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 《言語不通》：藝術可以跨越疫情的高牆嗎？

對藝術界來說，應該從未想像過一個小小的病毒會讓他們如此進退失據。香港著名的藝術三月變成了一潭死水；拍賣會一再延期，銷售數據極不樂觀；眾多畫廊也在尋求改變應對疫情影響。很多人傾向把藝博會和展覽等從現實帶入虛擬世界，以科技手段突破疫情的限制。但在網上看蒙羅麗莎的圖片，和站在羅浮宮裏看蒙羅麗莎，始終是差天共地。

就在這個時機，大館正好帶來了一個符合當前困境的新展覽：「言語不通」。這個展覽的「作品探討的是在我們周圍出現的諸多界限、邊界、間隙、空間、表面、界面和分隔」 —— 這個不算太創新的命題在當下環境卻似乎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比方說，在新冠肺炎的「界限」下，展方會如何處理表演和互動類的作品？

真正讓筆者開始在意這個問題的，是新加坡藝術家張奕滿的《短的、表演、故事》。當時我走到展館二樓轉角，看到正前方的牆上有作品題注，但環顧四周卻只看到幾個青年在倚著窗邊聊天。我疑惑的翻了翻手冊，才發現這原來是個互動表演 —— 一個探討藝術作為交流方式的表演，因為其交流性質而在疫情期間無法展出，實在有些諷刺。我不抱甚麼期望的詢問附近的工作人員：「請問這個表演是取消了嗎？」心想她會回答「是啊」那我就去三樓了，卻沒想到她開始非常熱切的介紹起這件無法展出的作品。

《短的、表演、故事》是要參與者即場背下藝術家創作的一個約500字的故事。這個故事是不會公開的，所以只有藝術家和有參與過表演的人才能知道故事內容。那位工作人員介紹完後，語帶遺憾的說：「我們都已經把故事翻譯成中文了。本來希望能辦成這個表演，可惜還是沒辦法。」我笑問：「500字呢，要背很久吧？」她回：「可能要一小時左右吧。可是如果能看到那個故事，就算要背兩三小時我也願意啊！」話中強烈的感情才讓我意識到，原來這個不完整的展覽不僅是觀眾的遺憾，也可能是展方和藝術家的遺憾。也因此，我開始認真地檢視起在這個展覽中「消失」了的表演。

在三樓展區，一面白牆上寫著偌大的15：00 - 15：01，旁邊掛著一個很普通的時鐘。這是關川航平的《一分鐘事件﹙哼唱﹚》，藝術家原本應該會在每天下午三點正館內哼唱一分鐘。但是由於疫情，「藝術家每天在香港時間下午3點，會在身處的地方哼唱。表演不會有即時直播，作品由此會給參觀者提供一個空間，自己去想像這場表演，並且去信任藝術家⸺這正是呼應著在遠方隔離的體驗。」雖然我感覺這段話是展方為了應對疫情而打下的補丁，但無可否應在無法現場演出的情況下，這種「重新演繹」倒是頗佳。

首先，這個表演本來就是有時限性的。每天只有僅僅一分鐘，我相信其實大部分來觀展的觀眾根本無法看到現場表演。而展方不選擇進行直播或錄播，而是任由觀眾自行想像，我認為和原來的體驗是吻合的。另一方面，我覺得展覽手冊中的一句話頗有點意味深長：「這正是呼應著在遠方隔離的體驗」。

看到這句話，我立刻想起了二月時，在香港大眾對新冠肺炎最人心惶惶的時候，不少公司﹙或者是顧員個人﹚都轉換了新的工作模式 —— 在家工作。然而，當時卻出現了讓眾顧主警惕的「行山銀行」事件，令公司與員工之間產生了信任危機。當我認真回想過去幾個月，在這難以面對面溝通的疫情時期，我們的確更能感受到「信任」的重量。顧主相信顧員在家真的有工作；老師相信學生網上考試沒有作弊；網友相信出售口罩的網店不會「走數」…… 那種帶點迷惑和不安，只能相信對方會信守承諾的感覺，不正正和這個重新演繹的表演相對應嗎？

我本人是相信關川航平會堅持表演的 ——稍微幻想了一下他戴著口罩，在東京三點正的街頭哼著一段沒有行人會駐足傾聽的旋律，也是有趣。

同樣在三樓展區，長駐波多黎各的Jennife Allora和Guillermo Calzadilla的表演作品《存在期﹙Lifespan﹚》﹙2014﹚就讓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來看看導賞手冊上的介紹：「三位歌手用吹口哨和呼吸，與來自冥古宙時期（超過40億年前的地質時期）的一塊小石頭『交流』。在作曲家 David Lang 編曲及指揮下，三人的聲音以強弱不一的不規則音調，在演出期間變化互動。最終形成的聲音和動作，教我們想像語言出現前的交流是甚麼樣子。」

但我在展覽現場，卻只看到一塊石頭孤伶伶的吊著。它原本應該是這樣的：

在這一件作品的安排上，我對展方實在有點失望。這個表演的重點、藝術家的目的，是以音樂引發對「交流」的想像。把主體的表演取消了，徒留作為輔助的石頭，這件作品已經不再完整了。坦白說，我覺得與其以這種殘缺的方式展出，還不如不展。

撰文之時，筆者想像了一下：如果在展廳中獨立出一個空間，以播放錄音的方式把表演中的音調再現，是否可行呢？雖然沒有了歌者對石頭及彼此的互動，但若然音調是以環繞聲播放，觀眾置身其中時仍可以想像遠古時人類這樣互相呼應的交流，或許會比單獨展示石頭好一點？當然，我理解要臨時作出改動並非易事；但新冠肺炎顯然不是一個短期問題，「保持社交距離」也大大限制了現場表演的可行性，或許策展方應該考慮在現時的環境下如何用科技或其他手段保留表演類作品的原意。

寫到這邊，請容我再分享另一個表演 —— Eisa Jocson的《動物園》﹙2020﹚。這個作品展出於同時在大館開展的另一個群展：「承受著自身的姿態」，而且兩個展覽之間其實頗有關聯。「承受著自身的姿態」同樣是探究限制和束縛，但主要以生命和身體的姿態為主題。

Eisa Jocson是菲律賓籍藝術家，她經常以身體作為探究的場域，調查從事娛樂和服務性行業的菲律賓勞工如何回應他人的凝視。《動物園》承接其前作有關迪士尼樂園表演者的主題，「集中探討受僱於香港主題樂園的菲律賓表演者，看他們如何充當傀儡，扮演動物的角色」，「先察看主題樂園內那些由人扮演的動物角色，進而研究動物被捕捉後遷離原生地，囚禁在動物園的情況」。

在展廳中，有一位本地表演者身穿黑衣在場內遊走，時而坐下時而舞動，偶爾發出尖銳的鳴叫。而另一方面，藝術家本人則以直播的方式參與表演。當我走到直播的螢幕前，Eisa Jocson正一動不動的以彎腰90度的姿態站著，工作人員才解釋道這是直播表演。我當時下意識的動作，就是朝著螢幕揮了揮手，有點期待她是不是會回應；結果過了一陣，她真的對我眨眨眼和揮手。我那時候覺得有點害羞就離開了，事後回想才發現：這不正是人類在動物園對動物的凝視嗎？而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間，全球人類都被迫處於隔離狀態，和動物園的動物又何其相似！在我心裏，Eisa Jocson及展方對《動物園》的重新設計可稱得上是令整個作品更上一層樓。在完全保留作品原意的同時，更回應了這個時代的特殊體驗，實屬佳作。

正如我在周俊輝的個展評論中的結語所說，我們正身處一個「異常」成為了「日常」的歷史轉捩點。新冠肺炎的影響之大，迫使人類必須尋找一個新的生活模式，即使是普遍比較「離地」的藝術界也無可避免必須改變自身去適應這個新浪潮。大館的群展「言語不通」證明了 —— 即使面對肺炎的威脅，即使人與人之間距離變得前所未有的遠 —— 藝術依然是有力量的。

有機會的話，再來談談「言語不通」中其他發人深省的展品。

言語不通
展期：2020年5月25日 - 9月13日
時間：2pm-8pm（星期一）；11am-8pm（星期二至日）
地點：大館賽馬會藝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