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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月歸台記事

返台至今一周了。今早從防疫旅館房間的窗戶望下去，盯著即使是周末的早上也照樣生生不息的街道。遠方有山，眼前有人。恍如隔世的那個感覺再次襲來，開窗吸一口氣就會激動落淚。大概出關後還會再經歷個幾次。

整個去年（抵台那一刻才能開始算是我的２０２１），從安卡拉到伊斯坦堡那趟轉機的路程是最心驚膽戰的。行李箱超重，必須在櫃檯前打開整理；以為機場會比一般購物中心安全，結果沒人在門口掃健康碼和量體溫（「萬一陪登機的家人是感染者怎麼辦！」宮主哥說）；過檢查時，排在後面的男子老是在咳嗽，所以我在伊斯坦堡轉機時就把防疫護目鏡和戴過的帽子都扔了。

安卡拉到伊斯坦堡的國內班機，沒有間隔、八九成滿，大家上機下機都沒有距離，我也只能帶著100ml的消毒噴霧到處噴。噴霧的酒精味道好重，我戴著兩層口罩，一層三層醫療口罩罩著口罩套、外加一層可以罩住半張臉的布口罩。眼鏡之外罩著一副護目鏡，吸著眼周，帽子罩住頭髮；以上所有用拿來當第一層防護罩的東西，在斯坦堡轉機時就通通丟棄了。

父親早在去年夏天就寄了全身防護衣給我，我只用了臉部防護、鞋套、與手套。一段飛機用一套。身穿三、四層衣服，覺得過了一個危險的地方，就拖掉最外層衣褲扔掉，在最後入境台灣時只剩下最後一層。

在伊斯坦堡轉機時，從國內到國際線的登機口徒步走了三十分鐘以上，一路經過各個去其他國家的登機口，沒有一個登機口排隊的人有社交距離、口罩只是被用來當作能擋住雙下巴的裝飾，以為自己在做夢，懷疑是不是所有人都已經對病毒免疫了。偌大伊斯坦堡機場雖然只有一部份開放，人們駐足拍照、買免稅品，人群間的咳嗽聲，逼得我簡直像走過朝韓非軍事區一樣，左閃右躲，肩上八公斤的書也壓制不了我的速度（回台後發現肩上都是瘀青）。

抵達了直飛台灣的登機口發現自己已經開始泛淚。人們自動保持間隔坐好等著登機，許多人的裝備都比我齊全；一眼望去，可以發現在這個登機口，平面外科口罩只是最基本配備。不時用酒精或溼紙巾擦拭座椅的；小心翼翼在角落、用指尖勾下一邊的口罩繩、在沒讓任何物體碰到口罩的情況下、迅速喝完一口水的；自覺座位已經不夠間隔、自動繞到離登機口較遠的另一邊空間的．．．．．．

稍稍收拾了這種突然併發的思鄉情緒跟著登機，排隊的時候大家也是井然有序、至少1.5公尺社交距離；只要隊伍長度在登機處已超過櫃台長度，就不會有人繼續排在後頭，而是安靜地在自己座位上等待；上機後，也是井然有序、社交距離、有人在放行李的話，就會先等對方放完、或是等對方走進座位拉開距離才繼續走下去。

太久沒見到這樣的文明世界，我的心顫抖到不行。

坐下前，我拿出一瓶經朋友推薦、酒精成分80%的Domestos實用物品表面消毒噴霧，噴完一排座位。因為人不多，一人可以佔一排三個座位，中間座位的部分比較少排人坐，大部分的人都是坐靠窗。正當我用古龍水濕紙巾擦完窗戶和座位扶手、以為一切大功告成的時候，才發現前排、前前排的人還在擦拭頭頂上的出風口，什麼在機上容易感染？絕對不會是在只有台灣人的班機上被感染的。我激動地想。

睡睡醒醒十小時到了臺灣，和土耳其人一落地就不顧規則鬆開安全帶搶著要拿行李不同；等到飛機真的停穩、警示燈不再亮的時候我才聽見第一聲安全帶被打開的聲音。拿行李時，也是等前後排的鄰居先拿好、在能保持社交範圍的距離下拿自己的行李。前排的人出了之後、後排的人才會跟上，我幾乎可以聽見每個人的腦子的聲音：『社交距離』、『社交距離』、『社交距離』。

下了飛機之後，因為台灣號碼沒用、已傳給其他家人。只能跟著隊伍去買了短期sim卡。電信櫃台有防護壓克力板隔開我們、人員的口罩都戴得很好，聲音好溫柔又鎮定，我應該不用再怕了。

防疫人員的裝備和機場動線也是讓人安心的。因為從去年大選完搭機回土耳其前一天開始便有持續一年的有痰症狀。去年二月份去給校醫看時說是外耳道炎，開了抗生素吃完就算了。跟防疫人員坐在對角線的桌上商談之後，決定小心為上，在入住防疫旅館前先去集中檢疫所住個兩晚，等待兩次採檢結果。一次為入境時馬上作的唾液採檢、另一次是在集中檢疫所做的需要戳鼻子的那種，若二採陰，再搭防疫計程車入住之前定的防疫旅館。

抵達防疫旅館後，付了房費。正式進入防疫旅館前，我所有行李和衣物總共已經被消毒了三、四次，基本上只要有移動，就會被消毒（感謝計程車司機和防疫人員）。沒注意到臺灣天氣沒那麼冷，戴著毛帽讓我體溫升至３７．４，引起飯店人員一陣緊張，摘掉毛帽、在門口吹了一分鐘的風之後，體溫回到３６．４。順利進入旅館。

檢疫旅客進入時所搭乘的電梯、和完成檢疫的旅客所使用的電梯是不同的，且相隔得非常遠。飯店人員幫我把行李搬進電梯後、我自己上樓。一進房間、便脫去全身衣物洗了澡，在等待頭髮乾的時候，發現歸台那天晚上搭著飛機飛越了超級血狼月，想起搭機前宮主哥說的「今天月亮怎麼這麼近啊」，故作為文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