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貴族，如有，只能是文人

最近許多人在談貴族。但中國歷史發展遠較西方早熟，貴族比西方早兩千年就消亡了。後來政治官僚和土地財團想發展為貴族，也終於沒成功。成為新貴族的，乃是文人。文人，以其文化才藝，受到帝王將相和商人地主的尊敬與追捧，形成新興權勢階層。

這種權勢，超越世俗權勢，是一種文化向上的力量，鼓舞社會從風。例如乾隆，雖貴為皇帝，但你看他的趣味取向和生活，不就是努力把自己造就或裝扮成一名文士嗎？

這，不是腦中只以西方貴族為參照的人所曉得的。故底下先簡略說說她的形成經過。

中國春秋之際的社會等級制度，以士庶之分為其大別。士以上，為王、公、大夫、士。以下為皂、輿、隸、僚、僕、儓及工商農民。

士以上為貴族，庶民工商則為平民階級，其身分俱屬世襲（像現在大家嚮往的匠人精神，就出自這種社會，農民世代務農、工匠只能繼續打鐵、捏陶、做木匠，永世不能翻身）。

戰國以後，貴族凌夷，社會才漸有變動，而各國情況不一。三晉與齊燕之製，統治層可分為卿、大夫兩級。卿有上卿、亞卿之別，大夫則分長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

秦楚更與中原俱不相同。商鞅之後，秦爵位計分二十級，漢代大體沿用之。但無論如何，這些有爵祿、甚且有些還有土地的人，與庶民不同，均屬於統治者。

士是貴族的最低層，有食田與俸祿。但在春秋戰國這段期間，卻是身分變動最大的一群。他們或上升為執宰，或因貴族凌夷而降為平民，形成士的分化現象。

先是分化為「文士」與「武士」兩類人。其後，依附於本宗族，無個人自由的士，在春秋中期以後，獨立四散謀生。或辦學、或充當婚喪典禮之贊禮、或從政，而遂日益分化。在「士」上加指示語或限制語，如方士、策士、謀士、隱士等詞彙也即出現於這個時代。

分化的同時，此一階層也發生上下流動的現象：貴族凌夷，降為庶民；庶民若有地、有功、有學，亦可上升為士。

士乃成為一種介乎貴族與庶民之間的階層。

這個階層的性格，是模糊的，因為它本是時代變動的產物。所以我們看《論語》《孟子》，都會看到當時人對於士德士行應該如何的許多討論，要求士在喪失了貴族的血統、土地、爵祿諸依據以後，仍保有他對於一般庶民的優越性。

比方說，孟子云：「無恆產者而有恆心者，為士為能。若民無恆產因無恆心」（梁惠王上），顯然就是把已喪失封邑食祿的士仍然別出於一般民眾之上，強調其優越性。

這種優越性，有些人從德行上說，有些人從文化知識上說。從德行上講，含意就與「君子」相結合；從文化知識上說，則有學士、辯士、策士、方士、博士諸人等。

事實上，我們由孔子門人的狀況即能了解到這種情形。

所謂「孔門四科」，指孔門弟子具有四個不同面向的文化能力：德行、政事、文學、言語。

這些能力都不是一般庶民具有的，士需通過修養學習以及相互砥礪才能獲致。士之所以為士，其身分雖然可能已因貴族凌夷而與平民無異，但其內在之修養與知識則超過了一般平民。平民若具有這些條件，也可被稱為士。

漢代之賢良、文學、博士、文吏，大抵即呼應了孔門四科之分：賢良類如德行，政事可指文吏，文學具語言辭華之美，博士則擁有對經典的知識（孔子時，文學一辭，指的是對典章文獻制度的學問）。

其中與文人直接關連的，就是擅長語言辭華的文學侍從之臣。也就是說，文士本來就是士之一類，是專指士中具有文辭才能的那一類人。

這些文學之士，身分當然可能是平民，如司馬相如本來在四川開店鋪、穿犢鼻裙跑堂。但他具有文學才華，他便與一般民眾不同，可憑其文學能力上升為梁園之賓客、為武帝之文園令，成為文學侍從之臣。情況與戰國時期辯士策士憑著他們舌粲蓮花的本領即可立致公卿，其實並無兩樣。

言語辭令歌賦之能，效力如此，自然會引來許多仿效者。戰國遊士掀唇抵掌、奔走於諸侯，漢代便也有不少獻詩獻賦之輩，令讀書為文者望風景從，以「成為文人」做其終身志趣。

但文人這一流品在漢代的確立，事實上也預告了後來的糾紛。

在士這個階級中，德行、語言、政事、知識均足以構成士之所以為士的條件，但究竟何者方為首出、何者才具有優先性，或四項能否兼備、其主從關係又如何，一直是爭論不休的。

如王充就主張士應以文學創作為高。後世文人看不起經生，也瞧不起「風塵俗吏」的傳統，在此可說開了頭啦。

然而，文士慣對俗吏作青白眼，如晉朝嵇康因山濤薦他出仕，竟要跟他斷交。老於政事，能在事功上顯才華者，卻也對文人頗不以為然，認為這些人根本無裨實際。

同樣地，文人看不起經生，覺得他們笨，苦學而無才華；學者則批評文人不學，華而不實。賢良有德行者，又強調做人應先尊德行而後道問學，既討厭文人光會寫文章而德行欠佳，也反對一味講事功之學的人。講事功者，乃譏彼等「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他們往復交哄，爭辯不休，形成了這個階層內部的緊張關係，也帶動了此後兩千年曆史的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說：文人起於士階級之分化，而其確立為一獨立之階層，具有與其他階層不同且足以辨識之徵象（不但與庶民不同，也與其他由士分化出來的階層不一樣） ，則在漢代。

後世對於這樣一個階層，認同者說：「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不認同它者則說；「文人無行」「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文士輕薄」「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文士浮華」。彼此形成士這個階層內部的競爭關係。

漢代知識階層已經形成了一種共同體式的階級意識，也稱為「群體意識」。有了我們都是屬於某一類人的共同認知與感情。

但是，在大的認同底下，其實還存在著分化的次級認同，經生是一群、文人是一群、從政的文吏是一群、以德行或以高士為自我位置者又是一群，各有其群體意識。

漢魏晉之間學術風氣的變動，也可以看成是這幾個群體間競爭的勢力消長。東漢末年太學生之所謂「浮華」，正是由於經生們濡染了文士氣味的表現。

而高士清言、揮麈談玄，以不事俗務為高，亦是高士自別於政事之儒與經術之儒的現象。

整體說來，兩漢儒士原先是以學問和政事為主的，但漸就以才華、文章相標榜，勢力一消一長。故經學僅見註解，類似先秦諸子的著作也漸少，反而文集愈來愈多。

文集分為兩種，一是總集性質的《文章流別》《文選》之類，二是個人的別集。文集事實上是子部之分化。四部分類法中，史部由經部春秋學中獨立出來，集部從子部獨立出來，都是漢魏學術最重要的標幟，體現著文人的勢力業已蔚為大國。

周秦諸子之學，在西漢已漸衰，文章則漸富。至東漢以後，消長之勢愈顯。其後遂有文集。子學衰而文集越來越盛，令復古論者大嘆人心不古、學風丕變。

但感嘆無濟於事，歷史進程無法逆轉，文人階層勢力畢竟漸高於傳統經生學者。

漢魏以後，名士清談，其才辯趣味，本來即與文士可相孚應；流行的文體（駢文），更助長了雕繪藻飾的風氣。這種文體，是論學、析理、敘事、言情，一體通用的。因此，無論你是否自覺地認為自己是個文人，都不能不具備這種文學寫作能力，不能不是個文人。

這個道理，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論證，一是《文選》。梁．昭明太子選文，曾明白地宣稱孔孟經典及老莊諸子等書「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寫本」，所以他不予選錄；「記事之史、系年之書」，重點不在文采，他也不收。

他只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此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部分。

他這種以文學為依歸的選本中，事實上包括了書、啟、章、表、令、教、詔、冊、箋、檄、辭、序、頌、贊、論、箴、銘、碑、誄、祭、吊、墓誌、行狀、對問、奏記、彈事等文體，甚至還有兩卷史論、史述贊。

足以證明當時整體書寫狀況即是文學性的。任何文體，縱使是實用文書，也要求它具有文采。

其次，縱使是「記事之史、系年之書」，其性質雖被劃歸於非文學類，可是在整個時代風氣的浸潤下，依然越來越具有文學性。

這方面，看唐代劉知幾的批評最清楚了。

《史通．載文篇》說：「爰洎范曄，遺棄史才，矜炫文采，後來所作，他皆若是」，〈論贊篇〉說六朝史論「私徇筆端，苟炫文采，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

從經學中剛剛才獲得獨立身分的史部，事實上很快地便淪為文學的陣地。六朝史書，文學性已太濃，到了唐朝，更是如劉知幾所描述：「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辭授，必推文士」（核才篇），以致史書「非複史書，更成文集」了。

凡此等等，俱可證明：在士的階層中，文士群體正逐漸在擴大，不但動搖了史家與經生的地位，更使所有文字工作者都朝文士類化，文士成為士階層中最主要的部分。

但漢魏南北朝，我們仍然只能說文人之勢漸長，而不能認為文人已取得絕對的優勢。

原因之一，在於當時的世族，除了依血統姓氏為判斷根據外，畢竟是以經學及禮法為標榜的。所謂「世族」，主要條件就是累代官宦和經學禮法傳家。

禮法，談的是德行的問題。過去看魏晉，往往誇大了當時清談任誕之士破棄禮法的做為，以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頹廢的世界、毀棄禮法的社會，而忽略了代表社會主流價值及主要階層的士族門第社會，其本身乃是一個非常強調禮法門風的組織。

《後漢書．楊震傳》云：「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潛夫論》云：「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均可見德行仍是大家所推崇的。《世說新語》開卷第一篇就是〈德行〉，正反映了這樣的價值觀。

經學，指的則是知識的問題。

世家大族高門第子弟，比一般寒庶地位優越的條件之一，就是在知識的文化等級上優於小姓寒門。

《北史．儒林傳序》說：「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足證當時經學的主要傳播群體正是世族。因此北魏獻文帝時「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杜預的《左傳》學、王弼的《周易》注才能傳入北朝。

至於官宦。世族的條件，除了血統之外，累代爵位當然是一大標準。這是不用說的。

但綜合起來看，當時世族大家既強調經學知識、重視德行禮法，則做一個學者或做一位有德行的人，必然是那個社會中主要的人格期望。在這種人格期望的心理狀態下，文人，未必能競爭得過學人與賢人。

同時，從社會結構上看，魏晉南北朝的文人，主要成分，一是帝王（如魏文、魏武、曹植、梁武帝、梁簡文帝、蕭統、陳後主等等），二是朝臣，三是世族。無論鄴下、金陵、荊州各文學集團，可說全都屬於貴族，如鮑照那樣「才秀人微」者畢竟只佔少數。

因此，此時所謂文人階層，有兩個特色：一是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那因貴族凌夷，而從貴族身分中游離出來的文士，已再度成為統治層。它不依附於統治者，但更不是獨立的。

二、文人階層是與儒士學人、禮法之士這批群體共同發展的。我們在當時的經學、史學，乃至貴族言談交際、酬酢應對中處處可以感受到的文學性。未必是文學勢力因競爭而壓倒了經史等等，而是文學融在其中，共同發展的結果。

唐代以後，文學之勢越發沛然。

唐朝雖在許多地方延續了六朝，但一個新的社會卻在延續中逐漸成型。這是一個文學社會，文學不再是某一階層之物，文人階層由朝士、貴族士大夫擴大到一般民眾。

民眾能讀詩的，即傳抄題寫之，或練習寫作之（試著回想一下我前面提過的：唐初社會上流行多少教人作詩的詩格詩例詩法教材）；不識字不能讀的，就听人吟誦之傳唱之，或看詩意圖畫。

文學也是社會上共同認可的價值並一同享用著它，所以詩人擁有社會性權威，受人仰慕。就連市井惡少也要用刺青涅詩等方式來表現自我。整個知識體系更已文學化，人對世界、人生與社會，均已慣於用文學感性及文學知識去處理。

所謂文學知識的體系化與普遍化。首先表現在史書的文學化。這不僅是指它炫耀著文采，更因史書描寫的是社會的整體與歷史的動向。其次是文學性的百科全書大盛。

在中國，類書之編輯，本來就起於寫文章記典故和摘選辭藻之需，跟西方人編百科全書起於知識的歸類不同，唐代則愈發擴大了這個傳統。

現存《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看起來規模就已驚人，但在當時還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唐太宗不但編了這兩套書，還另編了一千卷的《文思博要》。

後來諸帝對此也頗熱衷，從龍朔到開元，官修了《累璧》六百三十卷、《瑤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芳林要覽》三百卷、《事類》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文府》二十卷。

私撰的則有《碧玉芳林》四百卷、《玉藻瓊林》一百卷、《筆海》十卷等，每部都卷帙龐大。既像總集，又像辭藻類選；既供文士採挹，又是以文學角度對一切知識的處理。通過這樣的類書編選，文學知識體系化了，一切知識也文學化了。

唐代後來成為一個文學化的社會，這是極重要的基礎。一個以文學看世界的社會，自然跟我們現在這樣一個只曉得以金錢看世界的資本主義時代不同。

在那個文學化的社會中，當然也是人人都喜歡文學、認同文學的價值、學習著也享用著文學、到處都看得到文學作品的。

唐人題壁、題柱、題屏風、題亭、題額、題門，幾乎無處不能題。像後來元稹描述的，白居易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

白居易自己也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可見題詩無所不在。

白居易當然是中唐以後最受歡迎的詩人，題寫他詩的人最多，但別人的詩一樣也廣獲題寫。元稹在通州見到館舍柱子上題了白居易詩之同時，就也見到了竇群的詩。

拿筆在人家牆上門上到處寫詩，今日不會有此現象；現在人只會塗鴉，或寫些╳╳╳我愛妳、╳誰誰老母之類。若不幸被人塗抹，亦必大生詬厲，或自覺倒霉。

唐代卻不然。《韻語陽秋》卷四載：「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雲溪友議》載：「崔涯……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

又《洛陽縉紳舊聞記》載楊凝式過寺廟多題詩，「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楊去題了以後：「遊客睹之，無不歎賞」。

這類故事，在唐代太多了。這就叫做文學社會。人人以詩相矜賞，故題者愉、觀者悅，很把詩當一回事。

元稹曾形容白居易詩：「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傳寫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其實並不只有白居易才獲此待遇，只是白詩也許傳抄得更廣遠罷了。

像陳子昂，趙儋替他作功德碑時說：「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吳筠，《舊唐書》說：「所著歌篇，傳於京師」「每制一篇，人皆傳寫」。孟郊，賈島哭他時說他：「詩隨過海船」，王建哭他說：「但是洛陽城裡客，家傳一首杏殤詩」。姚合哭賈島則說賈：「從今舊詩卷，人覓寫應爭」。杜牧，裴延翰替他編集時也說：「凡有撰制……雖適僻阻，不遠千里，以獲寫示」。諸如此類描述，可說觸處然。

喜歡詩的人甚至就把詩抄寫在身上，刺青，如《酉陽雜俎》卷八載高陵縣捉到一名流氓，左臂上刺了一絕：「昔日以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荊州另一遊俠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共三十餘首，有的還配了圖。

這類例子並不奇特，因為是風氣，「唐中葉，長安惡少年，多以詩句鑱涅肌膚，誇詭力，剽奪坊閭，遠近效之成習。其他更有取名賢詩中意，細刺樹木人物」。

例如韋少卿「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鴉數十，其下懸鏡」，人問其意，他以張說詩句「挽鏡寒鴉集」對。

此等風氣雖盛於中晚唐，但把詩配上圖來傳觀卻不是刺青惡少的發明，乃是唐初已見之慣例。

唐太宗游春苑，見苑中奇鳥，愛玩不已，「召侍從之臣歌詠之，急召（閻）立本寫貌」。後來王維有《輞川集》詩二十首，「後畫輞川圖」，是自己畫其詩意的；薛稷善畫鶴，而李白作畫鶴贊、杜甫作鶴詩之類，則是別人題寫畫意的。

以畫來表達詩意者，詩主畫從；以詩來題寫畫意的，畫主詩從。兩者都是唐代新興事物，且均影響深遠。宋代畫院更常用詩命題，讓畫工圖寫詩意，蔚為畫家傳統。題畫詩盛唐以後較多，後來也成一大傳統，詩畫相發，成為我國藝術之重要特色。

唐代是印刷術開始的時代，把詩寫了印出來賣，供人欣賞，便是這時的新興現象。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說：「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餘雜詩，賣於市肆之中」「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講的就是用書法寫了詩以後模勒印賣之情況。

另外就是傳唱和吟誦，以聲音來輔助傳布。

吟誦，如陳子昂「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韋莊〈乞彩箋歌〉云：「我有歌詩一千首，班班布在時人口」。

口語傳播，本是最古老的形式，唐代則因世俗喜愛，所以好詩往往膾炙人口。

如王績「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呂才．東皋子集序）。錄之，是書寫的，諷詠就是口語的，後者有時更為普遍，故岑參「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杜確．岑嘉州詩集序）、白居易「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庶民、蠻夷、妾婦、牧童，在那個時代未必全都識字，可是通過口語吟誦，他們仍能享用詩篇，領受到文學美感，白居易云：「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強調的即是這一點。

這樣的社會，大體成形於唐初，中晚唐愈烈。看唐代，首先就要了解這個文學社會的性質，且莫要再去談什麼帝王提倡的老話題。帝王提倡，是漢魏南北朝文學興盛的原理，唐代則漸漸轉為以整體社會為動力了！

所以這是一個崇拜文人、喜歡文學的社會。文人階層鞏固於此社會中，其後的發展也才能越趨暢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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