭取獨立的鬥爭當中，新芬黨(Sinn Féin)議員在1919年自行宣布成立愛爾蘭共和國的臨時政府，他們自己的民兵就是愛爾蘭共和軍。您在2017年10月11日的民族發明學講座講到愛爾蘭，那個時候是討論愛爾蘭比較中古和古代的歷史，在最後只有稍微提到一下愛爾蘭共和軍。可不可以請您稍微再展開講解一下愛爾蘭共和軍的組織系譜和歷史影響？在這個地理區域裡面的居民認同、分裂和建國的過程，是不是有值得香港愛國者和臺灣愛國者參考的地方？

[00:00:48]劉仲敬：愛爾蘭共和軍不是一個東西，而是很多個不同的東西。叫這個名字的組織，彼此之間是沒有連續性的。現在的愛爾蘭共和軍是1969年以後的産物，跟約翰遜總統那個時代(1963~1969)的愛爾蘭共和軍不是一個系統。現在的愛爾蘭共和軍，實際上是在統一愛爾蘭已經失敗以後才重新産生出來的一個特殊團體。它主要的鬥爭對象與其說是英國人，不如說是愛爾蘭共和國。愛爾蘭共和國的建國理想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愛爾蘭，但是實際上造成的結果是南北愛爾蘭的分裂。到了一定程度以後，它如果要堅持民主的原則就非得分裂不可，要堅持統一的原則就不能民主。因此，現在這個愛爾蘭共和軍是一個邏輯上不能自洽的組織，在南北愛爾蘭都完全放弃了爭取民衆支持和議會選舉的可能性。而且愛爾蘭共和國和英國又不是佛朗哥的西班牙那樣可以假定說你只能够這個樣子，因此它不可能像是巴斯克人(Basques)那樣自行再重新轉型爲政治組織。

[00:02:05]新芬党和愛爾蘭共和軍在二十世紀初葉是一回事，但是在二十世紀末葉就不能說是一回事了。二十世紀初葉的新芬黨在愛爾蘭獨立以後就衰落了，演變成現在愛爾蘭共和國的各黨派。現在的這個新芬黨主要是北愛爾蘭的，它實際上是北愛爾蘭天主教社區的黨派，在南愛爾蘭只有很少的支持者。它跟歷史上1905年的那個新芬黨也沒有什麽關係。1905年的新芬黨是以都柏林爲中心和海外流亡者爲中心建立起來的，在當時的北愛爾蘭幾乎沒有勢力。而現在的北愛爾蘭之所以産生出新芬党和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是出於選區政治、爭取北愛爾蘭的天主教選民的結果。大部分天主教選民是支持新芬党和社會民主工黨的，而新教選民支持阿爾斯特統一黨(Ulster Unionist Party)和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

[00:03:00]新芬黨在愛爾蘭共和國得到的選票是很少的，因此他們和現在的愛爾蘭共和軍是極其孤立的組織。六十年代他們主要的資金和訓練實際上是來自巴解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和卡洛斯(Carlos Marighella)之類的人。在冷戰結束以後，過去曾經支持他們的那些團體不復存在了。這些人主要是出於給英國和愛爾蘭搗亂的目的才支持他們的。他們進入和平進程跟猛虎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有相似的理由，就是說很難指望外部的支持了。而社區的支持在地方選舉中已經顯示得很清楚，是很難流入他們手中的。

[00:03:39]但是二十世紀初葉的新芬黨是不一樣的，二十世紀初葉的新芬黨本身是一個跟滿洲帝國末年的南社差不多的知識分子組織。大部分成員都像是流亡巴黎的波蘭知識分子一樣，他們都居住在歐洲大陸的天主教國家或者美國，很少有人居住在英國和愛爾蘭。居住在英國和愛爾蘭的有另外一些黨派，最强大的就是愛爾蘭國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這個黨在英國國會中間跟自由党結成聯盟，依靠自由黨的支持，搞憲法內的愛爾蘭自治。當然，愛爾蘭天主教的大部分選民投給了愛爾蘭國會黨。新芬党是知識分子的黨派（如果它還能算一個黨派的話），它更像是南社。如果黨派的意思（就英國來說是經過張伯倫時代的選區組織以後）指的是爭取選區選民的政治經紀人公司，那麽二十世紀初葉的新芬黨幾乎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在文學史上有相當大的價值，因爲它的成員大部分都是流亡知識分子。

[00:04:59]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是極少數人進行的，跟都柏林的大多數天主教居民沒有關係，在愛爾蘭各地也沒有任何支持者，但是它爲新芬黨爭取了很多同情票。新芬黨的勢力始終是在海外大而在國內少。1922年的愛爾蘭獨立使新芬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就迅速衰落了。然後接著有幾十年，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曾經很想支持愛爾蘭獨立，但是愛爾蘭却沒有一個可以跟英國作對的政治組織。直到1960年代，巴解組織和國際恐怖主義開始興起，他們的幕後支持者當然仍然是克格勃和北朝鮮，這些人又把新的愛爾蘭共和軍扶植起來了。

[00:05:45]二十年代以後，英國的地方議會（這是大衆民主化的結果之一）導致了北愛爾蘭議會的成立，北愛爾蘭議會的成立逐步演化成爲今天北愛爾蘭的四大政黨（阿爾斯特統一黨、民主統一黨、新芬党和社會民主工黨）割據的局面。這四大政黨就像有些人說的波士尼亞一樣，它與其說是政黨選舉，不如說是人口普查。例如在七十年代，實際上真正的競選發生在民主統一黨和阿爾斯特統一黨之間，它們要爭取同一批新教選民。而社會民主工黨對天主教選區的統治跟同時代的全國團結黨(National Unity Party)對北塞浦路斯的統治一樣，是沒有任何挑戰的。就是說它實際上是唯一政黨，你要麽不去投票，要麽就只能投它的票。沒有任何人認真考慮投新芬黨的票，因爲沒有人高興被人看成是暴力分子，願意被人看成暴力分子的根本就不肯在社區安家。所以實際上北愛爾蘭是只有占多數的新教選區才有政黨競選的，天主教選區只有一個投票率高低的問題，就純粹是社會民主工黨的天下。

[00:06:54]愛爾蘭共和國獨立以後，南愛爾蘭內部的政黨鬥爭就變得歐洲化了。原先的知識分子黨派在過渡時期 — — 1848年綜合征的時候認爲自己是極其高明的，然後迅速喪失了所有影響力。一般來說，在海外的愛爾蘭人是很容易變成法國人或者美國人的，像法國總統麥克馬洪(Patrice de MacMahon)就是愛爾蘭人，而美國的愛爾蘭人和澳大利亞的愛爾蘭人更是多到不可勝數。他們以後很快就變得不是愛爾蘭人了，他們存在的時間是非常短暫的。

[00:07:27]“新芬黨”這個名詞是二十世紀初葉才産生的。以前的愛爾蘭人大體上講是作爲斯圖亞特黨人來反對漢諾威王朝的。雖然他們在斯圖亞特王朝的時候也是反對斯圖亞特王朝的，但是在奧蘭治家族上臺以後他們就打出斯圖亞特王朝的旗號來反對奧蘭治的王朝。在拿破侖戰爭以後，舊的政治邏輯失去了意義以後，新芬黨才在美國和歐洲大陸的愛爾蘭流亡者社區中間興起。但是那個時期的新芬党其實沒有什麽真正意義上的武力，他們不是現在定義的恐怖組織。他們曾經跟約翰遜總統合謀，想要進軍加拿大，但是事到臨頭的時候却根本凑不起像樣的人，儘管加拿大是完全不設防的。這是愛爾蘭人組織性的一個矛盾，就是說，愛爾蘭的軍團在法國外籍軍團中占據了相當大的地位，但是愛爾蘭人自己組織的武裝却是從來都不行的，從來都是散沙的。這就是爲什麽他們非要支持斯圖亞特王朝做他們上層建築的原因。流亡在聖日耳曼宮的斯圖亞特王朝的宮廷能够使愛爾蘭各酋長統一起來，構成一支比較像樣的軍隊。如果沒有斯圖亞特王朝的話，他們就根本組織不起來。

[00:08:53]這個跟愛爾蘭原有的內地的部族體制有關係。直截了當地說，他們是沼澤地的愛爾蘭居民，是沒有私人財産權的部落組織。而都鐸王朝重新再殖民，也跟亨利二世朝以及以後中世紀時期的殖民愛爾蘭是不一樣的，儘管現代的新聞記者經常把這些事情弄混。這個弄混其實是一種歷史發明學，它弄混的方式就跟“漢朝、唐朝和清朝都是中國”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都鐸王朝對愛爾蘭實行再殖民的時候，它在愛爾蘭遇到的主要敵人不是理論上的、從神話意義上純而又純的純愛爾蘭人（如果這種人當真存在的話），而是亨利二世時期殖民愛爾蘭的那些英國封建貴族。他們認爲這些英國封建貴族的後裔是愛爾蘭人。

[00:09:52]當然，他們是天主教徒。衆所周知，亨利二世時代和金雀花王朝時代的英國人本身就是天主教徒，所以他們移到愛爾蘭的那批封建貴族也是天主教徒。然後，都鐸王朝時期移去的這批人是新教徒，他們把英國人跟愛爾蘭人的矛盾解釋成爲新教改革者跟羅馬教廷追隨者之間的矛盾，打愛爾蘭就是打萬惡的羅馬教廷、打血腥瑪麗以及打迫害新教徒、搞聖巴多羅買慘案(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1572)的那些天主教徒。他們心目中的愛爾蘭人，至少是跟他們打硬仗的那些愛爾蘭人，其實就是亨利二世時期那批英殖愛爾蘭人的後裔。當然，他們的血統早就不純了，他們也跟土著愛爾蘭人聯姻很多，但他們還是保留著一定的封建結構，使他們表現得比較能打。

[00:10:41]缺乏封建結構、仍然像是羅馬帝國時代的那些凱爾特部落的更土著化的愛爾蘭人，我們要注意，這些愛爾蘭人在血統上是有英國人在內的，就像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有些人其實是法國人一樣。跟某些沙文主義者和白人至上論者的說法相反，實際上有很多白人覺得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非常好。就像伯頓爵士(Richard Francis Burton)，其實你讀他的日記就可以看出，他其實是很羡慕穆斯林能够三妻四妾的。當然，比他走得更遠一些、真的到印尼去三妻四妾起來、娶了波斯和印度老婆的英國人和荷蘭人多得不可勝數。同樣，變成印第安人的法國人以及變成愛爾蘭部落的無論是哪個時期來的英國人，那也是多得不可勝數的。這裡面主要是你選擇哪種生活方式的問題，然後你就根據你選擇的那種生活方式而被定義了。然後後來的民族發明家出於惡意的政治利用的目的，或者說純粹就是頭腦不清、知識面有限，就把他們全都混在一起了。

[00:11:48]伊麗莎白時代英國人跟愛爾蘭人的主要戰爭，其實是新的新教殖民者跟老的天主教殖民者之間的戰爭，以宗教戰爭的方式爆發出來。然後到奧蘭治親王的時代就基本上變成王朝戰爭了。這裡面其實起的是一個整合作用。整合的理由是，英國新教的殖民者把英國的私有財産制度帶到了愛爾蘭。他們是墾殖者，他們砍倒橡樹墾出來的土地種植出來産品，就采取英國式的土地制度和英國式的私有制度。而愛爾蘭部落區跟印第安人和很多原始部落接近，是部落所有的、模模糊糊的土地制度，土地的利用權理論上講（如果他們還有理論的話）是屬全體部落的。部落有一個大體上的勢力範圍，如果被侵犯了就很可能引起部落之間的戰爭，但是具體的邊境幾乎沒有。某一片森林是易洛魁人活動的地方，但是這片森林具體的邊界在哪裡，不可能像英國人和法國人的邊境那樣劃得那麽清楚的。這三種體制的衝突在愛爾蘭製造了無窮無盡的戰爭。封建的、也被新英國人稱之爲是愛爾蘭人的天主教貴族封建體系，愛爾蘭部落的公有制的土地制度，以及新教英國人發展起來的那種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産的土地制度，在愛爾蘭造就了三種社會。後來奧蘭治家族和斯圖亞特家族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不斷重新整合、不斷把私有財産制度向內地推動的過程。

[00:13:33]我們要注意，土地在大多數時代是財富的主要來源，而土地的價格是秩序生産力的一個主要指標。土地價格越高，理論上的財富越多，實際上就反映了這個地方的秩序生産力越高。例如，上海工部局的地盤、法租界的地盤和大清帝國的上海縣隔著一條街或者一條河，土地價格就是天差地別，因爲英國對財産的保護大於法國，而法國對財産的保護又大於大清帝國的江蘇行省。同樣，英國新教徒社區的土地價格就會跟英國外郡差不多，愛爾蘭部落區的土地跟印第安人的土地一樣接近於一文不值，天主教封建領主的土地則是介於兩者之間。蕭伯納在1904年的那部喜劇《英國佬的另一個島》(John Bull’s Other Island)裡面有一句臺詞就是說，你所認識的這個姑娘是愛爾蘭當地的主要女繼承人，她的財産大概是二十英鎊左右，但是你不要以爲這筆錢說起來很可笑，她就是本地最大的大財主，大財主就是這個女人。爲什麽是這樣？不是因爲當地沒有土地，而是因爲當地的土地是那種無主公地。愛爾蘭農民把猪趕到橡樹林裡面去吃橡子，養大了猪，猪算是他的財産。但是橡樹林是公地，屬哪個部落也是說不清楚的。

[00:15:11]英國的殖民主義是一個産權明晰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到1920年代還沒有完全完成。這就是爲什麽1920年代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是一個經濟上很落後的國家的緣故。愛爾蘭經濟起飛是1970年代以後的事情。這裡面其實涉及一個很妙的殖民主義現象：愛爾蘭部落區真正的消滅是愛爾蘭天主教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政府在愛爾蘭共和國獨立以後形成的，而英國人做不到這一點。英國人照他們的習慣法體制是這個樣子的：英國殖民者開出來的土地按英國人的法，實際上他們的自治區自己産生了自己的法庭；而原先就是愛爾蘭酋長的土地仍然是用他們的習慣法，只要你不發兵叛亂就行了。他們的習慣法沒有私有權，那麽當地經濟永遠發展不起來，而英國人也幷沒有去干擾他們的意思。結果就是，在距離英國倫敦路程不到一天的地方，距離都柏林路程只有幾個小時的地方，土地價格比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還要低，比加爾各答還要不發達。

[00:16:16]而這些地方發達起來或者資本主義化，那是愛爾蘭共和國建立以後的事情。愛爾蘭共和國的天主教知識分子開始推行近代化的時候，因爲這一次他們不再有涉及殖民主義和非殖民主義的問題，他們可以引進資本主義的法律，特別是在加入歐盟以後，愛爾蘭的經濟才發展起來。經濟發展是財産私有制確立的結果，也是愛爾蘭原有的凱爾特習慣法幷入歐盟的大陸法體系的結果。這個過程其實是在十八世紀末期就在蘇格蘭高地完成了，而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才在愛爾蘭完成。這個過程的結束，也是作爲愛爾蘭封建制度最後殘餘的愛爾蘭天主教體系由於（至少是部分由於）羅馬天主教會在六十年代以後的改革而去封建化的結果，是兩者之間相互結合的結果。

[00:17:12]至於愛爾蘭的封建制度爲什麽會集中在天主教會裡面，其實是因爲，三個愛爾蘭中間屬天主教封建制度的那個愛爾蘭的封建制度本來跟所有歐洲地方的封建制度一樣是貴族和教會兩隻脚，然而貴族由於支持斯圖亞特王朝的叛亂導致大部分都已經流亡了，因此教會就變成了天主教愛爾蘭的主要支柱，封建制度主要殘存在他們當中。但是他們垮臺的原因不是因爲英國人，主要是因爲十九世紀中期以格萊斯頓和皮爾爲代表的選舉權的擴大和競選的需要，導致天主教學校産生出來的天主教知識分子企圖組織近代化政黨，從天主教會手中奪走選民，把這些選民投入愛爾蘭自治運動，使得天主教會在政治上陷入被動。而這些天主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能够控制選民，則是因爲貴族和軍官已經建立了他們的基礎。照偉大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W. B. Yeats)的話說，爲什麽“孤雁長飛，在每一片海洋上展翅”？“孤雁長飛”實際上就是一條輸液管。因爲愛爾蘭軍官在聖日耳曼宮的宮廷、然後在法國外籍軍團裡面已經打下了地位，他們的後裔已經當上了法國總統，所以你要參軍、爲法國天主教徒作戰是非常容易的，而要爲新教徒的英格蘭作戰的話，心理上對天主教愛爾蘭人來說很不舒服。

[00:18:45]結果，有武德、想打仗的人，因爲貴族的主要使命就是戰爭，他們相對於平民的主要優越性就是他們能打，他們要發揮他們的特長，更願意到法國、西班牙或者歐洲的天主教國家去，結果使愛爾蘭一半的人才流失。武的一方面，在十九世紀以前一直是流失的。文的這一方面用不著流失，因爲英國人幷不會消滅宗教自由、取消天主教會，他們在天主教會裡面仍然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美國天主教會當中，愛爾蘭天主教神父的地位一直高於意大利人和其他天主教徒，愛爾蘭人是第一把手，原因就在這一點，他們在愛爾蘭是有本土基地的。然後在十九世紀民主化中間展開的愛爾蘭，從事選舉的各愛爾蘭自治黨派就是這些天主教學校裡面培養出來的天主教知識分子去天主教、建立世俗國家和世俗社會的産物。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以後，天主教會本身的去封建化和歐盟資本主義制度的引入，則是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這場漫長的歷史運動的最終結束。這場歷史運動的最終結束實際上意味著新芬黨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了，因爲新芬黨是跟這些天主教知識分子爭奪生態位的另一批流亡知識分子。

[00:20:47]主持人：目前香港已經出現了類似分區戒嚴的情况，像元朗進入無政府的狀態，警察和黑社會甚至有某種程度的聯繫，對市民進行無差別的暴行。如果香港的鄉民能够組織起一個維持秩序的組織，然後奪還元朗或者附近的城鎮，在自行恢復當地的秩序之後，是不是可以在當地建構一個與香港的統治機構平行的不管是地下組織還是臨時政府？

[00:21:29]劉仲敬：實際上它就已經是這樣的組織了，因爲你有事情的時候要找它去辦，而不是去找名義上的政府辦，所以名分什麽的都已經不再重要了。

[00:22:13]主持人：李鵬最近死掉了。作爲改革開放的象徵，有沒有可能還可以把江澤民再抬出來，像鄧小平當時南巡講話一樣做一個政策性的表示？

[00:22:39]劉仲敬：這個肯定不行。江澤民幷沒有打過仗，他手中又沒有軍隊。鄧小平是在楊白冰和軍隊的保護之下去南巡的，江澤民是沒有這個作用的。

[00:22:56]主持人：您之前提到過，嬰兒與老人的平衡是未知與已知的平衡。您對於安樂死或者協助自殺的看法是怎樣的？例如說像在荷蘭或瑞士，如果一個人重病都沒有好的希望，可以要求醫生開立致命的藥物，自己喝下去死亡。有些人沒有病，活到九十歲或一百歲的時候覺得他的生活已經難以承受，也是可以要求安樂死。請問像這種行爲是否可以歸爲有罪不罰的範圍？因爲它明顯違反了大部分宗教的戒律。

[00:23:29]劉仲敬：這是一個習慣法的問題，它會自然形成習慣法的。我心目中認爲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這樣：你是哪個宗教團體的，就按照哪個宗教團體的規矩辦。這個宗教是廣義上的宗教，它包含往往不被稱爲宗教的多神教和非宗教的 — — 像儒家這樣的各種團體的習慣法。只要它涉及到人的社會生活和小共同體的安排，就統統算宗教。你自己是屬哪個宗教的，就按照相應的習慣法辦，而不需要尊重其他的習慣法。而國家法律像普魯士自由主義時代的國家法律那樣，是一個最後救濟。對於像盧梭和斯賓諾莎那樣跟自己原有的團體不和、屬在社會上沒有保護的人，那麽國王的法律要保護所有人，是要把他納入保護範圍的。另外，在特殊情况之下發生爭議的重叠地帶，自由主義要起作用。這個自由主義是成本很低的，只適用於極少數人。

[00:24:32]這才是成本最低的管治方法，而且自然的力量會傾向於使這種方法實現。假定你以違反該宗教團體習慣的方式作了一個處置，那會引起爭議的。即使你最後打贏了官司，你多多少少要付一些成本。如果你做的方法跟他們的習慣相同的話，根本不會引起任何爭議。兩者之間就有成本的差異。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事態總會向成本最低的方向流動。所以無論形式上的法律是怎樣的，擁有真實習慣法的團體最終都會得到使用自己習慣法的自由。即使這種習慣法形式上是違反民族國家的法律的，但是出於成本問題，他們總會勝利。這當然是真實的習慣法。

[00:25:17]真實的習慣法是可以創造民族的。比如說，戶口本上登記你是滿族，你祖先可能有滿族血統，但是只是因爲少數民族有優惠政策才變成滿族，你早已經不知道滿族的風俗習慣，跟其他的滿族也沒有任何實際上的聯繫，你就是爲了在高考的時候加五十分而去做這個滿族的。那麽你沒有習慣法，你的生活方式跟周圍其他的戶口本上寫成漢族、實際上是沒有民族的散沙菜人沒有任何區別，這個東西對你們其實是不能起到保護作用的。反過來，假如像客家人那樣，客家人不被登記爲一個民族，但它有特殊的風俗習慣，而且你要去管理它或者改變它的風俗習慣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它事實上就是一個民族，它的習慣法是可以執行的。就在計劃生育實行的時代，他們就是非要生男孩不可，你還打不過他們。現在像何清漣那種費拉右派痛駡穆斯林的種種原因，全都可以加在客家人頭上，一個字都不用修改。

[00:26:20]這就是習慣法團體的力量。有這樣的習慣法團體，你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宗教來看，它的正義總是能够得到實施的。什麽是自由主義國家？自由主義國家是消極管治的。如果你能够自己管治自己的話，國家是不用介入的。只有在不同團體發生衝突、或者說哪一個團體都不屬的浪人需要管理的時候，你才偶爾介入一下。這樣的自由主義國家是成本極低極低的。世界上沒有幾個盧梭。普魯士國王要表現得開明的話，保護一下他是可以的。但是大多數人不是天主教徒就是新教徒或者猶太人，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不就得了，國王是用不著費這個心思的。這樣的管理既開明，成本又低，而且能讓所有人都滿意。像費拉右派所認爲的那種，我看別人管理了什麽，我看不順眼，我就要求國家去管理他們。他們得到的絕對不是自由主義，他們一定會得到共産主義的，只有共産主義才能够做到他們想要做到的那些事情。像何清漣這種人看沙裡亞法不順眼，那麽要怎樣取締沙裡亞法？如果不讓共産黨執政的話，顯然沒有任何一個民主黨派能够去强迫不願意的人做他們不願意的事情。

[00:27:31]當然，這是一個成本問題。反過來就是說，民族和習慣法團體都是活的概念，它像你花園裡面的植物一樣有生長有枯萎，歷史上曾經是活的團體在今後可以死，死亡的原因就是習慣法團體。例如荷蘭，荷蘭的國教會還算宗教嗎？很可能不算，很可能它只是一個國家機構而已，它已經喪失了習慣法團體的任何力量。它曾經是。在宗教戰爭時期，在荷蘭獨立時期，它顯然是，它能够跟占主流的天主教會做殊死鬥爭。但是現在它已經不是了，它的生命力已經消失了，它實質上變成福利國家的一個政府執政部門了。這樣就造成一個副作用：福利國家的成本是極高的，官僚統治的教會的成本也是極高的，社會功能却是極差的。它在基層的生態位，會必然被其他團體 — — 比如說任何堅持自己教規的團體取代。所謂狂熱堅持自己的教規，就是說它還有習慣法的輸出能力。他們可能是迫害斯賓諾莎的猶太人，也可能是穆斯林，但是這跟他們的猶太屬性或穆斯林屬性是關係不大的。伊斯蘭國家搞官方教會，從中世紀到現在也是多得是的。

[00:28:45]但是無論如何，習慣法團體的力量都能够實施自己的正義，因爲他們的婦女兒童和弱者知道是誰在保護他們，誰能够懲罰他們。而官僚機構實行的政策總是不痛不癢的，每個人都是在管理跟自己無關緊要的事情，照章辦事就行了。好的就是照章辦事，壞的就是徇私舞弊。兩者之間的力量完全不同，所以在習慣法團體跟官僚機構發生衝突的時候，官僚機構一定會讓步。這跟他們的理論上的實力大小和物質資源多少無關。官僚只是管家而已，管家不偷不占就已經不錯了，就是品行很好了。至於爲了不是自己的東西去讓自己冒任何風險，這在任何地方都是違反官僚本性的。所以他們一定會首先是睜一眼閉一眼，然後就完全撤退了事了。所以無論官僚國家的實力和資源看起來多麽大，那都是爲別人準備的，他們看守的倉庫早晚會落到別人手裡面的。

[00:29:49]主持人：您提到習慣法團體。有一些在美國的基督教團體，他們會支援從墨西哥穿越沙漠進入美國的偷渡客。這些教會甚至因此會跟政府的政策發生衝突，裡面的教民會被美國政府起訴甚至坐牢。即使如此，他們都要捍衛他們的信仰，認爲每一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讓這些偷渡人在沙漠裡面餓死或者渴死是不人道的事情。您認爲這樣也是一種習慣法的正義，但是邊境的巡警爲了美國的安全所做的這些事情也是一種習慣法的正義，那麽您怎麽看待這種複雜兩難的道德選擇？

[00:30:38]劉仲敬：他們當然都是對的。李將軍和約翰·布朗當然都是對的。約翰·布朗是一個犯法的人，他不問黑奴願不願意被解放出來然後找不到工作而失業，就强行殺進種植園去解放他們。而李將軍維護法律和秩序，帶兵鎮壓了約翰·布朗。他們都是正義，而且他們都是有力量的。把黑奴偷運到加拿大的地下鐵道的人，他們全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但他們當然是正義的，他們爲了自己的信仰而願意做出犧牲。像現在這些人，不就是李將軍和地下鐵道在今天的翻版嗎？他們都是强者，他們是可以信任的。像何清漣這種人就會痛駡這些人是白左。在費拉右派和白左發生衝突的時候，白左是一定會贏的，因爲白左願意爲他們的信仰流血，而費拉右派什麽也不是。他自稱自己是納稅人，但是實際上始終是一個搭便車的人而已。

[00:31:41]主持人：想請您補充一下關於墨西哥的問題。您之前(20170916)在講座裡面曾經說過：“從純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墨西哥經濟的最自由主義的時期實際上是在胡亞雷斯(Benito Juárez)和迪亞斯(Porfirio Díaz)的時期，而不是在現在。……社會意義上的基礎共同體和經濟上的合理性是兩回事，能够經營社會意義上的基礎共同體的，在經濟上經常是要做賠本生意的。”在墨西哥的話，就是天主教會。現在這個墨西哥的憲法是，革命之後的天主教會支持的政黨穩定地去瓜分貧窮的農村，在經濟上是賠本的。大都市的中産階級負責繳稅，但是基本上對於憲制沒有影響力。可是墨西哥的都市化人口跟臺灣一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斷增加，現在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幾了，那會不會造成墨西哥憲法的根本變革？

[00:32:34]劉仲敬：現在是不會。大城市的擴張本身幷不重要。重要的不是人口，而是這些人口是按照什麽原則組織起來的，他們內部的組織生態是怎樣的。天主教教區有它自己的組織生態，由進步官僚組織的現代化社區幾乎沒有自己的組織生態，這個基本盤是始終存在的。所以，墨西哥城這樣的大都市實際上是由天主教會主持的基層組織和政府主持的現代化事業中分天下的格局，雙方誰也不能完全戰勝誰。由於秩序落差的緣故，墨西哥是落後國家，所以政府主持的經濟改革是不會停止的，它産生出一個號稱自由主義、但是從人口的組織結構來講是非常散的中産階級社會。而天主教社區也有自己的社會，它包含大量的貧民人口，但是也有它的天主教學校和天主教中産階級。這是兩個社會之間的平衡局面。它們之間的鬥爭就體現爲革命制度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和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長。當然，從人口的角度來講，天主教會那一邊是始終不會輸的。所以無論社會結構怎麽樣變化，只要天主教會自身的組織方式沒有改變，從地理上講大多數社區是屬他們的。但是由於天主教會自身在政治上的不積極，比如說他們在社會意義上實際上是占八、九成的，但是在政治意義上可能只能占三、四成，於是形成了政治上的平衡局面。

[00:34:19]主持人：我認爲中國的軍力是不可能越過海峽進行侵略的，最後他們會進行比較理性的選擇，就是說只是嘴巴上講一講，然後就真的不打了。可是您之前的預測是認爲，這些東西放著總是要壞的。爲什麽理性的評估在這個情况下您認爲是不會發生作用的？

[00:34:56]劉仲敬：這個要看“理性”怎麽理解。其實理性不是不會發揮作用，而是事到臨頭的時候你這樣做下去就是最理性的抉擇。就像蔣介石决定抗戰一樣，這對他來說就是最理性的抉擇。理性是有很多層次的，每個人在采取决策的動機上都是有很多層次的，有它的內圈和外圈。內圈和外圈能够同時維持是最好的，但是實在不能維持的時候寧可維持內圈。所以這樣的行爲邏輯搞到最後必然就是要搞成這個樣子。共産黨和所有的解構主義者一樣，他們都是指望有其他人爲他們提供麵包供他們分解的。等到沒有麵包的時候會發生什麽樣的事情，他們從來沒有爲此做出準備，從來沒有任何應付能力。他只能够根據自己的習慣做下去，原因不是因爲習慣很好，而是因爲這是他唯一會做的事情。一個人在最後的時刻總是去做他自己最擅長的事情。只有在這條綫上，他才能够感到把握得住局勢。離開了這條綫，他就要聽別人控制或者指揮，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00:36:17]主持人：如您所知，日本的參議院選舉的結果是，安倍的自民黨的聯盟過半但是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門檻，也就是說它很可能必須要裂解某一、兩個在野黨才能够達到修憲門檻。您覺得這個會不會影響到未來日本重新武裝化的時間表？

[00:36:38]劉仲敬：這個幾乎沒有影響。實際上從獨立候選人中間或者小黨中間拉幾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日本的政治結構跟美國不一樣，不像是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自己穩定的政治傳統。日本的反對黨（例如民主黨）雖然曾經短期執政過，但是始終沒有建立起像美國民主黨或者歐洲社會民主黨那樣的統治傳統。他們短期執政幾年，都像是在過家家一樣。所以，民間的獨立候選人或者小黨派幾乎都是被自民黨收編，不會被在野黨收編，名義上的獨立候選人實際上都可以看成自民黨的外圍。所以這件事情從技術上講是毫無困難的。在美國就不一樣，美國的獨立候選人到底是像羅斯·佩羅(Ross Perot)那樣更傾向於共和黨還是更傾向於民主黨，那是不一定的，它們雙方都有收編他的可能性。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也都是具有收編能力的。但是日本的反對黨極不成熟，在政治上講是相對不成熟的，它們不具備收編能力，而自身要瓦解却是非常容易的。所以這在技術上不是問題。

[00:37:55]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憲法修改主要不是憑低層次的、像卡爾·羅夫(Karl Rove)或者民進黨競選專家那種選區政治數學，而靠的是形勢。形勢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像是德川慶喜根本就不願意爲幕府抵抗那樣。會津藩雖然願意抵抗，但是在他們的領主都不願意抵抗的情况下，他們是不可能真正抵抗的。如果德川幕府和朝廷真的作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朝廷爲倒幕諸侯所控制，而德川幕府根本不想抵抗。實際上德川幕府自身也是大政奉還派，只是他們的大政奉還方針在具體設計上講跟薩摩藩的設計方式有點不同，僅此而已。在這種情况下，一方面是願意打的，而另一方面只是在停戰條件上有爭議，勝負是沒有懸念的。如果按照雙方的作戰資源來看的話，在東軍和西軍之間，西軍顯然是沒有必勝把握的。但從政治上講，東軍根本就沒有在政治上進行抵抗的意志。憲法改變不是選區政治學。所有的憲法改變，實際上都是在反對者本來已經同意結束舊制度、頂多是在新制度的具體安排上有點爭議的情况下發生的。如果雙方在不同制度方面的認同上有尖銳分裂，那就不是憲法改變，而根本就是兩個國家的戰爭，或者說是兩個即將産生的國家的戰爭，一個國家要消滅另一個國家。就日本的情况來看，實際上反對者連德川時代公武合體論者那種共同的綱領都集結不起來，他們彼此之間的分歧遠遠大於他們跟自民黨之間的分歧，這樣的陣綫是形成不起來的。

[00:39:51]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說，日本的整個政治結構現在只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而他們內部的政治體系的共識和很大一部分國民的共識其實已經認爲日本是一個正常國家了。

[00:40:09]劉仲敬：是的。而且外部環境也是水到渠成的。美國人早就在施加這方面的壓力了，只是你要走多走少的問題。這是一個基本形勢的問題。就中國來說的話，中國肯定是一個加分因素。所有人在做政治選擇和政治措施的時候都是按照像功過格那樣的方式來計算的，什麽是得分因素，什麽是失分因素。你在一個方面得分因素不够多，就會往另外一個方面加碼。所以，你如果在軍事方面有籌碼的話，你肯定往這方面加碼。越是經濟不行，就越是要在軍事方面加碼，這樣能够彌補你在這方面的空缺和遭到的損失。當然，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這會使你原有的不平衡更加放大，使你以後更加沒法收拾。但是演化是不能過山坡的，演化必須每一步都有利可圖，不可能像是工程師設計的那樣可以有最近五年吃虧、以後十五年占大便宜的這種現象。

[00:41:32]主持人：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新聞：美國人用北韓作爲藉口，開始制裁中國的銀行。這件事情可能再過幾個月就會變成大規模的金融限制。您的預測是，接下來在中國境內就會發生價格雙軌制。因爲我是臺灣人，而且我從來都沒有經歷過價格雙軌制，可以請您稍微解釋一下那樣到底是一個什麽社會形式嗎？

[00:42:07]劉仲敬：計劃內物資是調撥的。它有一個價格，但是價格不重要，主要是按政治需要而進行調撥。這個價格的計算，我付給你多少錢，國有企業付給國有銀行多少錢，給國有銀行交多少利稅之類的，這都是賬面上的事情。如果因此積累成爲大量的壞賬的話，可以一筆勾銷，實際上誰也不用真出。這其實是一個象徵性的帳目，只是爲了統計方便而製造的帳目。它沒有真正的經濟上的核算功能，實質上是調撥。它有一套價格，民間市場有一套價格。其實市場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有的時候是黑市，有的時候是白市。1958年以後的這段時間全部變成黑市了，因爲理論上是實行社會主義了，但是實際上社會主義從來不能消滅黑市。

[00:42:55]所有的國有企業老總和經理都需要黑市的存在。他如果打一個報告，等國家計委給他把需要的器材送下來的時候，那就晚了。比如說你需要三種不同的器材，國家計委派第一批器材在今年夏天到，第二批器材在明年秋天到，第三批器材在後年冬天到，而後年冬天第三批器材到的時候，今年夏天到的第一批器材已經損壞殆盡了，你不可能完成任何指標。但是你如果如實寫一個報告，指出國家計委是我無法完成剩下的任務的主要原因，那你立刻就被送到古拉格群島去了。所以你必須說，國家計委的計劃是英明的、好的，但是由於我們的工作能力不足，以及我們廠內有很多落後分子的存在，我沒有教育好他們，還有一部分反動分子和破壞分子存在，所以任務才沒有完成。同時，我迅速地揪出一批落後分子和破壞分子，把他們送到古拉格去。通過我迅速地完成政治任務，來掩飾我完成經濟任務完成得不好。

[00:43:55]但是這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完成不好是一回事，完全完成不了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別人好歹完成了一部分而你一點也完成不了，你還是要去古拉格的。你不會像資本主義那樣失業，但是作爲一個代價，你很可能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資本主義的情况下，你工作能力不足導致企業虧本，董事會要解雇你；在社會主義體制下，你做錯了同樣的事情，你永遠不會被解雇，但是國家要認爲，你之所以完不成任務，顯然是因爲，第一，你是帝國主義間諜，第二，你雖然不是帝國主義間諜，但是你思想有問題，政治素質不合格，所以才造成這樣的問題。所以無論如何你都是要去古拉格的，總之上級是不會錯的。這就是你不必失業所付出的代價。

[00:44:39]所以一個聰明的老總顯然是三手都要做的。第一，他要講政治，堅决地頌揚國家計委的一貫正確性。同時，要隨時隨地在周圍抓出一批跟自己過不去的人，把他們打成反動分子和落後分子，然後出現的一切問題都由反動分子和落後分子買單。最後，他周圍還要有一個走私小組，一般是由社會上的地痞流氓組成的，可以用從農民那裡偷來、騙來、買來、走私來、搶來的糧食釀一批土造的烈酒。用這批土造的烈酒，要什麽有什麽。土造伏特加是蘇聯最好的硬通貨，在沒有黃金的地方比國家計委的票據還要值錢。他到別的廠或者集體農莊去，用這些東西換來維持生産所必需的各種小的零部件，這些小的零部件就是國家計委永遠不能全部想到的。

[00:45:35]例如，醫學上有一個案例就是，靠輸液來維持生命的人早晚要死於惡病質。科學家發現了很多人體所必需的營養元素，但是人體需要的營養元素中間顯然還有很多微量的東西，科學家不知道它是需要的，而人體自然攝入了這些。科學家知道的東西，醫生都給你補充了；科學家不知道的那些東西，他沒法給你補充。而科學家知道的東西跟大自然補充的東西相比，總是科學家知道的不够多。所以，國家計委認爲你的工廠所需要的東西跟你的工廠實際需要的東西之間也有一個類似差額，這個類似差額是需要那些黑市流氓來補充的。一個完全依靠國家計委來補充的企業，就像是完全依靠輸液來維持的人體一樣，是很快要死的。而他們之所以沒死，就是因爲有這個黑市存在。

[00:46:23]這些黑市經營者全都犯有（最輕也是）投機倒把罪，都應該去古拉格的。當然，根據同樣的邏輯，所有集體農莊的黨委書記和工廠的經理全都應該去古拉格。但是這種事情只能睜一眼閉一眼，因爲克格勃也沒有足够的監獄把全體人民 — — 包括絕大部分幹部都送進古拉格。如果大多數幹部都進了古拉格，誰來給他辦事呢？所以他必然的做法就是，堅决打擊一切政治上的敵對勢力，對經濟上的、沒有政治動機、大家只想占便宜或升官發財的這種事情睜一眼閉一眼。這不是他們所希望的，尤其不是列寧同志、斯大林同志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所需要的，但這是一個博弈平衡。博弈平衡達成的結果不是任何人想要的，但是也只能是這樣了。

[00:47:14]在1958年以前，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舊社會留下來的市場經濟受到的限制和打壓還沒有完全取消，他們理論上講還是統戰對象。統戰對象是歧視對象，但是幷不是需要進古拉格的，也就是說你還不至於直接進古拉格。1958年以後，你就要直接進古拉格了。但是這個區別是體制上和法律上的，不偷稅漏稅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是在統戰時期。同樣，即使你是政協委員，其實你照樣也在偷稅漏稅。然後等到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你已經變成經理了，但是你仍然要依靠那些黑市人員補充你的物資。區別在哪裡呢？紅頭文件上說，以前這種事情是可以的，以後是不可以的，但是實際上以前和以後你都在幹這種事情，只是以後你要幹得更謹慎一些，成本更高一些。但是我們都知道，成本更高一些是必然要通過保險費轉嫁到消費者頭上，這意味著消費者要得到更加低劣和更加昂貴的貨物，僅此而已。任何非法的事情都會有人去做的，只是成本增加了，以後就不會由膽子比較小的合法商人去做，而會由芝加哥的卡彭家族那些黑幫大佬去做了，差別也就僅僅是這一點。

[00:48:32]於是，立刻就出現了我所說的張獻忠地區和龍騎兵地區的對立。理論上講這些人都應該進監獄的，但是他既然搞他的非法交易，他在拿著土造伏特加或者其他東西去找貧下中農換鶏蛋的時候，如果有人要搶他的話，他是不敢報公安局的。因此，他會做些什麽，你可以想像，他必然會有一幫自己的能打的小弟。而公安局對這些人有的時候抓有的時候不抓，介於一種官兵和私鹽販子的那種動態平衡狀態。這一點就完全取决於體制的資源了。公安局當然是，第一，先抓政治上的反動派；第二，先抓我們本市本地領導的敵人；其他嘛，政策上認爲不合法的事情，睜一眼閉一眼，能抓多少抓多少，抓不淨也沒什麽關係。在財政很强大的情况下，這個邊界壓向底部，但是還不會完全壓緊；在財政緊張的時候，這個邊界就一路退回來，黑幫就四處橫行了。動態平衡始終是這樣的。

[00:49:38]其實衆所周知，中國的私人企業是在文革後期産生出來的，是黑幫性質的組織産生出來的。中國地下教會也是這個時期産生出來的。主要原因幷不是因爲政策上極左不極左，開明不開明，完全是因爲黨的機器已經沒有資源了。沒有資源，大家就胡亂瘋長，自發秩序到處瘋長。各種黑企業，私分土地的農民，所謂的鳳陽小崗村農民什麽的，這些東西都起來了。然後改革開放開始。改革開放的官方理論是：“我們錯估了形勢。社會主義雖然是好的，但是我們進入社會主義的速度太快。現在我們應該回到1958年以前，就是統戰經濟學的那個階段。國有企業控制核心的 — — 其實就是與軍事有關的各企業，一般的賣菜賣油這些關於民生的東西讓資本主義去搞一搞也沒什麽關係。”那樣的話就有雙軌制，1949年到1958年就是雙軌制。

[00:50:35]這就是爲什麽改革開放經濟學家，像吳敬璉、厲以寧這些人，全都是五十年代的計劃經濟學家。他們所推崇的顧准就是上海資本家的災星，專門搞雙軌制經濟的專家。這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官方定義就是恢復五十年代反右運動以前的狀態。它根本不是美國人所要求和想像的那種向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過渡，而是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實行了社會主義，現在我們暫時退回新民主主義，等到以後時機成熟的時候再實行社會主義。當然，習近平認爲現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是完全說得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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