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醬缸震盪》—中華的卑劣與迷思

辯護之餘

前先讀了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甚感驚駭，當然這些文字放在今天的台灣語境中會覺得不過是批評時政，已經享受著言論自由的我們當然會覺得稀鬆平常，但是只要放回到三十年前，這些都可能是引向失去生命或死亡的言論，因為在這個舶來自由與民主的華人社會中，真、善、美並不是被追求的目標，所以謊話必須要說，馬屁必須要拍，能滿足華人的目標是沒有終極目標的福、祿、壽。

在二讀柏楊的著作，所謂醬缸就是凝滯的華人社會，一團腐爛在缸裡發黑發臭糊爛，而這震盪就來自柏楊，雖然他是有著大一統思想，但這多少是時代的侷限，然而正因為那個時代有這樣的言論才是更難得，我們以後見之明來批判華人的迂腐、黃帝的虛矯當然是很容易的，但就像地球曾經是世界的中心一般，要顛覆整個思想結構甚至達到解構不僅是需要勇氣也需要知識，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這些都是犯難之舉。

中華的劣俗在書中舉出諸多，然而有些至今仍然能在台灣的社會見得，更加有趣的是新儒家的思想就像被淘汰踢下邊緣後再爬回來的殭屍，中體西用中體西用，總是要把現代思想與中華古典牽上邊，即便現代文明都來自西歐的古希臘起點，但這種不服輸以及精神勝利也正是阿Q精神的展現。

錯，不是問題，不認錯，才是問題。日本被打了砲彈開始了明治維新進而現代化，中國被打了砲彈，卻始終認為那是國恥而食古不化。以為西洋是船堅砲利才能稱霸世界，然而卻沒想過船何以堅、砲何以利是來自於制度的開放與自由，尤其在中華的思想中能想到的也只有殖民與稱霸，帝王思想始終剝離不了這樣的腦袋。

現代化並非物質的，而是精神的，不是科學，而是科學精神，不是狀師，而是律師，以及律師所代表的自由民主與法治。而中國，只有孔丘這個宗教大祭司的忠恕孝的觀念，但有些人也能把孟子的民貴君經給穿鑿附會成民主的根源。不，柏楊精確地點出，這只不過是儒術中教導帝王如何維持政權的手段，也就是不要忽視人民，而已。

「書中自有黃金屋與顏如玉」這是耳熟能詳的俗語，相較於西歐對於知識的追求乃在於對真理的嚮往，中華文化中的讀書則是為了功名，而功名的唯一路徑可非經商，商在中華不過是人人鄙嫌的奸，十年寒窗苦讀是為了做官，因為做官是唯一成功的途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偏偏這讀書卻又僅是為了最卑下的目標，一切都是為了，學法要當丞相、學醫要當御醫，就連女人都想成為宮女，這是個既愛政治又怕政治的民族。進了宮也非真正忠誠於帝王，而只不過是以道統之名，始終以自身利益為依歸的犬儒，換朝不換官，機會主義早就存於充滿犬儒的華人文化中。

科舉考試並不真的為了測驗這個人的知識深度，而只不過是有多少黃金能夠賄賂考官，有多少死根硬性能背誦起八股的答案，而這樣的考題也反映出整體中華思想體系的弊端：師承與尚古。從過往的注釋學以及奉為經典的《四書集注》以及到現代國文課本仍然是在註解每個字每個句的意思是什麼，並且畫起重點下次考試會考，這些都代表的是學習的範圍有限界，永遠不能超過權威所圈劃的邊邊，然而誰是權威呢？

權威是誰根本不重要。中華人要的不是自由，要的是安全，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賢君，所以不用法治，只要明君有德，賢能治國，人民不用作主，只要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即可。

「一個人身上的熱量，平均低於一千七百卡路里時，就不願工作，低於一千五百卡路里時，就精神萎靡，低於一千二百卡路里時，人們就喪失了羞恥心，如果再低於九百卡路，社會秩序就不能維持。自八世紀小分裂時代，接著是長達三百年之久的大黑暗時代，中國人的平均熱量，恐怕在一千三百卡路里左右。」

中華習俗就是長期的精神萎靡，甚至我們也可以說，自始從沒有振發過，因為即便是在虛構出的五千年，更後設地看也不過是死不認錯、愛面子所塑造出的虛偽道統，即便異族統治漢族，沒有關係，安慰自己，境隨心轉，賊也是父，一切都是中華大民族。

柏楊用的另一個比喻也妙趣橫生，「婆媳文化」。中文裡的親戚關係錯綜複雜比起其他語言應非新論，這也跟在文化中以家庭為根本與核心所發展出的倫理觀有所連繫，而所謂的婆媳文化正是「嫁娶」，女性與男性的結合、婚姻，是女性去依附、附屬於男性的宗族，所以潑出去的水即便死了，祭祀都不在原生家庭，尤其要祭拜的還是另一個主體—夫君的祖先，而另一個女性會成為自己的監督者，並不是女人為難女人，因為在這裡只有女，沒有人，連人都稱不上，因為人的前提是個獨立的個體，婆是這個家庭規章的執行者，而只不過是在規訓媳的行為舉止，培養出下一個婆。而成型了之後呢？媳婦熬成婆，將不會思及原先壓迫的不合理，而是因循守舊地繼續奉行壓迫的規矩，或是狹怨報復把這些憤懟轉嫁給下一個「進門」的客體。

毛澤東也沒意外地是如此，早先時卑下如媳，待熬成婆就可放肆地為所欲為。而且有些人至今還在二元化地理解國共關係，似乎永遠只有好人與壞人，但這兩者實為同根生，都是馬列的子嗣，只不過宣拿的旗幟不同，號召的跟隨著所使用的口號相異，但核裡並沒有任何的差別。

「就在二十世紀，中國出現兩位恐龍，手拿狼牙棒，一個狼牙棒上刻著『社會主義』，一個狼牙棒上刻著『三民主義』，在醬缸中打得天翻地覆，千萬人民喪生在他們的狼牙棒下。最後，戰敗的一位逃到一個海島上，每天過著草木皆兵的日子，不斷誅殺一些可憐小民，用來壯膽壓驚。另一位則蹲踞北京，英勇的發揮『窩裡鬥』精神，造成中國有史以來，空前（希望也是絕後）的對人命和人性的邪惡摧殘。這種慘不忍睹的後遺症，在二十世紀殘餘的幾年時間內，不可能有大的變化。」

五零年代的毛主義中自我批判並非真心想改過也非有基督徒式的懺悔，而是「引蛇出洞」的政治鬥爭，而且「...有蛇固然要交出蛇來，沒有蛇也得在心裡製造條蛇，掏出來獻給主子。」要人大鳴大放、請人拜訪高知識份子，假裝要廣納建言，過了一九五六之後才發現只不過要方便找出異議份子，清算才比較簡便。中華再無誠實，柏楊說這是食言如食糖，還會笑守信的人是傻子，會笑正是因為食言還覺有甜在心的糖味。且在前述的慣性二元化思考中，華人也只會以好與壞來認知現實，所以真小人比偽君子好，卻從來不提問為何只有這兩個可以比較，進而毛澤東乃可狹此思維站上誠實的高點大行流氓之舉，「秦始皇才殺多少人，我殺得比他多一千倍！」、「我是專制，比你想像的還要專制。」所謂道德流氓，也不過如此，用一個語詞來說，就是無恥，然而中華人卻無從批評起，即便過了數十年，四人幫還是四人幫，不能把偉大的、正確的毛主席給算入必須反省的對象。

領袖沒有錯，錯了我們還算什麼？

柏楊的諸多批評，是指出了中華民族的劣性，但就像在路上交通違規了，華人並不會反省自己違法，卻是說：「那個人也違規啊！」就像指出了華人的這些缺點，只要指出其他民族的人也有這個特性，甚至全世界都有特性，這個錯就不是錯了，有趣的是，明明沒有民主的精神，卻有這種「多數正確」的變態民主精神。說穿了，「中華」這個框架是必須要被丟棄的桎梏，一缸腐臭的死水，卻貼著五千年偉大歷史的標籤，確確就是華而不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