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左至右陳梓桓、何梓埼、蔡浩泉盼香港電影可以衝出既有框框，作出更多可能性（攝影：記者王紀堯）
「香港未來屬於人民。」
2016年時，一位年輕導演在他的第一套紀錄長片中，用影像為香港寫下了一則這樣的備忘。
事隔五年，他再次忙著另一套新片《憂鬱之島》的後期製作。
「你覺得未來會是怎樣？」
「香港？」
《憂鬱之島》眾籌計劃的宣傳片第一個問號，是關於香港的未來，導演陳梓桓似乎沒有歇息，仍舊在這個問題上沉思。
「關於香港電影呢？」
「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拍下去。」陳梓桓眼神堅定地說。
那天，筆者與同事來到陳梓桓的工作室，他顯然有點疲倦，電腦螢幕顯示的是《憂鬱之島》的剪接內容。暗黃的燈光下，長桌上是放著他們剛吃完的外賣飯盒，同場還有「平地映社」的節目策劃何梓埼與蔡浩泉。
「我有時會亂想，在監獄也可以畫Storyboard（分鏡）。
疫情持續，加上《港區國安法》通過，電影製作陷入停頓、戲院關閉、抗爭電影受打壓⋯⋯，陳梓桓認為最壞的情況仍未發生，「只要不執著於放映的媒介，我覺得題材是禁絕不了的，資金更加不是一個問題，我隨時可以回歸一萬蚊完成一條片！」在他的眼中，沒有拍不了的電影，即使身在牢獄，也可以流出一些Storyboard（分鏡），讓外面的人拍成電影。
「在伊朗，這個極端的國度，也有前衛的電影出現。」陳梓桓說，「無論如此，堅持繼續拍電影。在這個情況之下，好像會令電影更自由。」我想起Jafar Panahi（賈法爾·巴納希），一個背著「二十年不准拍戲」禁令的導演，以行車紀錄儀拍攝出《伊朗的士笑看人生》這部以抵抗極權的電影，巴納希更因此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的殊榮。
陳梓桓 獨立電影導演，以《亂世備忘》入圍201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其他作品包括《香港人不知道的》、《作為雨水：表象及意志》等，亦參與編劇、剪接、評論及文字創作
從「做影像紀錄的人」到 Filmmaker ( 電影工作者 )
官方資助 大陸合拍非唯一出路
回想最初，陳梓桓拿起攝錄機到抗爭現場，是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當時的我，連對焦也不懂，只知道自己是一個在示威現場做影像紀錄的人。」後來完成了關於雨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後，「我開始清晰自己是一個Filmmaker（電影工作者）。」
除了很實在地拍香港的故事之外，陳梓桓的影像多了自己的創作意圖，不會侷限於一個電影形式，例如在紀實的影像上，加入劇情的元素，「我在完成了第一部片後，最大的疑問是在獨立的製作之下，是否不容許有一些『大想頭』的創作思念呢？所以《憂鬱之島》成為了我的電影試驗。」
除了在創作概念上的突破，製作形式上，《憂鬱之島》亦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在香港，很多導演會很習慣地用一些現有的方法去完成一部電影，例如：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藝術發展局主辦的短片競賽等等，但製作電影還有其他可能性。」
《憂鬱之島》在網上眾籌籌得過百萬資金（攝影：王紀堯）
以《憂鬱之島》為例，以「網上眾籌」作為籌集前期製作資金的方法，更放眼世界，與日本太秦株式会社作為聯合製作單位，積極參與亞洲、澳洲、北美及歐洲的提案大會，令到一部講述香港抗爭的本土電影能夠在外國得到關注，提高在外地戲院上映的機會，同時在避免依賴單一的資助下，導演亦可以忠實於自己的拍攝題材。
黃色電影圈 革新的不止「主流」
需要革新的還有「獨立」
自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開始，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增強，不止外出餐廳吃飯要選擇「黃店」，回到文化產業上，亦有人提倡建立「黃色電影圈」。
「我們好像說得很Indie（獨立）、很貼地，但是否代表我們不需要經過一個商業制度的洗禮呢？」
陳梓桓坦言，在這個圈子裏的觀眾很直接的，例如有很多支持《憂鬱之島》拍攝專案的香港人，均有一個很明顯的共同期望，就是一個宣傳香港抗爭運動的機會，導演不用轉彎抹角，直接把所有警暴的片段湊合起來，
「這樣就值得『課金』（贊助專案）了！」
「但到底有沒有觀眾是因為你是在做一個藝術作品，或者是一部電影而支持你呢？」
坐在旁邊的「平地映社」的節目策劃，亦為多部獨立電影監製何梓埼插話。
陳梓桓想了想，
「真的不知道呢。」
「如同梓桓所講，我們的思維上是要有轉變，不止主流的電影工業需要革新。獨立的電影圈更需要革新，不止是製作層面，而是整個脈絡，當中包括電影節的節目、評論、教育等等。」
何梓埼續說，
「獨立電影不是永遠與主流對立，一牽涉到錢，獨立電影人同樣要面對商業的考慮。」
「平地」全新節目 讓影像增加被看見的機會
正因如此，何梓埼認為獨立的電影圈需要溝通，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互相扶持，所以希望是次的新節目能夠促進交流，有助香港電影工作者開拓海外視野，與外地電影人建立合作關係。」
多年來專注電影行銷的蔡浩泉說，
「在iTunes、電視、戲院這些放映的渠道下，影片一般需要經過複雜的篩選。」
透過跨國的合作，有可能會令到香港本土的電影有更多被看見的機會。
電影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被顛覆的
「電影一定要入戲院看；紀錄片、動畫不是電影；電影是娛樂，不要碰政治；短片不是電影⋯⋯」
陳梓桓張開手掌，用手指逐一數著。
「電影有很多框框，其實我們都可以拋掉，這些東西有時候甚至矮化了自己，侷限了創作。」
這個年頭，政府也喜歡把人民放進他們指定的規範中，強制這樣，立令那樣，在他們一錘定音後，社會的反抗聲音漸漸變弱。在權貴眼中，政權是很容易被顛覆的。
今天，有三位電影人提醒我們：
電影也是可以被顛覆，並且需要被顛覆。
電影是屬於自由的。
在去年的十二月，《誌》收到一份來至「平地映社」節目策劃何梓埼、蔡浩泉的新聞稿，當中最吸睛的是他們對獨立電影的看法，「獨立電影是進行式，形態隨時代演變，唯一不變的是自主的創作精神」。
香港電影風光不再？
但仍然有人認為「革新」是能夠尋求出路。
「如果十年後，有新一代的人出來要革新我的話，我會很高興，這正正代表著另一個新思潮的開始。」
何梓埼笑說。
（2021年2月，曾刊於香港媒體《誌 hk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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