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訪|「若香港是個受傷的人,我希望透過電影療癒他」──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2022/02/21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我很希望這部作品,是屬於每一個有良知、有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的香港人。」2021 年,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透過越洋畫面在典禮上進行得獎感言,為典禮一大重點時刻。本片以 2019 年開始之香港反修例運動為主題,詳盡描繪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與大時代底下的抗爭者故事。今(2022)年 2 月 25 日,本片將於全台院線進行放映,與台灣觀眾正式見面。
距離去年坎城影展,那場如風暴突襲般的世界首映,如今已半年有餘。臺灣院線發行前夕,在接受《釀電影》專訪時,周冠威談及對《時代革命》敘事策略的設計、放映發行的想法,還有他對電影、對創作的理解與寄望。

──《時代革命》片長約兩個半小時,以九個章節編排進行敘事。其中有宏觀的局勢敘述,也有個別參與者的生命故事,想先請導演談談對電影敘事策略的構想。
周冠威(以下簡稱周):在一開始進行資料蒐集的時候,我沒有這麼多想法,就只是先讓自己去試看看,先到現場感受一下。在現場,我會被示威者罵,他們問我來自哪家報館、哪家媒體?很害怕自己的臉孔被鏡頭記錄下來。當我說出我是《十年:自焚者》的導演,他們才改變態度信任我。透過這份信任,我便開始去做人物專訪。
我有一個想法,我希望這套紀錄片可以讓外國觀眾,對事件背景沒有理解、像一張白紙的觀眾,都能明白整個香港民主抗爭的發展。於是,我慢慢摸索「大事件」與「小人物」如何進行交叉剪輯。整個事件太大了,大到難以消化,所以,需要靠人物去消化,通過小人物,幫助觀眾帶入感受,我們也可以理解整個大事件的過程。但是,反過來說,若單單僅以受訪者為重心,則會看不到大事件的背景脈絡。所以,我努力地想做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這是我在敘事方面的思考。
──創作過程中,是何時開始產生「希望讓一無所知的觀眾也能理解背景發展」的念頭呢?
周:我有位商人朋友,他看過《十年:自焚者》之後,邀請我來拍攝這部紀錄片。起因是他有很多的外國商界友人,完全不知道香港面臨甚麼樣的情況。整件事太複雜,他沒辦法簡單地解釋。於是,他想到一個方法,就是透過紀錄片,可以讓觀眾一看就明白。所以,他出資贊助我拍攝,我亦有熱忱去拍攝自己的家鄉。
除了這個早期想法之外,我也希望作品是完整的。不是只拍給現在的香港人看,而是給世界上所有人看。甚至,我希望,在幾十年之後,這部電影都有歷史價值。可能五十年之後的香港人,都能透過它去明白五十年前發生甚麼事。這是我的自我要求。
──在實際現場拍攝的過程中,如何建立起對「香港運動抗爭者」做為一個群體的理解?
周:其一,在這場運動,媒體都強調抗爭者很年輕,但當你親自到了現場,眼光會再開闊。我見到有運動員、有校長,有各行各業的香港人,都蒙面走上現場,與他們相熟之後,也會聽他們聊天與對話。所以,其實各行各業的香港人都在前線出現,不一定是學生,這是在現場感受最深刻的,我自己都想不到,原來他們也會蒙著面去到現場。
其二,這個過程讓我與他們更親近。蒙面充滿未知,而未知帶來恐懼,普羅大眾對於抗爭者可能都抱有一點恐懼,但是,到現場聽他們對話,這個過程讓我對他們更加理解。有時候,我也會與他們一起吃飯、一起談天,其實前線的手足並不是這麼難理解,他們就是與我們一起生活著的香港人。
再補充一點,《時代革命》有很多受訪者是年輕人,其實拍攝他們也有點困難(笑)。因為他們年輕,有些方面沒甚麼紀律,現場做交代也不是很清楚,有時候已經約好,我自己裝備都帶好、心情很緊張啊,他們卻沒有出現,原來還在家裡睡覺(笑)。
有時候,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對電影拍攝來說,每天開工都有預算消耗,但沒辦法,還是要尊重。在現場,也會看到他們本來就身為小朋友的面向,會談笑、會打鬧,有時候也會找不到人。
──在電影後段,導演跟著受訪者,將鏡頭轉向臺灣,是否能談談將臺灣選舉納入《時代革命》紀錄範圍的思考為何?
周:我拍攝有個小原則,就是受訪者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在理工大學(事件)之後,很多受訪者流亡臺灣,所以,我也跟著他們到臺灣,那時候剛好遇上選舉。對我來說,我只是跟著手足前進。但是,剪接階段,我也覺得把臺灣段落放進電影很適當。一場革命或是運動,不單只是香港的事,我想把它擴展到全世界。由香港講到臺灣,再講到對世界各地的影響,我覺得很配合電影結構,所以將這個段落放在電影中。
──導演在這裡提到,您會一直跟著受訪者進行拍攝。《時代革命》有多組複雜的人物敘事,請問您如何在瞬息萬變的運動過程中掌握拍攝狀況?
周:依靠分配,除了我之外,還有幾位攝影師一起進行拍攝工作。但是,我自己有個堅持,我做為一個導演,事後要訪問受訪者。所以,這週如果我跟著第一位手足,下週就會跟第二位手足。每一位,我都曾經跟過他們一起在現場出生入死,這樣能得到對方的信任,後面專訪也能做得更好。這是我工作的策略。
──從導演虛構或非虛構的創作中,可以察覺「痛苦的經驗」皆時常伴隨著角色。想請問導演,您如何理解「創傷」,電影與它是否產生了特別的關係?
周: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有過很多創傷,電影有時候能療癒我,讓我走出去。所以,我更愛電影,因為電影幫助我很多,好像有種共鳴在裡頭,不是我瞭解電影,而是電影瞭解我。這種共鳴,大大影響我對電影的理解,也影響我在題材選擇上的偏好。我希望能接近受傷的人,希望透過電影去親近、去瞭解他們。如果,香港是一個受傷的人,我很希望《時代革命》能夠做到這件事。單單是這部電影的存在,我都希望它能發揮安慰的能力。最可惜的是,現在香港看不到這部電影,但我希望,在未來,香港人能夠看到它。
──是否能請導演進一步談談您對實體放映的想法。
周:戲院經驗是我非常珍惜的東西。剛才講的共鳴,除了跟單一觀眾的關係之外,在戲院裡,電影是許多人一起同悲同喜,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憤怒,這會產生更大的安慰與共鳴。亦即「我不是孤單的」,我笑,大家都笑,我哭,大家都哭,這種「Together」的感覺,我覺得很有力量。
──有什麼樣的例子,可以具體解釋您所謂「電影與觀眾」的連結?
周:《時代革命》當中有個很讓我觸動的片段。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時候,有位受訪者不願意離開,他想要有機會跟外面的人會合,他不想走,雖然他曾經有機會走。我身為一個紀錄片拍攝者,當時我也決定不離開,留在現場陪同他們。
這種心態,當我每一次在戲院⋯⋯啊,不對,我自己也還沒機會在戲院看。總之,當我每一次看到這個段落,我都會哭。通過這個片段,好像把內心的話吶喊出來,彷彿完全與我的內心世界相通,或許可以說是共鳴,但又像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連結,很難形容。
有時候,我未必可以說清楚我自己的感受,但竟然能透過電影把感受拍出來之後,我就好像瞭解了自己。我冀望電影就猶如一場輔導,譬如我拍《幻愛》,當社工講到我內心的心聲,我感覺被理解了,那是很療癒的過程。
──《時代革命》在坎城放映之後,也陸續前進日本 Filmex、荷蘭阿姆斯特丹影展放映,之後則有臺灣的金馬影展,與美國的限定放映等等。這個問題或許並不常見,但仍想請教,導演怎麼看待目前的發行規模與迴響反應?
周:怎麼講呢?做為一個電影人,我主要是負責把戲拍好,發行方面,我已經很快交給國外的朋友,因為我如果在香港被拘捕,就沒辦法繼續處理電影,所以,我都把發行工作交出去了。不過,在坎城做首映的紀錄片電影,發行規模應該能夠更大,受關注的程度也會更高,我覺得可能有些政治上的壓力存在,國際發行因此遇到阻力。儘管登上坎城,在全球發行的廣度都不是很高,我想這並不尋常,目前只有在電影節入圍、放映,院線放映方面,臺灣是我們在全球第一個做到的地方。
──在專訪最後,訪問者常以比較輕鬆的方式詢問受訪者未來的創作計畫,但這個問題如今看來並不輕鬆。仍想請教導演,以電影工作者的角度來說,您對創作有甚麼想法,之後有可能採取甚麼路線或方向?
周:對電影人來說,在香港做創作,我認為只剩下兩條路。一條路可能像《幻愛》,這是一部愛情片,完全沒有政治敏感,那可以繼續拍;另一條就像《時代革命》,如果你的題材有政治敏感,你要爭取完全創作自由,那代價是不能在香港放映、不能拿到資源。這是很艱辛的一條路。
以我自己來說,我不喜歡擦邊球的電影,但以現在的香港,就算有能力去擦邊球,也會很危險與困難。當然,第三個狀況可能是,有一天我被拘捕,只剩下能寫劇本(笑)。我是一個電影人,不管去到哪,我都還是希望我可以堅持繼續創作。
全文劇照提供:時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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