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雄心：從愛沙尼亞看見台灣的機會】

【小國雄心：從愛沙尼亞看見台灣的機會】

2019年7月，我以中華民國與波羅的海三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身份訪問愛沙尼亞、立陶宛與拉脫維亞，深刻體認到，愛沙尼亞與台灣同樣面對國內市場規模的侷限，許多新創業者第一天就被迫必須打造面向全球的服務，而愛沙尼亞數位基礎建設的完善、數據的完整性與政府的開放透明，創造了這樣有利於創業者完美的測試環境和服務情境，然後推向全球，那台灣呢？

「人民只有結婚、離婚、買賣土地三件事，才需要本人到現場辦理。」愛沙尼亞前總統Toomas Hendrik Ilves日前受邀來台分享愛沙尼亞數位治理之路時自豪地說著。愛沙尼亞，是個人口不到台北市一半的小國，卻誕生了Skype、Playtech、TransferWise、Taxify這四家估值十億美元以上的獨角獸公司，怎麼辦到的？

愛沙尼亞跟台灣一樣，缺少豐富的天然資源、國土又小，1991年愛沙尼亞脫離蘇聯獨立之初，只是個非常落後的農業國家，基礎建設薄弱，通訊網路更是封閉，當時，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擁有電話線，與外部世界唯一的聯繫則是一支藏在外長花園裡的芬蘭手機。在一無所有的時空環境底下，當時平均年齡35歲的年輕內閣卻從網際網路看到了契機，20年後，愛沙尼亞儼然已是科技領域的世界領導者，如今，高科技產業產值更佔愛沙尼亞GDP約15%。

在2007年，愛沙尼亞成為全球第一個普選時可以上網投票的國家、在這裏，報稅只需五分鐘、公司登記只需18分鐘，有95%的納稅人在網上申報所得、98%的愛沙尼亞人皆使用數位身份證。這個最小的波羅的海國家，如何發展出如此強勁的科技文化？

愛沙尼亞的數位成就歸功於1997年的「愛沙尼亞在線（e-Estonia）」電子政府上位計劃，此一電子政府項目已成為全球典範，甚至被譽為是數位領域的拓荒者或先鋒。它展示了一個政府如何將大部分服務移轉至一個更為便捷、值得信賴的網絡平台上，基此，「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一連串的數位產業革命就此展開，這同時包括了數位公民（e-Residency）計畫。

2014年愛沙尼亞推展的數位公民（e-Residency）計畫可說是愛沙尼亞晚近在數位轉型方面的代表性政策，它提供了外籍人士一個在多數經濟權益上等同愛沙尼亞公民的「身份」，當然，也同樣享有同屬歐盟成員的相關優惠。「數位公民」計畫不僅是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與數位活動連結的集成效益，也是數位科技與社會情境應用的整合。

事實上，e-Residency或e-Government的成功立基在一套以跨平台方式建立的國家資料庫X-Road，X-Road是龐大的個人資料交換系統，人民在政府機關與私人企業留下的個資，都可匯集到這個資料庫，只要經過人民授權同意，政府機關與企業就能透過X-Road資料庫，互相調閱各個公部門、私部門獨立資料庫中的資料。

舉例來說，在愛沙尼亞，民眾可使用e-Tax Board繳交稅款、e-Land Registry進行土地登記和轉讓、Population Registry辦理人口登記、結婚及離婚手續；醫生會使用e-Health system及e-Prescription為病人紀錄病歷和處方藥物，而家長也會使用e-School檢視孩子在課堂的表現和當日的功課，這些功能反映出e — Estonia使國家全盤數位化，不僅為居民省去辦理手續及外出排隊的時間，也替國家節省聘用職員的成本，當然，也提高了政府效率。

「80年代，（愛沙尼亞）高中男生全都想當搖滾明星，現在，所有的高中生都想成為創業家」，從這句話略可窺見愛沙尼亞科技教育的成功。作為一個數位科技強國，愛沙尼亞當然很注重培養科技人才。2012年，愛沙尼亞的公、私部門宣布合作推出「ProgeTiiger（程式老虎計畫）」，愛沙尼亞成為全球首例，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程式的國家。如今，每個孩子7歲開始，就能學習製作網頁的HTML，10歲前就能懂得使用Scratch拼湊自己的遊戲，16歲前進階到Python或JavaScript等程式語言。

愛沙尼亞跟台灣一樣欠缺天然資源，然而愛沙尼亞政府體認到，人才，才是翻身的最大本錢。或許，就美國而言，程式設計的學習是擔心工作會被科技所取代，但是對於僅有140萬人口的愛沙尼亞來說，學習程式是為了善盡有限的人力資源，讓每個人都能發揮所長。反觀台灣，「有就好了，太早學沒有用」的上位心態，讓程式教育遲至近期才被納入必修課程。當「全民寫程式」成了時下西方最流行的口號的同時，從小培養孩子的「運算性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將是台灣翻身的契機。

在台灣，「數位身份識別串連政府服務」及「建立安全且可信賴的T-Road」被視為當前政府打造智慧政府的兩大基礎建設。首先，「數位身分識別證」（New eID）將在明（2020）年上路，然而相較於愛沙尼亞涵蓋面的廣泛，我國New eID僅是結合國民身分證及自然人憑證，單純作為身分辨識之用，換句話說，只有辨識功能，沒有儲存其他資料。而類似愛沙尼亞X-Road的國家資料庫T-Road，也預計於明（2020）年完成建置，用以串接各級行政機關資料庫的網路基礎建設，當然，相較於X-Road串接的是公私部門資訊系統，T-Road所涵蓋資料的廣度遠不及X-Road。

當檯面上政治人物僅聚焦在「要不要放國旗」的討論時，台灣站在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上，恐怕又將再次錯過向數位治理躍進的機會。

其實，數位治理的困難處並非技術，任何國家都可以數位化，但是很多國家都沒有足夠堅強的政治意志，制定法律來執行數位化。回過頭看看愛沙尼亞的成功經驗，能夠促使愛沙尼亞轉型成功的關鍵並非拋棄「舊式科技」，而是上位者帶頭擺脫「舊式思考」，反觀我國，許多政治人物其實不懂科技本身，甚至是科技所能帶來的好處，然而，這群政治人物卻往往是掌握政府決策的關鍵少數。我相信一個國家要真正落實數位治理，絕不只是談論科技層面的問題就夠了，就連法律、道德層面都要一起討論，最好，讓政治和科技也能結合在一起。

這次參訪尾聲，我與e-Residency負責人Ott Vatter會面（Ott Vatter主管數位戰略並直接對總理會報），同時，我也在Ott Vatter的協助下申請e-Residency，正式成為愛沙尼亞的數位公民。進入立法院推動台灣數位進程的這些日子以來，只能透過第二手的資訊來「想像」愛沙尼亞的數位成就，到能夠親臨「體驗」愛沙尼亞數位化帶來的便利性，這趟旅程雖說不上「衝擊」但也算是一次徹頭徹尾的「洗禮」，在愛沙尼亞，區塊鏈（Blockchain）、代幣眾籌（ICO）、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些字眼不只是「潮語」，而是確實能實際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

愛沙尼亞因為擁有可信賴的、便利的與靈活的數位系統，讓政府治理達到前所未有的透明與高效率，並在數位社會中成功建立起人民與政府間的彼此信任。愛沙尼亞也充分利用了歐盟國家的優勢，透過e-Residency吸引國際資金，積極發展數位商務。這都是台灣能夠借鏡的地方。

的確，台灣無論在社會、自然條件下都與愛沙尼亞類似，也同樣有一群人對發展數位治理充滿野心。我向Ott Vatter提到，愛沙尼亞目前還沒有在台北設立辦事處，我誠摯地邀請愛沙泥亞能來台灣設立辦事處，實質推動台愛兩國在數位治理與數位經濟上的合作。借鏡愛沙尼亞的經驗，我相信台灣可以超越愛沙尼亞，用數位國力立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