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影院好讀版２．０↓↓↓
你可曾看過一部主角只有兩句台詞的電影？如果沒有，那你就不該錯過這部由巴勒斯坦導演帶來的《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透過奇想與幽默，戲謔的嘲諷了巴勒斯坦還有電影製作以及法美兩大國的問題卻又不會過於銳利，在觀影過程中你或許也會激起許多的既視感，就讓我們跟著導演蘇萊曼，在與他對視與視他所見之間來一趟天堂之旅。
他不時還會開車到邊界去，看一看邊界上，看那些仙人掌，看那個頭頂容器，前進幾步，後退幾步的女人，他們既是生活的日常，也是待解的隱喻，一種借代。一個鄰居可以等同一個鄰國的縮影，一個老人可以等同一段歷史的縮影，一個女人也可等同一種文化的縮影。
作為一個住在以色列拉撒勒巴勒斯坦人，他不像伊斯蘭教徒一樣的禁酒，而像猶太教徒一樣的喝酒，什麼時候心情好就來一杯，到了法美同樣心情好就來一杯，鄉土對他而言並非宗教意義上的，猶如邊界對他而言並非宗教意義上的。
他們以一種流動的形態存在，猶如他白濁的杯中物。
他需要一場旅行，他對旅行並沒有強大的渴望，也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就只是他需要去一下。他就只是順道去看看，順道去辦公，順道去度假，一切隨性而毫無戲劇張力，如同整部片的基調，更多的是他的生活情趣還有他對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生活之觀看，在本片裡他對土地的情感表達來自於人的生活的捕捉、編排、再現，或可曰之場面調度。
臨行前，他將家中的小樹種到了土裡。
你可以看到，蘇萊曼在處理自己的角色時，彷彿給自己跟周遭的人們彷彿築了一道牆，你看不到他與其他人的肢體互動，彷彿他不存在一般，他不是凝視這一切，而是觀看這一切，兩者有什麼區別？前者是具有攻擊性的或至少具有某種防禦性質，它對著他人試圖鑽探什麼，又或者防止他人鑽探什麼，然而觀看是更加流動的，所以你會看到蘇萊曼的視野如攝影機的運動一般是流動的，一旦有人發現他的觀看，他便會十分不安，而如果其他人要與他互動，他或者是用簡便的肢體語言回應，或者是倉皇逃開，又或者是用剪接剪掉（例如至少就有兩場座談會上，他在還沒被問問題前，或者是被問問題後，就剪掉了）又比如片中在法國遇見的一對前來尋找「碧姬巴杜」的日本夫妻，他馬上就倉皇跑開，但又一邊看著他們。
而另一次被一個青年從背後硬擠入車站，兩人在地鐵上的對眼，以及青年離開車廂去丟垃圾罐又返回車廂間，蘇萊曼的情緒起伏，都讓我們看到他的壓抑。
他在逃避什麼？
在夢裡，所有人都武裝了起來，正如以阿問題並非只是本地問題，同時也是國際問題，同樣的也存在一種可能國際以阿化，人們稀鬆平常的在現代化的超市與街道，帶著現代化的各種武器，並稀鬆平常的過著生活。
他驚醒了。
在巴黎的遊歷是靜態的，他或者在樓上或者咖啡廳坐著觀看，又或者是噴水廣場前，他觀看充滿著緊張關係的生活，暴力被美學化了，無論是溜直排輪的警察或者是突然出現的坦克，或者是天上翱翔而去的飛機，都帶著一種致命的吸引力讓他觀看，他們以聖數三列隊而來，各種國家暴力形式的稀鬆平常的經過，而蘇萊曼同時還捕捉到，在騎兵對路過的之後隨後跟上的蒐集便便機，這是大多數貧窮國家都沒有的，所以他們的暴力所到之處毫無粉飾收尾的可能，只能以極其醜陋貧瘠的狀態放送到世界。
在對異國的意亂情迷之下（比如說那毫不避諱的對街頭女性的的觀看）與在本地看到的女人的觀看給被整合到一起，他為何觀看，觀看有深遠意涵都形成了一個介於值得解與不值得解的曖昧地帶，觀看是他在片中大部分的行動，他不是跑著觀看也不是躺臥著觀看而就只是站著觀看，同時偶爾讓自己被整合到攝影機之內，以致於成為我們觀看的風景之一，如果說電影是導演思考的具象化，那蘇萊曼這種讓自己生活成為創作，讓創作成為生活的作法可以說是一種對思考的逃避，他要延遲下結論的時刻，他要讓這一切開枝散葉，以最具象的風景，最生活的情節，來表達他對暴力與生活共存的焦慮，那暴力甚至在幽微階段就被捕捉，比如噴水池公園裡對座椅的爭奪，這是一種生活實景，卻也如前頭所說，可以是一種政治隱喻，比如國際組織的席次的爭奪。
我們後來知道，原來《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正是他片中正在製作的電影，這種後設的趣味同時也混淆了創作與紀實的界線，如同片中發生的介於創作與紀實的景觀，我們很難真的去將哪些是蘇萊曼對該地的再現哪些是設計的情節給分的一清二楚，出現在城市的坦克與騎兵隊以及空中的飛機都是為了閱兵而作準備，而閱兵是再真實不過的事件，播映在電視上作為一種特殊的日常。
而他們出現時總讓蘇萊曼目不轉睛的盯著，街頭的無人往來或許讓他想起了某種肅殺的氛圍，猶如那呼嘯而過的飛機讓他想起以色列不定期的轟炸家鄉。
他將自己的情緒藏的很深，一個老頑童嘗試把自己的情緒藏在對世界的好奇的表象中，以致於他刻意的排除了自己的語言，還有自己與他人的互動，而將最多的互動保留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對一只鳥的逗弄之上，他在展示「我要完成我的電影你別阻擾我」的同時也一邊完成自己的電影。這是狡詐的詭計，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提高了觀看的門檻，讓你非得耐著性子，去專心看他在看什麼還有他細微的臉部表情，比如那一個皺眉，一個歪頭，一個微笑。
然而蘇萊曼終究還是漏了餡，在一台計程車上，他終於開口回了話，就因為司機的一個問題。
「你從哪裡來阿先生？」
「拿撒勒。」、
「你從哪個國家來？」
「我是巴勒斯坦人」
在這場戲裡，巴勒斯坦一如往常的被搞混在以色列裡，當然這或許是因為蘇萊曼所說的拿撒勒 （Nazareth）本身就是個在以色列內卻又高度阿拉伯化的城市，如同前述所言，他生活的家鄉本身就是一個流動的成果，而不只是一種純化的家鄉，這意味著種族單一化以及宗教單一化或文化單一化的家鄉絕不可能是他所冀求的。
他無法成為世界公民，而只能是在世界的異鄉人，因為無論到哪裡，他心理總有著家鄉，旅行的悖論在於，當我們白日離家鄉越遠，夜晚就離家鄉越近，導演先生回家了，在他回家的隔天早上，他慢慢從牆頭升出，發現鄰居對自己栽種的小樹並不特別照料。
他又到了邊界，又到了仙人掌前，又到了疏林裡尋找女孩的蹤跡，而這次他們對上了眼，在疏林之間。
最後在舞廳內，他看著年輕人們隨著音樂激烈的跳著舞，笑了，世界是日新月異的，新生著枝芽終會突破圍牆，外國文化的享樂形式早已滲透進來，而這些天真快樂的巴勒斯坦年輕人才是未來的希望，這就是蘇黎曼這一趟旅程的結論，巴勒斯坦的未來不在外面，而就在這裡，在地下，年輕的幼苗正逐漸茁壯，讓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見鬼去吧。
《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對台灣人的意義是特別的，大概蘇萊曼做夢也沒想到，這部片到地球另外一端的另一個不被聯合國認可的小島上，會讓另一些年輕人對他呈現的情境產生共鳴。
畢竟，就聯合國的觀點而言，我們不存在，然而就我們的觀點而言，我們無比真實。
所以聯合國見鬼去吧，我們有我們自己無比真實的生活，而生活處處充滿隱喻，蘇萊曼的對抗方式不是直接的回擊，而是曲折的將他們收入生活的光影內。
「全世界的人喝酒都是為了遺忘，只有你們喝酒是為了記得。」
我想我會記得女孩逃離美國警察的那一幕，在那裡，蘇萊曼藉由調來一台又台嬰兒車，捍衛女孩乳房上的國旗，曲折表達了自己對家鄉的呵護之溫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