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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F-20緣起緣滅(一) 緣起與台灣（上）

1974年的諾斯洛普可以稱得上意氣風發，1950年代開始開發的F-5族系藉著軍援戰機的東風，進入無數美國盟邦及第三世界國家，使1960年代起的低成本戰機市場成為諾斯洛普瓜分到的一塊香餑餑，1970年的國際戰機計畫（International Fighter Aircraft，IFA）中，諾斯洛普推出的最新型F-5——F-5A-21（即日後的F-5E/F）更是擊敗一眾競爭對手，昭示著諾斯洛普仍將維持佔有部分低成本戰機市場的態勢一段時間。

　　除原有的低成本戰機市場外，該公司參與、進入技術驗證階段的輕型戰機計畫（Light Weight Fighter），從原先技術驗證用途，改為美國空軍將實際採用四個聯隊，且將有四個北約國家空軍購買的空戰戰機計畫（Air Combat Fighter），若再搭上海軍的艦載機版本，可說是錢途一片光明，先進戰機市場亦是觸手可及。

【計畫雛形：F-5X】

　　然而，1975年1月13日，空軍正式宣布由YF-16奪下ACF計畫大單，儘管後續YF-17海軍版在5月2日擊敗海軍版YF-16扳回一城，但依照諾斯洛普與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的協議（註1），海軍版YF-17將是以麥道為主承包商、諾斯洛普次之，雖仍有湯喝，但終歸佔的不是最肥的利潤，這也使諾斯洛普最終仍於1976年推出F-18L，欲以此與通用動力在陸基市場爭雄（註2）。

　　儘管在搶佔先進戰機市場的ACF計畫上出師不利，但低成本戰機市場依然前景可觀。對於第三世界的諸多國家而言，F-16、F-18L等先進戰機雖也令人垂涎三尺，但國內的後勤能量、乃至於自身與美國的外交關係，都使其未必能夠負擔或採購此類先進戰機。

　　故在未來，面對大量需要汰換的F-5系列、MiG-21、Mirage III/V與F-4等機型，一款性能有所提升，後勤足以便捷、可靠度足夠的戰機，應仍具備一定的潛在市場及買家。據諾斯洛普粗估，輕型戰機市場需求將高達4000架，而諾斯洛普則能希望以新機型一口氣吞下其中的1500架，一如F-5E/F在IFA計畫中獲勝、填補F-5A/B市場一樣。倘若1980年代的軍購市場環境並未丕變，諾斯洛普依據經驗總結出來的市場，或許真能納入囊中。

　　在這樣的思維下，諾斯洛普於1974年前後展開F-5系列的進階研究（Advanced Study），提出的諸多研究內容包含探討發動機研改的F-5X計畫。其中，最具潛力的無疑是於1975年5月所提出，將發動機自兩具J85改換為單具F404的F-5/404，縱然該構型整體氣動變化不大，且並未採用如日後的APG-67等先進航電系統，亦缺乏掛載AIM-7麻雀飛彈的能力，但光憑更換發動機為F404，便使其相較過去的F-5增添60%以上的推力，令F-5性能躍上一階。

1977年，先進F-5研究仍在持續，而此時白宮也迎來一次改朝換代，對於諾斯洛普公司而言，新任的吉米．卡特（James Earl "Jimmy" Carter, Jr.）政府將對該公司的政策帶來不小的影響。

　　對於卡特總統而言，美國現有的武器外銷政策顯然是與一面倡導的和平所相悖的，而在常規武器擴散將威脅世界和平的前提下，做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的美國對帶頭限制武器出口自是責無旁貸。因此，在卡特政府就職後的四個月，1977年5月，卡特頒布第13號總統命令（Presidential Directive 13），明文禁止僅為外銷目的開發、或改良現有戰機。

　　以事後諸葛角度而論，卡特政府此一舉動可以說是相當愚蠢的，武器市場的大蛋糕不會因為領頭人的突然退出，使其他人也停下分食的舉動，只會刺激已經佔有一席之地的，或是想分食蛋糕的更為激烈的爭搶這份原不屬於他們的份額。

　　日後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副署長貝瑞．N．布萊希曼（Barry N. Blechman）在接受國會質詢時，也證實了此一政策使得美國在軍售市場份額下降、為他國所取而代之。諷刺的是，1978年，卡特政府出於政治目的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以色列三個國家出售共計達200架的F-15及F-16，打破自身的政策，而這也讓卡特意識到，若是完全限制武器外銷，將不利以此做為外交政策的特殊手段或工具，此是後話。

　　雖然此時的政策並不利於外銷型輕型戰機的開發，但F-5X的開發仍有條不紊的進行，1977年9月、12月，Walt Fellers——曾引領YF-17開發，參與YF-23等型戰機研製，為諾斯洛普公司著名工程師——向高層先後遞交了F-5X單雙發構型，以供高層分析評估。

　　若以諾斯洛普公司注重生存性的飛機設計哲學，該公司向來偏好雙發設計多於單發，F-5X也應當是由雙發構型勝出，一如當年YF-17的P-610與P-600之爭。但這次，諾斯洛普請到著名戰鬥機黑手黨（Fighter Mafia）成員：愛佛雷斯特‧李克斯奧尼（Everest Riccioni）上校，來為F-5X的單雙發設計進行仲裁。在經過能量機動性、持續機動性等多方面評估後，李克斯奧尼上校最後建議諾斯洛普公司採用單發設計進行開發，並在1978年6月由維爾科．加西奇（Welko Gasich）（註3）敲定，後續開發將以F-5X單具F404方案進行。

　　而在1978年，F-5X，或者說，F-5G計畫，也迎來第一次啟動研製的曙光：中華民國空軍。

註1：由於諾斯洛普與通用動力皆缺乏艦載機設計經驗，兩者競標NACF計畫時，分別找上麥道及沃特公司合作，開發艦載版本YF-17/YF-16。

註2：但此舉被麥道認為會侵害到其市場，且多數買家寧願直接採購艦載版F/A-18，對F-18L置若罔聞，最後諾斯洛普於1986年終止該計畫。

註3：諾斯洛普公司著名工程師，曾參與或領導T-38、F-5、YF-17等型軍機開發，並在退休前監督B-2匿蹤轟炸機生產。

【F-5G研製的萌芽】

　　1978年對於遠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絕對稱不上好年，卡特政府上台後的政策縱使沒有即刻倒向海峽對岸，整體政策也逐漸彰顯對臺灣的不友善，更是加劇自1972年尼克森出訪中共以來，對中美邦交那抹濃重的陰影。

　　做為試探，國府在1978年向美國提出F-4幽靈二式戰機的採購計畫，並表達採購更先進的F-16、F-18L等型戰機的想法。F-4做為美方多年不願出售我國的重型戰機，若是美方意欲與我國斷交，則應在斷交前仍會出售一批先進武器，提升我國的防衛能量，以維持台海軍事實力的均勢。如此，便有可能會同意出售具備AIM-7麻雀飛彈發射能力的F-4。反之若是予以拒絕，則這段危如累卵的中美關係，則應當能在維繫一段時間。

　　但出乎意料的是，F-4的採購計畫被予以駁回，美方卻仍展現一絲提升我國防衛能量的意向，提出願意轉售以色列幼獅式（Kfir C2）戰機的意願，並飛速通過J79發動機的出口。但幼獅式有限的性能顯然無法使國軍產生興趣，這使得美方進而提出將F-5E/F增添AIM-7掛載能力的方案。但鑑於F-5E/F有限的性能，在掛載AIM-7後會出現大幅度的衰減，最終國府仍拒絕了此一方案。

　　雖然國府婉拒了在原版F-5E/F上掛載AIM-7的提議，但諾斯洛普正在開發的F-5G，卻恰好契合美國政府希望一定程度上抑制國軍實力，以及國軍對於先進戰機的需求。此外，對於美國政府的武獲政策來說，政治現實跟政府對各公司的監護是極其有關的，若國軍採購F-5G，也能相當程度的弭補在ACF計畫中受挫的諾斯洛普公司，此舉無疑對平衡、保持該公司工業能量有相當大的助益。

　　於是在1978年7月，美國空軍向諾斯洛普公司表明將F-5G做為出口國軍，以滿足國軍空防需求的意向。一如前文所述，此時的F-5G仍不具備先進航電，僅有一具F404發動機以及提升的機動性。同時，為滿足國軍配備麻雀飛彈的全天候空防需求，F-5G勢必得在此基礎上增添先進航電。而當時的雷達備案則包含西屋公司為F-16設計的雷達與艾默森電氣（Emerson Electric Co.）的APG-69兩型雷達，兩者都有較小且適合F-5有限機首空間的的天線尺寸。

　　然而，正當諾斯洛普公司積極展開F-5G的各型雷達、武裝研究時，卡特政府卻再度展現其對臺灣的不友善態度，在1978年10月否決了國軍採購F-5G的申請。對於卡特政府徹底否決此次軍售的理由莫衷一是，在缺乏明確官方說法的情況下，有論者認為是在乎中國態度，亦或是卡特政府認為，國軍透過足量的空對空飛彈與戰機便能維持空優。

　　無論如何，這項決定對於國軍也好，諾斯洛普也罷，都是令人感到驚愕的，尤其對後者而言，有希望獲取資金與啟動客戶開始全面開發的計劃，卻硬生生地遭到阻絕。

　　此次決議，使得諾斯洛普意識到了卡特政府對於戰機外銷政策的不善，從而使諾斯洛普略為放緩了F-5G計畫的開發。同樣的，武器採購的不利，除了使遠在太平洋彼端的國府再度轉向申請採購F-4外，也令國府將下一代戰機的議程正式擺上檯面，在1979年年初推行自製戰機，此為他話。

　　儘管放緩了F-5G計畫的研發，諾斯洛普也並未停止向其他國家推銷F-5G。在1979年間，便向臺灣、南韓、泰國與瑞典等四國進行F-5G相關簡報。而到了1980年，武器外銷政策也迎來轉機。隨著美國暫時的退出國際武器銷售市場，原先所占份額迅速為英、法、蘇等國所蠶食，並對自身外交政策運用上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後，卡特政府不得不承認失敗，決議在1980年1月放寬PD-13，提出出口型戰機（FX）計畫。該計畫要求廠商自費開發一款性能介於F-5E與F-16之間的新型戰機，提供予美國政府向外出口，而這款戰機，又最好是基於現有戰機型號進行改動。

FX計畫的面世，彷彿F-5G否極泰來，將能延續F-5系列輝煌。

-待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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