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1985年出版，曾經在當時引起廣泛討論的一本書。這裡所指的「中國人」，按照書中的定義，因為不是就國籍來分類，我以為比較接近「華人」。這本35年前的書，描述的內容，有些還存在，有些已經讓人無法同意他的觀點，不過邊讀邊觀察邊回想自己接觸過的中國人甚至是我們台灣人自己，還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
這個版本的封面相當有意境
第二篇想到可以分享的是，關於中國人嗓門大的事例。
書中除了柏老提到的中國人因為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還有後來針對柏老文章的其他回應文章，有人認為因為中國人都爭相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大家都急、都大聲。
這讓我想起剛剛來到日本時，一剛開始的職場在代官山，後來換到表參道，再到現在的銀座，都是會聚集許多遊客的地方。代官山基本上台灣與香港遊客居多，是自由行比較會安排的景點。表參道與銀座就是中國遊客為主體了，以旅遊團為主。由於我自己本身是台灣人，所以對於台灣口音、中國口音、與香港口音基本上都馬上可以分辨出來。
不過，我分辨的出來不稀奇，在這三個地方一起工作的日本人同事，完全聽不懂中文的日本人們，能夠精準的分辨出來台灣人、中國人與香港人，這就讓我覺得很有意思了。
細問之下，他們告訴我：基本上說話溫柔小聲的一定是台灣人；嗓門有點大但是穿著時尚的一定是香港人；嗓門大到以為他們在吵架的就是中國人了。
但細聽中國人的對話，他們其實並沒有在爭什麼道理，也沒有著急上火的要搶話。觀察下來，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單純就是：講話大聲的中國人沒有考慮到別人。書中也經常提到的：缺乏公德心。然而這個概念是需要社會環境多數人都「同意」或是「有自覺」的，像我們會阻止小孩在公共場合吵鬧一樣。
講話大聲這個「傳統」，延伸到現代社會，又出現另一個我覺得也很不可思議的現象。疫情爆發之前，我可能一年要飛中國好幾次出差，中國很大，到了機場所在城市之後，經常要轉國內線飛機或者是高鐵移動到下一個城市。而無論是捷運、高鐵、飛機，真的隨處可見不戴耳機直接外放手機、平板聲音的人。我一剛開始還以為是少數，後來發現原來是多數。
不過，就像台灣人過去可能也是這樣，但是現在卻變成外國人區別我們跟中國人的指標。我記得，當時出差真的太累，在飛機上隔壁的人外放手機看綜藝節目時，我忍不住請他帶耳機，對方確實也改善了。有時候，某些觀念並不是故意的，只是沒有被意識到。
而為別人著想有時候其實是一種民主意識的影響，我們在民主當中試著學會尊重。中國人在這方面可能還需要緩慢的影響了，不過我覺得到別的國家看看，確實能夠改變很多人的想法，所以其實如果在工作上遇到行為比較清奇的中國人，在容許範圍內我其實也會告訴他們日本的習慣，很多人接受度也很高。至於香港朋友大嗓門，我只能說廣東話太有氣勢，有時候真的不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別人（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