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治理 ＃中央化或分權化
§ 編輯部
以下這篇「亞東醫院院內感染與醫院抱怨訊息不報」的報導，指出了一個討論重點：就是疫情治理的中央化或分權化的傾向與程度問題。至於是否有訊息隱匿這回事，或為何訊息透明度不如身處當中行動者的期待，也得放在這個治理架構中來討論。
（引文：）「亞東醫院表示，『疫情爆發後，有關院內感染、護理師隔離等謠言滿天飛，但我們不能直接對外說有或沒有這些事，一切都以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的說法為準』；醫院公關補充說，『如果真有這麼嚴重的事情，我會知道，但我現在沒有收到類似消息，一切還是以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的說法為準。』」
如果我們假設，既然新興傳染病的公共衛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面向，做不好對任何政府的政績都沒有好處，所以針對疫情治理中的資訊透明程度，理性也有助於集體福祉的態度是：先放下陰謀論的臆測。
不過，從學理的討論上，則宜用治理架構的中央化或分權化的傾向與程度關注展開討論。
關於治理架構的選擇，值得探究的重要問題，例如：疫情治理架構的決定，與既有的政治架構有何關聯？（包括決策權的落實如何敲定的、決策小組的選定包括或排除了哪些專家、決策小組與既有政府體系的互動模式等。）
疫情治理架構的決定，是慎思熟慮的結果，還是帶有歷史的偶然性？（所謂的歷史偶然性不一定是完全沒有端倪的，借用學術概念Contingency來說，是帶有一定前提的機率性，也就是不會是全然的無中生有。）
如果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那選擇的動機是建立在甚麼樣的假設之上？（包含對於疫情的知識判斷、對於民眾行為的判斷、對於政治情勢的判斷、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對於政府自身能耐的判斷等。）
又是建立在甚麼樣的盲點之上?（包括對以上判斷面向的誤判。國際學術關於疫情的治理研究顯示，最常見的誤判就是對於防疫知識的認識論傾向，以及國際局勢的誤判。）
若採用這樣的治理角度來觀察，無論是集權國家（如中國或北韓），甚至民主國家（如英、美和台灣），我們都可以比較學理性的觀點來討論其治理權力架構的選擇，及其後果（正面的與負面的）。
這樣的學理性討論，從知識界（含學術界、文化傳媒界、公民社會組織等）存在的目的而言，「當下」的討論必不可免，否則社會只需要「歷史工作者」即可，就不會需要當下的理解、監督、分析、調整與改善的任何意見了。
此外，政府治理都得留下正式的公文紀錄，以為日後的公文建檔，幾十年後才開放給學者進行更為詳細的治理研究。
因此，治理決策發生的過程，有無具體詳實的政府紀錄？甚麼過程記錄下來，甚麼沒記錄下來，有與無的探究，都是重要的歷史叩問。
回到這篇報導，不論個人如何詮釋所見所聞，參與者的個人紀錄與回憶對於未來回看今日都非常重要。
我們都正值危機當下，很多事都只能從外處看。除了中央核心決策者外（甚至都未必），其他人眼前都不可能看清全貌。既然如此，何妨保持開放理性，容許他人提問、表達自身經歷的感受，而觀者也毋須立即反駁或擁護他人的提問、意見或經歷感受。讓這些過程中都會存在的存在，暫時都留在當下，看著它、記住它、思考它、反省它。無論今日波瀾不驚還是動盪恐慌，待日後，便能有機會回應歷史的召喚，研究它、分析它、借鑑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