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意識真是一種讓人窒息的壓迫呀。從小我就不喜歡和大家一起活動,但日本社會要求集體行動,我的不合群讓我遭到排擠,並成為同學眼中的怪人,男生尤其喜歡嘲笑我,他們對我指指點點,捉弄我,讓我恨不得立刻消失掉,到現在我回想起來還覺得害怕。」 (熊宗慧,《當酸黃瓜遇上伏特加》)
距離在俄羅斯生活的日子已經超過十年。這串北國回憶像是一條線,上頭曬掛了大大小小,圓的方的,臭的香的,或是無味無感的回憶圖片,在這些過往風景裡,我挑撿出了麻央,一個帶有雀斑臉的日本女孩。
麻央是班上晚進的日本人,繼活潑的亞希之後的第二個日本人。兩個來自鄰國的女孩,個性截然不同。亞希熱情,麻央總是害羞;亞希主動,麻央總是等到老師點到她,她才開口說話,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她那鮮少脫口的字語裡充滿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個人洞見,老師總是對她讚譽有加,但是她依然安靜少話。
某個金秋夜晚十一點,我與一群台灣朋友穿越小徑走回莫斯科大學,孱弱的暗橘色路燈下有個人影從身旁急走而過,我發現是麻央,叫了她,她回過頭來打了招呼,她說剛聽完音樂會。
2008年金融海嘯搞亂全球局勢,俄羅斯激進民族主義者把頹靡經濟局勢歸因給外來人口,亞洲人首當其衝。常有人警告我們入夜後避免一個人在路上閒晃,避免招惹危險,所以麻央才如此匆匆吧?但她的背影卻有種藝術家的勇氣。
一直都是這樣,如果有約,麻央就會加入我們的飯局;否則她總是匆匆穿起她的黑大衣,背起包包,匆匆地離開教室,踩開大雪趕回宿舍。
有一回課堂上老師請我們用「使…失望」這個動詞造句。麻央造了一個令班上氣氛尷尬卻又令人難過的句子:「我的選擇使我的父母親失望。」老師為了緩和氣氛,帶著鼓勵般的口氣告訴麻央:「沒有父母會對自己的孩子失望。」麻央卻很堅決地回答:「不!他們對我很失望。」我忘了這場尷尬如何化開,但我揣想這位同學一定藏著說不出口的祕密。
儘管麻央話少,但是查金娜老師很愛點她發言,因為她是早稻田大學研究生,主修繪畫與攝影評論,對於俄國藝術的了解連俄國老師都欽佩不已。每次遇到爭論不休的藝術問題,查金娜總愛說:「讓我們來問問咱們的藝術專家麻央吧!」漸漸地,查金娜打開了麻央的心房,講到俄國藝術史,麻央總是帶著自信解釋、提問。久了之後,麻央開始會在課堂上開玩笑,外向不少。
在莫斯科我總是個獨行俠,闖來闖去,看到麻央也如此,不免讓我有種親切感,也開始趁著課堂休息時間與她聊天,聊藝術、聊音樂、聊日本電影、也聊家鄉。我說我常想家,但是麻央冷淡的語氣告訴我她從未打電話回家。她哥哥在政府部門工作,但是她卻念了藝術這種只能靠精神養活自己的志業。「每次跟媽媽講話都會吵架,所以就不講了。」這種絕望的語調透過俄文這個我們共通卻又不習慣的語言傳達,依舊殘酷。
隨著大家漸趨熟稔,查金娜與我們聊人際關係,麻央說在日本大家都覺得她難相處,查金娜依舊開朗:「不!怎麼可能呢?妳是多麼好的女孩。」查金娜的真性情不容懷疑,她總是說真話,總是不保留自己的感情。
但是我卻對於麻央的處境感到難過。在亞洲,不只是日本,大家都活在彼此檢視目光下,當你稍稍偏離了「正常」軌道,接踵而來的評論總是壓得人喘不過氣。
或許很武斷,但我總覺得麻央在莫斯科是快樂的,冷空氣與白雪縱使冷冽,但是她沉浸的卻是溫暖的藝術氛圍,以及不必在意他人眼光評價的異國環境,俄國人生活得瀟灑,連帶我們這些保守的亞洲人也開始學著解放、不在意他人看法。
原來,大家從各自的陌生之地飛到了莫斯科,交換的卻是熟悉互通的感動禮物。
我的學生簽證到八月底,卻選擇提早回家,麻央說我傻,她嫉妒我的簽證時間那麼長。有段時間她常缺課或是提早離開教室,後來發現她花了很多時間與俄國官僚系統打交道,只為了能多拿兩個月的簽證。她說她還有很多作品還沒欣賞,即便特列其亞可夫畫廊去過好幾次,連畫作擺放位置都可明確指出;甚至計畫獨自搭火車到下諾夫哥羅德看一間對她而言意義重大的美術館。
這些計畫也隨著她的延簽成功而如願完成,她也如願晚兩個月回家,成為全班最後一個離開俄羅斯的學生。
2018年原本計畫要去東京玩,我寫了一封英文信聯絡麻央,她回了一封俄文信給我。她結婚了,跟老公住在新宿,兒子三歲,在文學出版社當編輯。原本約好了,很期待見到她。
但後來我從前公司離職,交接期卡到了出發時間,於是取消行程。我寫信跟她道歉,她回了信,最後寫了一句「Давайте не терять связь.」(我們別斷了聯繫)
有些人跟你的相逢很短,或是有些隔閡,但你就是知道你喜歡這個人,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麻央就是這樣的一個朋友。
Hi! 我是烤肉學徒。返鄉做燒烤前,從事俄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在媒體做行銷、偶爾採訪各行業職人,也在數位媒體代理商當PM。回鄉烤肉後才發覺:處處是學問,大小事都能有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