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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合，才能分：芬蘭內戰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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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殖民地或附庸脫離其殖民母國或宗主國獨立，過程大多舉步維艱，甚至很難不發生「暴力」。芬蘭也是其中一個例子，但她的情況比較特殊。她相當和平順利地宣布了獨立，但「穩固」獨立的過程卻非常慘忍血腥，甚至數次發生危及國家獨立與生存的危機。不同意識形態的派系為了獨立後各自設想的「未來」而爆發了血腥衝突，為了取得最終的勝利，他們各自拉攏了「外國」盟友幫助他們。然而，正是這些「盟友」，差點讓他們幾經多時終於獲得的獨立功敗垂成。這個衝突就是今日的主題—芬蘭內戰（Suomen Sisällissota, 1918）。
一、歷史背景
在談到芬蘭內戰前，我們必須提到芬蘭民族主義興起的歷史，以及整個獨立的過程，這是導致芬蘭最終進入內戰狀態的遠因。
1．不是主人的主人：芬蘭早期簡史
芬蘭自北方十字軍東征（約12至13世紀）後，被納入歐洲基督教世界，同時成為瑞典王國的一部份。在瑞典統治期間，芬蘭不管在政治層面或社會層面上，幾乎是「瑞典式」的，芬蘭僅擁有所謂的「教區」，沒有由芬蘭人掌握的主要政治機構；社會上來說，上層社會幾乎由瑞典人或瑞典語使用者所把持著，芬蘭農民、芬蘭語使用者被視為「鄉村文化」或「不入流的」。
直到1809年，在俄國與瑞典之間的「芬蘭戰爭」（1808-1809）後，芬蘭成為一個附屬於俄羅斯帝國的「芬蘭大公國」（Suomen Suuriruhtinaskunta），該國的名義元首—大公，即由俄羅斯帝國皇帝兼任。俄國對芬蘭的統治受到芬蘭民眾愛戴，因為相對瑞典統治時期，俄國給予了相當大的自治權，雖然俄國派遣總督代管芬蘭，但芬蘭的議會（Valtiopäivät）與大部分地方政治機構終於可由芬蘭人所掌控。隨著俄國打壓瑞典人（語）的地位後，芬蘭人與其語言的地位相對隨之上升，直到1892年，芬蘭語與瑞典語開始有平等地位，也得以用於政府單位的公文。這些趨勢成為芬蘭民族主義的初興。整個19世紀，隨著芬蘭民族意識逐漸「覺醒」，如芬蘭民族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的出版、芬蘭愛國作曲家尚．西貝流士（ Jean Sibelius , 1865-1957）之作品等，使芬蘭人逐漸認識到自己是「芬蘭人」，不是「瑞典人」，更不是「俄羅斯人」。
19世紀末，俄羅斯帝國皇帝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1868-1918）與芬蘭大公國總督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博布里科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бриков , 1839-1904）接任後，在芬蘭境內大行「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路線，試圖同化芬蘭人，同時收回了大部分的自治權，包含軍事自衛權（同時要求芬蘭軍隊併入俄國軍隊，並要求芬蘭人服兵役）、取消議會的立法功能，使其僅剩諮詢之功能，並不能駁回或取消法律。種種剝奪芬蘭人權利的行動成為芬蘭逐漸走向獨立的導火線之一。
不過在1917年11月的俄國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以前，大部分芬蘭人尚未有明確「獨立」的想法，他們要求相對其他被俄國統治的非俄民族更和緩：向俄國索回屬於芬蘭人應有的自治權—這與芬蘭相對成熟的議會制度與俄國統治時期前半期賦予的「自由」有莫大的關係。1917年3月，長期戰爭、內部腐敗與社會問題使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民眾推翻了俄羅斯帝國的羅曼諾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建立了共和政府，成立俄羅斯臨時政府（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這連帶影響了芬蘭人的態度。
由於二月革命，長期依賴俄國的芬蘭經濟瞬間崩潰—芬蘭與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是典型的經濟分工，芬蘭的糧食主要來自俄國，而芬蘭向俄國輸出輕工業產品與副食品—這使得1917年這一年，芬蘭爆發了飢荒，加上爆發革命的俄國失去對芬蘭的駐軍，失去社會穩定力量後，芬蘭人民趨於脫離俄國獨立的思想更加擴散。雖然此時芬蘭人還沒有相當激進的行動，但「意識形態之爭」已經在芬蘭展開：要繼續與俄國在一起，還是完全脫離並獨立呢？如果與繼續與俄國在一起，要正式「併入」俄國還是維持以往的「自治」？如果要成為獨立國家，那應該用什麼體制、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呢？這些「統獨議題」與「意識形態議題」緊緊環繞在一起，將會深深影響接下來的發展。
2．分分合合：芬蘭的「統獨意識」與「意識形態」之爭
在俄國新政府的成立下，芬蘭方面也成立了新的參議院（Senaatti）以應對新的情況—在當時，參議院是芬蘭的行政機構，而不是立法機構。該政府領導人為左派的芬蘭社會民主黨（Suomen Sosialidemokraattinen Puolue, SDP）人安蒂．奧斯卡里．托科伊（Antti Oskari Tokoi, 1873-1963），因此，該政府又稱為「托科伊參議院」（Tokoin senaatti）。這是社會民主黨首次進入政府內閣，在這之前，他們拒絕參與「資產階級政府」，僅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席次。
托科伊參議院組成的主要目的在於解決以下問題：芬蘭主權歸屬、憲法改革、禁酒令與租戶農（Torppari）土地改革。這裡我們會著重於主權問題，並牽涉一點憲法改革的內容。關於主權問題，在俄國皇帝倒台後，左派的社會民主黨與一些右派政黨針對「芬蘭的未來」進行了長期的爭論，左派與一些激進主義者認為，皇帝既然沒了，那最高權力應該落到芬蘭議會上，這意味著芬蘭會相對傾向於「（半）獨立」；右派等資產階級或保守主義人士則認為，應該與新的俄國政府合作，將權力回到效忠於俄國的參議院身上。除此之外，部分右派人士還擔心，如果此時就宣布獨立，芬蘭東南部最重要的維普里省（Viipurin kuvernementti）—即卡累利阿（Karjala）地區—可能會就此成為俄國的一部份，因為這是最早成為俄國一部分的領土，於1721年起就是如此，這塊地區又稱為「老芬蘭」（Vanha Suomi）。雖然在1812年就劃入芬蘭大公國境內，但俄國仍有其歷史原因可以聲稱主權並收回。這一連串針對主權的事件稱為「憲政危機」，而這導致了之後的憲法改革案。
1917年7月，以社會民主黨為多數的議會通過了《權力法案》（Valtalaki），除了外交與軍事以外，將以前屬於俄國皇帝兼芬蘭大公的權力轉移至芬蘭議會上。然而，反對的右派人士則傾向於將權力轉移至參議院上。這樣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都希望由自己控制一切，我們可以注意到當時的議會大多數席次在社會民主黨上，而參議院雖然是多元組閣，但大多數內閣仍是保守派—左、右派都希望從前皇帝身上撈到新權力。
不過，《權力法案》雖然通過，卻沒有生效。因為議會陷入了內鬥，導致該法案沒有送交俄國臨時政府，因為左派並不承認俄國臨時政府這個「資產階級政府」，右派則相對承認並忠誠之。在混亂的情況下，使俄國臨時政府決定解散芬蘭議會，舉行重新選舉以解決內鬥導致議會無法運作的情況。於是新的議會選舉於同一年10月舉行。但是因為這次選舉加入了新的保守派—「人民黨」（Kansanpuolue），使社會民主黨失去前兩次選舉的絕對多數地位：只拿下200席中的92席（即44.79%）。而組成選舉聯盟的右派派系—芬蘭人黨（Suomalainen puolue）、青年芬蘭人黨（Nuorsuomalainen Puolue）與人民黨總共拿下61席（30.17%），加上從中竄起的中間派—農業聯盟（Maalaisliitto）獲得26席（12.38%）與瑞典人民黨（瑞典語：Svenska folkpartiet i Finland）21席（10.9%），這些「非左派」黨派就超過半數席位，使左派勢力嚴重受挫，也導致左派對此相當不滿，認為這些「資產階級」勾結外部勢力—俄國臨時政府。這樣的結果，為後來的芬蘭內戰（Suomen Sisällissota）埋下了種子。
稍作整理一下，我們可以就此理解：此時芬蘭唯一的左派勢力為社會民主黨，他們就政治光譜上屬於廣義的左派，所以相對他們也反對俄國「資產階級」—俄國臨時政府。所謂的「綁定議題」不只發生於今日，在當時的芬蘭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本身就不喜歡俄國臨時政府，所以在統獨意識上也傾向於遠離俄國的「獨派」。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相對小的左派，即「芬蘭基督教工人聯盟」（Suomen Kristillisen Työväen Liitto），他們雖然同樣厭惡資產階級，但也反對社會民主黨的「無神論」，不過他們在秋季選舉並沒有獲得席次，因此暫時得先忽略他們；而另一邊，先不討論純粹的右派，光是「非左派」的就有前面提到的非社會民主黨政黨，他們就政治意識形態上大致上都反對社會主義，所以相對傾向於、或沒那麼反感俄國臨時政府，所以在統獨意識上，大多傾向於保守地回到自治的「緩統」或「緩獨」，而非急於脫離俄國獨立的「急獨」。
10月的秋季選舉大致結果，非社會主義派系獲得了勝利。不過，下個月就發生了關鍵性的十月革命，俄國臨時政府被更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布爾什維克（Bolshevik）推翻了。芬蘭內部的清況就完全翻轉過來了，原本傾向於跟俄國合作、回到自治的右派現在為了避免被共產主義的「赤潮」波及，現在在統獨意識上反而成為了「急獨派」，希望西方國家承認芬蘭獨立，並欲對抗這些東方崛起的意識形態敵人。而社會民主黨則陷入了分裂—溫和派一樣傾向於獨立，但他們承認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政府，也希望獲得其承認芬蘭的獨立。而一些左派激進主義者，則希望直接加入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行列，建立一個聯合全世界工人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這時他們又成為了「統派」，而且是「紅統派」。
十月革命後，芬蘭議會開始利用此時俄國的權力真空期，正式將所有原屬於俄國皇帝、芬蘭大公的權力轉移至芬蘭，不過內部依然就該權力屬於芬蘭的「哪個機構」產生分歧，但就在一個模糊的情況下，議會於11月15日宣布芬蘭議會「至今」擁有最高權力，或多或少算是具體意義上實踐了《權力法案》。11月27日，以芬蘭法律學者、曾經被俄羅斯帝國放逐的佩爾．埃溫德．斯溫胡武德（Pehr Evind Svinhufvud, 1861-1944）為首，組成了新的參議院，稱為「第一次斯溫胡武德政府」（Svinhufvudin I hallitus），該政府為純粹的右派政府，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在內閣裡。該政府的目的相對前面的托科伊政府單純許多：盡快推動獨立。
很快地，獨立宣言就開始起草，於12月4日交付議會。最後以100票同意對88票反對，通過《芬蘭獨立宣言》（Suomen Itsenäisyysjulistus）。很明顯的是，同意票幾乎是右派議員投的，而反對者大多是社會民主黨人，理由如前面所述，右派人不承認布爾什維克為俄國合法政府，而左派相對則承認之，也想被其承認獨立，不想因為該內閣而造成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關係的裂縫。
在宣布獨立的過程中，德國的角色成為了關鍵之一，當時德國仍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戰（The Great War ）。顯然的，德國希望在東線獲得更多優勢，因此鼓勵芬蘭獨立以制約俄國—無論是「哪個俄國」。早在1917年8月，德國將領埃里希．費德里希．威廉．魯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 1865-1937）就承諾提供芬蘭獨派武器，而在十月革命後，魯登道夫更明言支持芬蘭獨立，並表示在接下來與蘇維埃俄國（Soviet Russia，即布爾什維克）簽訂和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時會將提出芬蘭獨立這一條件。然而事實是，德國人在和約中並沒有提出。不過無論如何，德國人在具體與外交上的支持給予芬蘭獨立推了一把，知道有後盾的芬蘭人更傾向於此。
12月6日宣布獨立後，斯溫胡武德政府照著右派人士所希望的，馬上向西方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提出承認獨立的請求，而並沒有照社會民主黨的希望，向蘇俄提出請求。因為右派認為，一但西方先行承認芬蘭獨立，那無論蘇俄是否有承認芬蘭獨立都無所謂了，重點是芬蘭能夠與「俄國」的談判中有更大的優勢，以獲得更多好處，包含最為直接的領土問題。然而，事情不是他們想的這麼輕而易舉，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拒絕承認芬蘭獨立，他們希望應該先由俄國承認後再決定。這點就西方觀點來說是安全路線，因為當時俄國未來結果還不明朗，最終是誰取得政權都還無法確定，如果現在就承認芬蘭獨立，必然會與俄國產生衝突，因此，必須由宗主國親自放「國」，西方國家才願意承認。
後來，正在與俄國談判的德國，像芬蘭施壓，要求芬蘭不要再拖延了，盡快向蘇俄的人民委員會（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НК）提出承認要求。斯溫胡武德政府由於迫切希望德國的承認，只好向這一要求妥協。蘇俄的弗拉迪米爾．伊里奇．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1870-1924）認為支持俄國的「少數民族」將有助於他們的「共產事業」，因為根據其「分裂統一」的理論，先將俄國分裂成諸多小國，而這些小國很快就會陷入共產革命，最後又會再次「統一」，這是為全世界蘇維埃革命鋪下道路的第一步。列寧對此似乎相當有信心，因為芬蘭社會民主黨早在9月就訪問過列寧，12月25日又再次訪問，他們表示，只要承認芬蘭獨立，很快地革命就會發生了，因為那些「資產階級」就不能再以「獨立的主張」來壓制「階級鬥爭」—這裡就如前面所述，是一種「議題綁定」，在這些激進左派的觀點裡，芬蘭右派就是利用統獨議題來壓迫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如果以此論述，那芬蘭內戰是必然會發生的，只是需要一條引信來爆發它。
以右派的斯溫胡武德政府所派的代表團在12月29日抵達彼得格勒（Петерград），蘇俄人民委員會於12月31日發出了文件，似乎想打發芬蘭走，不過芬蘭代表團堅持得等到列寧的具體宣布。最後於1918年1月4日由蘇俄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確認，正式承認了芬蘭的獨立。
然而，即使如此，正如前面所述，那些左派激進主義者並不承認這種「現狀」，他們希望更進一步奪取芬蘭的政權，建立一共產主義的芬蘭國家。他們利用二月革命後由社會民主黨成立的「赤衛隊」（Punakaarti）作為其軍事力量，頻繁地與政府發生衝突。這些赤衛隊早在1905年「大罷工」（Suurlakko）就存在了，當時是芬蘭人自願組成的維護秩序團體，稱為「國民警衛隊」（Kansalliskaarti），此時還沒有分左、右，當時都是為了維護秩序共同組成的。然而，當二月革命後的「意識形態之爭」激烈化與頻繁發生的社會動亂與罷工事件後，社會民主黨即組成了赤衛隊，作為俄國空窗期的治安維持組織；相對的，右派也組成了一支相應的組織—「民防隊」（Suojeluskunta），一般在此時我們會相對地稱之為「白衛隊」。當1917年10月左派激進主義者取得社會民主黨的主導權後，正式發動了一場革命，與白衛隊發生了直接衝突，因此爆發了今日的主題—「芬蘭內戰」。
二、內戰始末
1．「革命」還是「叛亂」：內戰爆發
左、右雙方的衝突於1918年1月白熱化，雙方已經開始有零星的武裝衝突，尤其是在芬蘭南部的各城市，赤衛隊不斷煽動工人與那些搖擺不定的左派人士參與革命，與此同時也開始搶劫那些俄國人留下來的武器庫，增加戰鬥力，赤衛隊的勢力不斷增加當中。斯溫胡武德政府於同年1月12日欲為這個新生國家維持秩序，因此任命一位經驗豐富的前俄羅斯帝國軍人—卡爾．古斯塔夫．艾米爾．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867-1951）擔任白衛隊的總司令，並將司令部設在芬蘭西岸城市瓦薩（Vaasa），希望透過這個國家力量壓制動亂。白衛隊也透過解除前俄軍的武裝來增加戰鬥力。
被視為內戰的開端是1918年1月27日，芬蘭赤衛隊佔領了赫爾辛基（Helsinki）議會。當時赤衛隊的總指揮，被稱為「阿里」（Ali）的阿列克西．阿爾托寧（Aleksi Aaltonen, 1884-1918），拒絕承認「白軍」（Valkoiset）的霸權，早在1月初就開始在赫爾辛基發動革命，1月26日他在赫爾辛基的「芬蘭工人之家」（Paasitorni）舉起了紅燈，象徵「革命開始」，並在隔日佔領了議會，28日宣布成立「政府」—芬蘭人民代表團（Suomen kansanvaltuuskunta）領導的「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 Suomen sosialistinen työväentasavalta ），由社會民主黨主席庫勒沃．阿奇里斯．曼納（Kullervo Achilles Manner, 1880-1939）擔任領導。
芬蘭白軍政府被迫遷往瓦薩，正式升格為陣營級的戰爭—白軍對戰紅軍。曼納海姆領軍的白軍開始在各地與紅軍爆發了戰鬥。1918年1月27日卡累利亞的卡瑪拉火車站戰鬥（Battle of Kämärä），白軍攔截蘇俄試圖向芬蘭紅軍運送武器的列車，與當地的紅軍爆發了衝突，造成雙方共48人陣亡，是內戰爆發後第一場大型戰鬥。但很快地，雙方進入了傳統的陣線式拉鋸戰，紅軍佔領芬蘭南部的主要城市地帶，白軍則以中北部的農村、鄉鎮為根據地。白軍擁有富有經驗的軍事人才領導，但硬體裝備上沒有紅軍來的好，因為紅軍有來自蘇俄的物資援助，這導致一開始白軍趨於劣勢，且處於被動狀態，無法作出太多積極的行動。
白軍政府因此開始向外國政府求援。主要向獨立支持者—德國求援。德國最終同意派遣高達1.5萬人的部隊前往芬蘭支援芬蘭白軍，但其條件是德軍在芬蘭戰場的花費由芬蘭王國政府負擔、協助德軍進攻協約國陣地、簽訂一由德國控制的貿易協定等，這些條件等同於是將芬蘭從俄國的勢力圈轉移至德國的勢力範圍當中，將芬蘭再次推向失去獨立的危險，但比起成為德國的附庸國。當然，對於德國來說這也是它的目的，希望芬蘭成為「忠誠的德國盟友」，並藉地利之便防止西方協約國登陸俄國。然而，芬蘭保守派更害怕被左派激進人士推翻，為了自保而進行了妥協。
白軍總司令曼納海姆雖身為保守派中的保皇派（支持羅曼諾夫王朝），但反對政府為了求援而向德國妥協，這將會讓芬蘭走向被傀儡的、被附庸的，甚至被吞併的危機。他表示芬蘭內戰是芬蘭自己的問題，白軍將會自己解決問題，不需要德國的幫忙，曼納海姆也堅信芬蘭白軍能靠自己解決紅軍。根據後世一些史學家的研究，曼納海姆的自信是有足夠實力當底子的，德軍援助與否並不會改變結果，只是加速戰爭結束的進程。不過曼納海姆畢竟只是軍事領導，他並沒有政治上的實質權力，他的意見被擔驚受怕的瓦薩政府官員所無視。但對芬蘭白軍有個好消息—獲得德軍的幫助後，本應要負擔的條件卻因德國於同年11月輸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取消。簡單來說，芬蘭白軍賺到了一波「免費」援軍，並沒有因為德軍的援助而失去獨立地位。
2．白軍的反擊：四大戰役
在1月至3月這段期間，戰場主動權在芬蘭紅軍身上。他們擁有較好的武器、較良好的後勤，還有蘇俄紅軍在後頭支援。但紅軍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有經驗的軍事指揮，他們的指揮官都是短期內在部隊中選舉得出，素質低落、指揮權分散。士兵大多數也僅是武裝平民，士氣低落、訓練甚少、紀律不佳，最重要的是，共產主義者的「批鬥性格」使領導層自亂陣腳、自我分裂。種種原因使得紅軍無法好好利用這段白軍撤退的空窗期發動任何有效的進攻。相對白軍領導層是前俄軍軍官，也有來自受德國訓練歸來的「獵兵」（Jäger），在經驗與紀律上比他們的對手好上一點。
白軍於3月開始奪回主動權，開始對紅軍陣線發動攻勢，其中一個重要據點為芬蘭中部城市坦佩雷（Tampereen Taistelu）。坦佩雷是芬蘭重要的工業大城，也是19世紀以來，芬蘭散播思想的重要集散地，因此坦佩雷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要地。3月15日，爆發了坦佩雷戰役，這場戰役是芬蘭內戰第一場師級單位的城市戰，由曼納海姆親自領軍的白軍1.6萬人對陣紅軍1.4萬人，是芬蘭內戰四大戰役中最關鍵性的一場戰役，這開啟了白軍在戰爭中的主動權，紅軍開始轉入守勢。這場戰役到4月6日結束，白軍死亡820人，紅軍死亡約2000人，白軍大捷，同時俘虜近1萬多名紅軍。
德軍於3月初開始登上奧蘭群島（瑞典語：Åland），並在4月3日開始登上芬蘭本土。德國波羅的海師（Ostsee-Division）約1.6萬人從芬蘭南岸的漢科（Hanko）登陸，開始朝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前進，隨之爆發了四大戰役之一的赫爾辛基戰役（Helsingin valtaus, 赫爾辛基征服）。儘管曼納海姆反對德軍進攻，他打算由芬蘭白軍親自取回赫爾辛基，防止德軍奪權，但德軍最終還是成為了主攻部隊。4月12日，德軍派遣了6000人，搭配芬蘭當地潛伏的白軍2000人，搭配強大的砲擊與先進的自動武器大舉進攻赫爾辛基，花了僅僅一天的時間就拿下了這座城市。54名德軍士兵與23名芬蘭白軍士兵死亡，紅軍死亡約400人，但被德軍處決的更不計其數。
值得注意的是，在赫爾辛基戰役爆發時，整個城市都還在正常運作，交通設施與店家都是正常開放狀況，一些民眾認為這些德軍是解放者，甚至在旁觀戰，或給予這些士兵食物或鮮花。然而這些德軍的真正目的是從赫爾辛基一路向東，朝俄國本土進攻，他們的目標是那座涅瓦河（Neva）的城市—彼得格勒。
就在赫爾辛基戰役不久後，一小批德軍支隊北上，來到一座名叫拉赫蒂（Lahti）的城鎮，與當地白軍合流，欲驅逐這個區域的紅軍，並佔領這個地方。拉赫蒂對紅軍來說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這裡是交通樞紐，無論是那些從坦佩雷戰敗撤退的紅軍，抑或是從蘇俄送來的物資，都必經過這裡，也因此，若是白軍與德軍能佔領這裡，對紅軍又更是一拳痛擊。拉赫蒂戰役（Lahden taistelu）於4月19日爆發，約3000多德、白聯軍對陣約1萬名當地與撤退而來的紅軍，雖然雙方數量差距之大，但紅軍方面士氣相當低落，且戰意低下，他們大多數人只想盡可能逃往俄國，或許是他們開始對這場戰爭失去了信心。最終由德軍與白軍取得勝利，這場戰鬥規模極小，德軍只有80人陣亡，紅軍300人陣亡，卻俘虜了萬人之有（包含紅軍的平民）。但因為拉赫蒂關鍵的地位，因此也被視為四大戰役之一。
曼納海姆的白軍主力取得坦佩雷後，下一個目標是東南部大城維普里（Viipuri），曼納海姆決定這次不親自指揮，派遣他的舊俄軍同事，恩斯特．洛夫斯特羅姆（ Ernst Löfström , A.D 1865-1937）指揮這場進攻。在坦佩雷戰敗後，剩餘的芬蘭紅軍撤向維普里重整—儘管他們大多數人在拉赫蒂被攔截了，剩下的紅軍領導人不少選擇逃往俄國，只剩一些選擇留下作戰。4月24日，白軍包圍了維普里，士氣低迷、組織散亂的紅軍開始試圖向德軍或白軍談判，他們現在唯一的出口是維普里灣，但也受到德軍的封鎖。然而德軍回絕了紅軍的談判要求。27日，白軍開始向城市進攻，與紅軍爆發了巷戰，最終在29日正式佔領了這座城市。
維普里戰役（Viipurin taistelu）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戰鬥的過程，而是在維普里爆發的慘案—「維普里大屠殺」（Viipurin puhdistus）。早在佔領維普里前，芬蘭白軍就開始搜捕逃竄、藏匿的紅軍成員，最終處決了約1200名「疑似」紅軍成員，但其中不少是無辜的平民百姓，也有一些是俄國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或其他民族，這些白軍的主要目標是搜捕紅軍成員，並報復俄羅斯人。事件傳到了曼納海姆耳裡，他憤而下令要求懲罰、追討那些白軍屠殺者，並派任新的官員到場盡力阻止更進一步的白軍成員對無辜人士的暴力行為。據說，從赫爾辛基東進的德軍甚至也試圖要「清除」維普里的猶太人，最終被當地芬蘭人所阻止。
以下附上整個1918年的每日死亡人數之長條圖，引用自芬蘭的「戰爭痕跡」（Sodan jäljet）資料庫：
3．功敗垂成：戰爭結束
維普里戰役可以被視為芬蘭內戰最後一場大型戰鬥，之後僅剩紅軍零星的抵抗，大多數人不是逃往俄國就是被俘。雖然雙方從來沒簽過和約之類的正式協定，但一般我們視芬蘭內戰於5月15日結束，白軍在16日於赫爾辛基舉辦了勝利大遊行，曼納海姆親自領導閱兵。然而接下來的日子，對白軍也不是好消息，首都赫爾辛基已經被德軍實質性的占領，而德國貴族腓特烈．卡爾．路德維格．康斯坦丁（Friedrich Karl Ludwig Konstantin, 1868-1940），亦稱為瓦伊諾一世（Väinö I），已經在芬蘭親德官員的選舉下成為芬蘭的「準國王」，德軍波羅的海師總指揮魯迪格．馮．戈爾茨將軍（General Rüdiger von der Goltz, 1865-1946）也被稱為「真正的芬蘭攝政王」，芬蘭在排除了紅色勢力後，卻因要求德軍支援的條件下逐漸成為了德國的保護國，喪失了真正、完全地獨立自主。令人諷刺的是，白軍稱這場內戰為「獨立戰爭」（Vapaussota），卻未能走向真正的獨立，實在是功敗垂成。
但如前所述，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了，在芬蘭的德國勢力也失去的政治控制力，他們被協約國要求南下參與對抗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 1918-1920）。雖然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善後」，但芬蘭的掌控權又回到了芬蘭人的手中。最終芬蘭在1919年7月17日的《芬蘭憲法》（Suomen hallitusmuoto）確立芬蘭是一個雙語（芬蘭語、瑞典語）、憲政主義的「民主共和國」。
三、後續影響
這場內戰給芬蘭人的傷痛是相當深遠的，尤其是內戰期間與之後一段時間的「白色恐怖」（Valkoinen Terrori）與「紅色恐怖」（Punainen Terrori），傷害了人們之間的信任與感情，尤其是比紅色恐怖持續更長、規模更大的白色恐怖，雖然是由部分白衛隊成員執行，但仍然造成相當多的死亡人數，甚至是因為戰鬥陣亡的人數的好幾倍。整場戰爭下來，白軍戰死3000多人、紅軍5000多人。但處刑方面就相當誇張了，紅軍一共處刑了1400多名俘虜、異議人士等，白軍卻處刑了7000多「紅軍」，還有多達1萬多人是死在內戰結束後環境不良的戰俘集中營裡頭，此可謂芬蘭近現代史最黑暗的一幕。
即使1919年之後，這些關押紅軍俘虜的集中營關閉了，總統也頒佈了「大赦令」，讓一些左派人士恢復名聲與權利；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地位恢復合法，轉型為溫和的社會主義黨派，以及一些善後政策，社會依然動盪不安，雖然不至於發生像內戰一樣的激烈衝突，但民眾之間的信任感驟降、政治合作度降低、國家不團結。內戰的餘韻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初的極右反共組織拉普阿運動（ Lapuan liike）興起，在國內對他們懷疑的「紅軍餘孽」進行私刑、綁架等恐怖活動。在該運動被政府壓制後，加上蘇聯的氣焰越來越強後，芬蘭民眾才再次團結一致，最終在1939年冬季戰爭（Talvisota）爆發後，芬蘭人的團結力到達了高潮—「冬季戰爭精神」（Talvisodan Henki）。
雖然如此，芬蘭內戰在芬蘭至今依然是相當沉重的主題，人之間的談話也盡可能不要談到這個「敏感話題」，因為雖然迄今已經100多年了，但受之影響的人們、家屬、後代，仍然記憶猶新，尤其是那些深受「恐怖」迫害的人們，還是無法輕易釋懷的。同時，對於這場戰爭，抑或「革命」的爭論仍在芬蘭史學界頻繁地討論，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於歐洲一樣，對於起源、過程、結果與影響尚待結論。
芬蘭人對芬蘭內戰有深刻的反省，並得出了一個結論，深植芬蘭人心：「先有國家，才有左、右派」。因為這場左、右派之爭，差一點造成芬蘭獨立的成果毀於一旦，再次成為其他國家的附庸。白軍的勝利一度使芬蘭成為德國的附庸，若是紅軍勝利，也將有可能成為未來的蘇聯之加盟國。「先有合，才能分」，當國家不存在了，可能再也無法為自己發聲，更別提多元的聲音了—若是在國難當頭的當下還繼續彼此分裂，那或許以後可能就沒有分裂的機會了。這點芬蘭人深刻了解，適時放下己見、團結一致的重要性。
參考資料：
網路資料：
書籍資料：
- 大衛．科爾比（David Kirby）著，紀勝利譯，《芬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施正鋒編，《當代芬蘭民主政治》，台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約翰．亨．伍里寧（John H. Wuorinen）著，武漢大學《芬蘭史》翻譯組譯，《芬蘭史》（A History of Finland），湖北：湖北人民版社，1973年。
- 曹廷清與楊成竹著，《蘇聯簡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 Clements,Jonathan. Mannerheim: President, Soldier, Spy. London: Haus Publishing, 2012.
- Tepora, Tuomas and Roselius, Aapo (ed.). The Finnish Civil War 1918: History, Memory, Legacy. Nethelands: Bril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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