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由臺大學生會文化部主辦的議題電影院——「今日香港，昨日____」，由拍攝 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的紀錄片《亂世備忘》揭開序幕。本次特別邀請到本片的陳梓桓導演、從香港與身在台灣的觀眾進行視訊座談，與我們談他在佔中運動時拍攝紀錄片的歷程、14年至19年間香港情勢的劇烈變動、與拍攝紀錄片的他在動盪局勢下的自我反思。
2014年，深感香港日趨不穩定的局勢、並看見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時年九月，甫從電影系畢業不到一年的陳梓桓導演，受當時正於香港戲院小規模放映的台灣太陽花學運紀錄片影響，萌生起以鏡頭紀錄香港社會運動的想法。九月下旬，雨傘運動發生。
不談《亂世備忘》日後於各大影展取得的成績，陳梓桓導演表示，回歸拍攝初心，當時他只是想透過鏡頭紀錄當下的香港社運現場。拿著父親價值僅一萬多元台幣的相機，導演走入抗爭現場，在街頭尋覓拍攝對象、聚焦社運中的無名素人。如同抗爭過程中，任何事件的發展都無法預料，導演與鏡頭底下人物的相遇亦是不可預期。和紀錄片裡聚焦的抗爭者們相遇於一次激烈的警民衝突，夾在警察與學生中間的導演與這群年輕的抗爭者建立起信任，用鏡頭紀錄下他們在抗爭過程中的溝通與分歧、在物資短缺現場裡的臨機應對、與警方爆發衝突對峙時的衝鋒陷陣。更多的是，激昂的抗爭背後，年輕抗爭者對於彼此的照護與關愛、學生在鏡頭前因理想堅持卻仍流露出無奈的獨白、和深夜人潮散去後的清冷街頭裡，堅守的學生席地而睡的落寞身影。對於導演而言，用劣質相機拍攝下的粗糙畫面，卻仍能承載香港重大的社會運動影像， 甚至在大銀幕上放映，導演說：「紀錄抗爭現場正發生的事件，比起相機或鏡頭品質優劣更加重要」。這對他而言是很神奇的經驗，他真摯地說:「這也正是電影有無限可能性的原因。」
從14年的雨傘革命、到19年的反送中事件，導演深感香港情勢動盪劇烈且變化急遽，在新一場運動爆發後、回頭重看2014年所拍攝的佔中運動紀錄片，導演不禁反思：「這部片能讓人有新的想法嗎?」、「剪輯過程中自己能不能有更深刻的思考，可以使觀眾了解自己想傳達的想法呢?」但他也一度陷入自我懷疑，不斷反問拍攝紀錄片、卻無法即時將影片輸出的自己：「要如何將拍攝的素材與媒體的直播影片作出區別?」
導演的自我質疑隨著《亂世備忘》在香港與海外的持續播映不證自明。香港社會在傘後陷入低潮，而政府甚至頻繁DQ（Disqualification：取消資格）人民投票選出的議員，不斷挑戰香港民主法治底線。在佔中運動過後、新一場運動尚未爆發前，人民沒有太激烈的抗議，能做的僅是表達自己的憤怒與悲傷。對於導演而言，此時《亂世備忘》 在香港與海外的持續播映，正是運動的一種延續。這也再度證明了以紀錄片形式「紀錄社會抗爭運動影像」的重要性。
然而，相較於2014年，對於拍攝獨立紀錄片的導演，深感2019年的香港拍攝自由度急劇下降。時間倒轉回五年前，當時抗爭者相信以和平的「公民抗命」去爭取理想、 改變社會，他們願意在鏡頭下露面、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希望藉此感染更多民眾參與運動，導演更容易與被攝者間建立起信任。此外，拿著攝影機走在抗爭現場、並不會遭致警方的阻止。但，五年後的今日香港，抗爭越演越烈，籠罩香港社會的高壓情勢，使導演拍攝時有了更多顧慮，他擔心拍攝的影像會成為日後警方追究的罪證、也害怕會危及到被攝者的安危，更嚴重的是，拍攝過程中、即便拿著記者證，警察會阻止、會抓人、甚至搶走你的相機，這些都是五年前不會發生的。
局勢的不穩定、卻沒有熄滅導演創作的熱忱。陳梓桓導演轉而以「發錄影筆給參與者、 讓他們紀錄自己的故事」的方式進行創作，導演說，可能運動現場或前線已經有很多攝影機拍攝，但抗爭者們回到家後的感受卻鮮少有人紀錄，他想藉此方式，讓抗爭者不用露面，仍能透過錄音筆將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紀錄下來。另外，時下香港有許多拍攝電影的資金多來自中國，但為了能更自由地拍攝自己真正想拍攝的題材，導演不斷地從香港本地、從海外、甚至台灣找尋各種方式籌備資金。即便拍攝出的影片無法在傳統戲院上映，導演仍抱持正面的態度，認為透由其他管道上映，反而能拓展新的觀眾群。
最後，導演表示，拍攝過程、放映時皆會遇到很多抱持不同意見的觀眾，其中也有來自中國年輕一代的學生，他們可能因為成長背景的影響，對抗爭行動本身或與他們年齡相仿的抗爭者抱持負面印象。但導演希望透過這部片，讓意見不同的人可以看見這些抗爭者在做什麼、在爭取什麼。而導演自己也在與意見不同者的溝通或爭執裡，透過鏡頭紀錄並觀察、深刻反思拍攝紀錄片的自己與香港動盪現況間的關係。
明日，議題電影院將接著放映第二部關於雨傘運動的紀錄片《傘上：遍地開花》，以另一種角度捕捉香港的抗爭脈絡，歡迎同學們把握接下來的場次。
原文網址｜原文發布日期2019／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