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參政觀察
參與全球綠人大會令我印象最深之處,莫過於主要講者中有大量女性!從歐洲綠黨共同主席 Monica Frassoni、歐洲綠黨秘書長 Mar Garcia、瑞典副總理 Isabella Lövin、英國國會議員暨英格蘭與威爾斯綠黨黨魁 Caroline Lucas、澳洲前參議員 Christine Milne 到全球綠人召集人 Margaret Blakers、秘書長 Keli Yen(是台美混血,曾擔任過台灣綠黨中執委),每一位都有自己獨特的講話風格,且帶著因堅毅而沉著的自信。其中 Isabella Lövin 一席「馬丁路德金恩可沒說:『我有個問題(problem)。』他說的是:『我有個夢想。』」既幽默又觸動人心。
上面這段話,我寫在 2017 年 Global Greens Congress(GGC)申請補助用的結案報告第55頁。會這麼寫是因為,自己從2014年開始觀察,逐漸有個小發現:中央級選舉上,台灣綠黨候選人在性別比例較為平均;到了地方選戰則明顯失衡,雖然生理男性中有一定比例同志或跨性別,異性戀生理男性仍佔最多數,而無論什麼性向,生理女性數量則最少。
(這種區分強調或許部分讀者有不同意見啦,僅提供一種觀點,請多包涵!)
#綠黨特有文化?
各地區綠黨之間長期以來都有個不成文習慣,不管你來自哪裡的綠黨,若到某個城市或國家時,有主動聯絡當地綠黨表示想拜訪,當地綠黨通常也都會熱情接待。[1] 於是在出發往英國前,我便寫信&傳 FB 粉專訊息給 #利物浦綠黨 表示想拜會,他們的窗口說好,但細節想直接大會期間現場喬。於是開會那幾天我終於找到利物浦綠黨的攤位,那時剛好 Anna 帶著她的小孩在顧攤,穿著舒適輕鬆,遠看像是來幫忙的志工(綠黨共通特性之一,不少政治人物常乍看不太像政治人物 XD)。
表明身份與來意後,Anna 拿起手機說她需要傳訊問問,看是哪一位黨員跟我聯絡的,然後我們小聊了一下——有點忘了是因為要拜會人家而有先上利物浦綠黨官網 [2] 瀏覽過,還是因為他們攤位上有擺出介紹現任議員的文宣,總之——我覺得 Anna 看起來像其中一位利物浦市議員,向她確認的確是之後,我詢問,希望能寫下她作為一位地方綠黨女性政治人物的故事,不曉得是否願意讓我訪談?她欣然說好,我們約定了某個時間。可能因 Anna 稍早的傳訊吧,利物浦綠黨與我聯絡的那位「網友」仁兄正好回到攤位,我們「相認」之後約在大會閉幕的後一天在利物浦綠黨黨員平時聚會的咖啡館相見。(相見歡那天聊的內容摘要,包括英、台兩地選舉保證金門檻比較,請見附圖)
*上方與文末將附上的圖檔,皆為2017年 GGC 台灣綠黨代表團結案報告其中幾頁的電子檔。包含訪談後以 Anna Key 第一人稱口吻寫的專訪(抱歉有幾個錯字),專訪的內容大部分就不重提,僅拉出幾個重點,並補充沒寫進去的*
#波蘭住民的可能無法參政之路?
雖然跟 Anna 說話時,有感受到她部分的發音重音偏重,但英國腔本來就南轅北轍,原本沒有多想。直到訪談時才知曉原來她是波蘭人(她至今仍是利物浦議會唯一一位波蘭籍議員),2015年第一次參選時沒有拿到英國籍(現在有沒有我不確定)。「沒有英國籍也可以選英國市議員?」很多人大概跟我有相同的疑問。
「因為波蘭和英國同屬歐盟會員,歐盟會員國國民可以在英國參選(市議員)。但英國如果脫歐了,我就不曉得能不能選。雖然也不確定我會不會想再選啦...」Anna 若有所思答道。不過她2019年還是參選並順利高票連任![3]
#身為綠黨議員的美麗與哀愁
利物浦市內共30區(ward),每區應選3席,因此 Liverpool City Council 共有90席議員。目前的分佈是:綠黨佔4席、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10席、其他小黨與無黨籍4席,剩下的72席工黨(Labour)全包;2017年那時也差不多。
在工黨長期佔多數席次的前提下,Anna 說綠黨議員的處境很艱辛。例如:他們通常是提出比較創新議案的人,接著便面臨「先遭到否決,然後『#整碗被端走』」工黨的人直接抄過去再提案就通過了。「他們(工黨議員)很懶惰,所以為了達到目的,會用比較投機的手段來當政績,也會用欺騙、抹黑等方式『欺負』我們。」這邊的「欺負」,其實 Anna 英文用的是「abuse」這個字,聽起來真地是滿腹苦水啊!
不過也因工黨長期把持利物浦,部分議員真地「懶過頭」,而讓勤奮的綠黨議員與候選人們有機會翻轉選區。綠黨候選人們參選的區便常發生「分裂投票」——選民將其他票投給自己長期支持的政黨,但議員票投給綠黨。
GGC 期間,英國好幾個城市的綠黨來擺攤時都會介紹他們「Surgery」做了什麼,我剛開始很困惑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多方了解後,認為最接近的中文概念大概是「選民服務」,但他們的 Surgery 又隨著地區或執行者的不同,而包含了「街頭宣講」、「沒有進家門的家訪」等多樣化元素。
(若有興趣,附圖結案報告頁碼第19、23、24號有更多描述,也歡迎大家以關鍵字查查。)
#女性政治人物與母乳
「波蘭人在利物浦少數族群裡,佔了非常大比例;我希望波蘭族群的聲音也能進入議會。」問及參選動機,Anna 回憶道:「我唯一看過每天都與社區一起努力的,只有綠黨議員,其他黨等到要選舉時才動起來。」於是她決定加入綠黨參選,而決定參選時,她第四個孩子才出生4個月。
這意味著什麼呢? 在許多地方,指涉一名女性「未盡母職」的評判會冒出來:「你孩子還那麼小,選舉有這麼重要嗎?而且你另外還有3個小孩耶!」不過 Anna 的丈夫很支持她,若因為選舉行程無暇照顧孩子,她丈夫便一肩扛下。
因為要親餵母乳,Anna 跑行程時其實會帶著女兒 Mary;吃飯時間到時,她便得趕緊找地方餵奶。而帶著孩子拜票時遇到的選民幾乎很友善,甚至因為她形象太鮮明而稱呼她「那位帶著孩子的候選人」。
說到這裡,必須提一下澳洲綠黨女性國會議員的創舉。2009年6月,參議員 Sarah Hanson-Young 帶著2歲女兒準備要進行議案投票時,被主席以當時的「孩童不得進入議場」規定,將她女兒請出去讓議會其他員工暫時照顧,這件事引發熱議與支持、反對雙方辯論。遲至2016年,國會終於改變規定,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可帶著孩子開會,也可於議會會場親餵母乳。
受惠於這個改變,綠黨另一位參議員 Larissa Waters 在2017年以「澳洲首位成功在國會殿堂親餵母乳的議員」之姿紅到台灣來!(多個華人媒體,連自由時報,都登了出來 [4] )在此補充,澳洲過去便曾有國會議員嘗試在議場餵母乳,只是被請出去而沒有成功;Waters 的「成功」奠基於前人的努力呀!
然而從澳洲國內輿論仍然兩極這點看起來,她選擇這麼做還是勇氣可嘉!(從品牌形象角度來看,亦是非常聰明的一步~)
反觀回台灣,2016年(自綠黨到民進黨的)余宛如立委要帶著自己半歲的兒子進國會議場卻被拒絕。她隨後在其他17位立委加入連署支持下,提出「立法院議場規則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5]。現在查法規資料庫看得出來,修正案沒有過...... 但這個事件的正面影響是,立法院在2017年設立了托嬰中心 [6](好吧,一小步也算有在前進)。
#母職參政難兩全? #重點在觀念與支持系統
再拉回到 Anna,前面提到她當時還不確定是否會想連任,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自己「母職」、「議員」兩身分帶來的雙重內疚——因為要照顧孩子,而擔心議會工作可能做得不盡完善;因為有議會工作(白天其實還有兼差),而犧牲了家庭時光(即使已盡可能將政治工作及家人相處時間融合在一起)。
是說,無論男性、女性、什麼性別的議員,都有孩子啊!希望「母職」身分別再輕易成為一位女性限制自己眾多可能的超級枷鎖;而社會更應關注如何共同分擔包含「母職」在內的親子教養支持體系。
Anna 於訪談最後想鼓勵女性參政者們:
「放手一博吧!雖然女性做政治工作著實非常困難。 但就闖一闖吧!不要放棄!」
** 可能只有我介意,但還是講一下:2017年時的穿搭風格,現在的自己也看不懂,感覺「很妙」的人請偷笑在心裡就好 ^ ^" **
[1] 所以當中執委時台灣綠黨便接待過來自韓國、英國、盧森堡、德國的綠黨黨員或國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