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不是Uber唯一一次這樣做，在2014年的秋天，Uber在費城要推出Uber，費城停車管理局向司機發出一封強硬簡訊，表明發現私人汽車做UberX使用，會直接扣押車子。同時管理局也開始到Uber開設假帳號，進行釣魚查緝。費城營運團隊向總部求助。
於是Uber工程師、打假團隊成員、外勤人員想出各種找出執法人員的方法：第一個就是一樣運用「地理圍籬」，在警察區周圍畫出一個數位半徑，然後城市經理密切觀察那個半徑範圍內有哪些消費者快速開關Uber app。另外，城市經理也會檢視新帳號的資料細節，譬如信用卡、電話號碼、住址等個資，檢查這些資料是否和警察互助會或是相關的組織有關。經理確定找到警察或是停車執法人員後，只要加進一小段程式碼－Greyball這個字和一串數字－就能讓那個帳號看不到Uber的蹤跡。
這招非常有效，費城停車管理局從來沒有發現。車子被扣押的比例也直線下滑。之所以選Greyball這字是因為工程師心想：要是把警車或是執法官員的眼球「塗灰」，讓它們無法從手上的app 看到路上的UberX，車子可能被扣押的問題就解決了。Uber在對付競爭對手Lyft和其他國外叫車軟體時使出的手法更為凶狠，由「競爭情報」小組來執行所謂的「地獄」計畫來監視競爭對手，這個小組曾被科技媒體踢爆用iPhone技術鎖定Lyft乘客再把他們引誘到Uber。另外Uber的工程師還為這個計畫架設了特別的伺服器，不連到公司的主要網路基礎建設，維持不「歸屬」Uber的狀態，然後他們在那些伺服器上儲存、處理、分析從Lyft網站，app、程式碼「搜刮」來的資料。
但若要使出更見不的光的招數則交給「戰略服務團」。這是由CIA、FBI和特勤局前幹員組成，Uber透過轉包方式聘僱他們，合約採特殊的匿名方式，所以他們的名字不會追溯到Uber，這些暗黑特務部門的預算模糊不清，屬於Kalanick的權責範圍。資源幾乎不設限的情況下，Kalanick和他的「天團」成員可以派遣戰略服務團執行任何秘密任務－一個成員形容那是「貨真價實的間諜行動」－蒐集Kalanick眼中的危脅人物的情報。
他們在Nick Gicinto領軍下，該團幹員會另用VPN、廉價筆電、用現金支付的無線熱點來執行間諜和反間諜任務。臥底行動包括假冒Uber司機混入封閉的WhatsApp群組，蒐集司機是否要組織或規劃打擊Uber的行動。他們還會進行人身監視、拍照並跟蹤滴滴或Lyft的對手，在Uber引發爭議的城市監控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立法議員、警察。他們會步行或開車跟蹤，追蹤數位足跡和活動，甚至在公共場合拍攝官員照片。他們也會冒充Lyft司機或乘客，以便取得對手公司的情報。
戰略服務團幹員也曾在在滴滴和Grab（東南亞的競爭對手）偷錄私人對話，在程式大會跟拍滴滴總裁柳青。這些行動有多少是可行甚或值得的，不得而知，不過Kalanick批准了幾千萬美元的預算，用於監聽、全球各地的特務活動、情報蒐集。
Uber在處理另一件發生於2014年12月印度的Uber司機性侵案也是弄得滿城風雨、罵聲四起。一個26歲的女子上了司機Shiv Kumar Yadav的車在後座睡著，司機關掉手機，讓警方和Uber都追蹤不到，然後都找到一個隱蔽地點，停下車，爬到後座性侵這名年輕女子，事後還威脅她不可以說出去。
負責處理是Uber內算是Kalanick第三把手的Eric Alexander，雖然她的正式頭銜是亞太業務區總裁，但他們兩人的關係變成較像是朋友。性侵案爆發後，Kalanick馬上打電話找他。他立刻降落當地，做出有效停損，擺平政治人物和媒體。後來Uber和那位提告女子達成和解，被勒令在德里地區停止營業的Uber，也在2015年初重啟營運，看似全身而退。
然而到了2017年夏天，有科技媒體踢爆，印度性侵案調查過程中發現，Alexander曾經透過一家法律事務所拿到被害人私密的就醫紀錄，上面詳細記錄了性侵後幾個小時的醫生診斷內容。根據那份就醫紀錄，那名年輕女子的處女膜仍然完好無損－調查人員還在查證這個說法，Kalanick卻已經牢牢記在腦海，偶爾會在同事面前提起。
Kalanick的領導團隊對此十分反感，他們的解讀是，Alexander搬出就醫紀錄是為了讓人對那個女子的說法起疑。驚愕的他們，至少有兩個人當者Kalanick的面氣呼呼大罵被害人有可能是被肛姦。最後在科技新聞網站Recode把Alexander曾把就醫紀錄帶在身上到處跑的新聞刊出的前一天，Kalanick被迫讓他離職。但在新聞刊出後，讓Alexander走人並無法平息員工的怒氣。因為到目前為止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已經夠糟，但是明目張膽否認性侵實在太超過了，已經走到十字路口的領導團隊高管留下來的約有6人擬了一份信給董事會，信中寫道：Uber亟需一個獨立董事會來抗衡Kalanick絕對的權力。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Kalanick暫時離開。
之後不滿的創投公司股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Kalanick趕下台，在2017年8月底改由旅遊物流網站Expedia.com執行長Dara Khosrowshahi接任，並在12月由孫正義、Khosrowshahi、Uber董事會談成一筆交易，軟銀透過「公開收購」購入Uber百分之17.5的股份。這批股票是用超低折扣買入，等於是Uber年初估值大拍賣。孫正義和Khorsrowshahi敲定以每股33美元交易，換算下來Uber的估值是480億美元左右－軟銀撿到大便宜。
換句話說，過去十二個月的醜聞賠掉了Uber兩百億的估值。這筆大拍賣也增加六席董事，其中兩席歸軟銀所有，其餘四席是獨立董事和一位新董事長。一家公司一口氣增加六席董事是很大的數字，不過觀察家多半認為有其必要，增加這麼多獨立董事長可以提供一個抗衡力量，以防Kalanick又開啟另一場奪權戰。
到了2019年5月，Uber終於要正式上市。幾個星期前Lyft才剛以每股72美元上市，那天一開盤就飆漲，最後收在78園附近。Uber的目標遠不止於此。為IPO做準備的時候，Uber聘僱摩根史丹利和高盛替它承銷股票，1200億美元的天價估值浮上檯面，幾乎是上一輪私募估值的兩倍。上市的前一晚，Uber把IPO價格定在每股45美元，低於它最初希望的價格，但仍經過精心計算可以上演強健的首日「沖天秀」－初上市的股價飆漲，銀行家喜歡以此為誘因鼓吹顧客盡早買進，並預期至少會比45多個幾美元開出。
結果並沒有。一開盤數字就開始下跌，44、43，最後停在42，第一筆公開市場交易以42美元成交。以低於定價的價格開出，這種事前所未聞，尤其科技股通常第一天都會大演強勁的沖天秀。當天收盤時，Uber跌掉的金額是華爾街IPO自1975年以來之最。Uber的初登場派對以災難收場。到了2020年底也只是漲回到51塊美金左右。
從以上的書摘有什麼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地方呢？首先這類的科技公司常常提出非常宏大的願景，並讓社會大眾相信它們能讓世界變得更好，以Uber來說，它是讓人的移動變得更為方便，提供搭乘服務的品質也的確普遍比傳統的計程車好，又讓有私家車的人多一個收 入的來源。但是Uber經常為了利潤考輛便任意調降給司機的費率，所以常引起很大的反彈，書中也提到加入Uber後有1/4司機在開三個月後就不幹。Kalanick會在搭自家Uber的車時直接被嗆聲說他任意更改費率造成司機損失還把兩人對嗆的錄影公諸於世就是他有多不受他理應造福的人歡迎的最好證明。
也就是說這種模式在商業上的成功真正造福的就是一小群管理階層，在基層打拼、又沒有正式福利的契約工真的獲益有限，這也是先進國家社會財富日益兩極化的主因之一。所以不管新科技公司嘴上說的再響亮，再如何在媒體上造神，對於其他公司所受到公司治理規範一樣該用在這些科技巨頭身上。的確在看不下去的大股東推翻了Kalanick並選出新執行長上任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補與幾十萬司機的關係。
其次這類公司的執行長常因個人的野心（不只是Uber 的Kalanick、現在已經因為牽涉到蓄意詐騙而關門的Theranos的年輕執行長Elizabeth Holmes 也是）而訴諸各種遊走法律邊緣、甚至是擺明了違法的手段，同時也花大筆金錢去遊說政客來避免對他們的監管。要對付這種種不公平的競爭手法，應該要有類似對抗高汙染行業的環保團體一樣的公民團體或是非營利組織來監督其業務範圍已和一般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新科技公司，來阻止其濫用擁有各種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相關大數據獲得超額利潤或是其擴張野心侵害到人民的合法權益。
最後其實過去這二十年來美國經濟發展的和一百多年前約長達30年的鍍金年代（Gilded Age）有類似之處：經濟成長的亮點都是少數具有壟斷性的大企業主導了美國的經濟發展，而且當時主導社會的思想是自由放任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和今日這些科技巨頭普遍認為自己是創造人類未來的先鋒，因此不應該受到太多來自國家的監管和社會力量的制約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在上一波催生出許多大財團如摩根大通、標準石油和福特汽車的經濟榮景下，為了確保市場競爭環境的公平性，最後還是誕生了反托拉斯法來制約這些大財團。在這種如影隨形的「監控資本主義」已經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今日，政府如何在徵詢過沒有利益牽扯的專家、學者或是願意出來吹哨的從業者後，訂立專門適用的法律來監管甚是分拆力量已經大到不像話的科技巨頭，恐怕是要維持資本主義成長動力非常關鍵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