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治理 #中央化或分權化
§ 編輯部
以下這篇「亞東醫院院內感染與醫院抱怨訊息不報」的報導,指出了一個討論重點:
就是疫情治理的中央化或分權化的傾向與程度問題。至於是否有訊息隱匿這回事,或為何訊息透明度不如身處當中行動者的期待,也得放在這個治理架構中來討論。
(引文:)「亞東醫院表示,『疫情爆發後,有關院內感染、護理師隔離等謠言滿天飛,但我們不能直接對外說有或沒有這些事,一切都以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的說法為準』;醫院公關補充說,『如果真有這麼嚴重的事情,我會知道,但我現在沒有收到類似消息,一切還是以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的說法為準。』」
如果我們假設,既然新興傳染病的公共衛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面向,做不好對任何政府的政績都沒有好處,所以針對疫情治理中的資訊透明程度,理性也有助於集體福祉的態度是:先放下陰謀論的臆測。
不過,從學理的討論上,則宜用治理架構的中央化或分權化的傾向與程度關注展開討論。
關於治理架構的選擇,值得探究的重要問題,例如:疫情治理架構的決定,與既有的政治架構有何關聯?(包括決策權的落實如何敲定的、決策小組的選定包括或排除了哪些專家、決策小組與既有政府體系的互動模式等。)
疫情治理架構的決定,是慎思熟慮的結果,還是帶有歷史的偶然性?(所謂的歷史偶然性不一定是完全沒有端倪的,借用學術概念Contingency來說,是帶有一定前提的機率性,也就是不會是全然的無中生有。)
如果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那選擇的動機是建立在甚麼樣的假設之上?(包含對於疫情的知識判斷、對於民眾行為的判斷、對於政治情勢的判斷、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對於政府自身能耐的判斷等。)
又是建立在甚麼樣的盲點之上?(包括對以上判斷面向的誤判。國際學術關於疫情的治理研究顯示,最常見的誤判就是對於防疫知識的認識論傾向,以及國際局勢的誤判。)
若採用這樣的治理角度來觀察,無論是集權國家(如中國或北韓),甚至民主國家(如英、美和台灣),我們都可以比較學理性的觀點來討論其治理權力架構的選擇,及其後果(正面的與負面的)。
這樣的學理性討論,從知識界(含學術界、文化傳媒界、公民社會組織等)存在的目的而言,「當下」的討論必不可免,否則社會只需要「歷史工作者」即可,就不會需要當下的理解、監督、分析、調整與改善的任何意見了。
此外,政府治理都得留下正式的公文紀錄,以為日後的公文建檔,幾十年後才開放給學者進行更為詳細的治理研究。
因此,治理決策發生的過程,有無具體詳實的政府紀錄?甚麼過程記錄下來,甚麼沒記錄下來,有與無的探究,都是重要的歷史叩問。
回到這篇報導,不論個人如何詮釋所見所聞,參與者的個人紀錄與回憶對於未來回看今日都非常重要。
我們都正值危機當下,很多事都只能從外處看。除了中央核心決策者外(甚至都未必),其他人眼前都不可能看清全貌。既然如此,何妨保持開放理性,容許他人提問、表達自身經歷的感受,而觀者也毋須立即反駁或擁護他人的提問、意見或經歷感受。讓這些過程中都會存在的存在,暫時都留在當下,看著它、記住它、思考它、反省它。無論今日波瀾不驚還是動盪恐慌,待日後,便能有機會回應歷史的召喚,研究它、分析它、借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