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控管口罩內需及出口的道德難題

2020/07/31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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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口罩防疫時間軸

6/1 口罩外銷重啟、恢復自由外銷時，
由於國軍退出口罩製造，
日產量由 5/17 的 2000萬片減至每日1500~1800萬片，
再扣除政府每日徵收 800 萬片
= 每日可自由銷售的數量為 700~1000萬片，是年初總產量的3.72倍！

台灣政府集中控管疫情與口罩的正當性

先從「為什麼要授權/允許政府控管疫情與口罩」談起:

source: 陳嘉銘武漢肺炎的政治哲學

三個道德原則：自保原則、不傷害他人原則、協助他人原則

自保原則：每個人都有追求自我生命保存的權利和義務。
義務：自我健康管理(勤洗手、社交距離、戴口罩)
難以被責備的求生欲：每個人都想囤積口罩、想把疑似病例拒於千里之外

不傷害原則：人們致力於不造成他人傷害。
權利義務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有無相生的，
我有自我保護的權利的同時，即再一次有自我健康管理的義務，
例如我若從疫區回來，則有自我隔離的義務，不去感染其他人。

自保與不傷害他人的兩難：
大量囤口罩 = 減少他人取得口罩的機會和數量，某種程度上 = 傷害他人獲得口罩的權利。
因此所以取得口罩該有限度。

但是取得的限度在哪？
到什麼程度算是囤太多、什麼程度算是不夠用、什麼程度才是剛剛好，
不但保護了自己，也留給其他人充分資源？

以武漢封城為例，
如果我是被集體隔離的人，因為可能有潛伏期，基於不傷害他人原則，我不應該逃出來。
但是我逃出來的話，生存機會確實比較大，基於自保原則，我確實會想逃。
這兩個原則之間如何權衡？哪個原則為大？

如果「自保原則」的優先於「不傷害原則」:
「強者法則」使各種強者的生存機率較弱者高出許多。

如果不傷害原則大於自保原則：
沒有一個絕對準確的尺度，
「口罩要囤積多少才算傷害他人」、「隔離的條件要多嚴格/寬鬆才不會傷害他人」的尺度問題仍未解決。

協助他人原則：在我可以充分確保我生命的保障的前提下，我應該盡可能去幫助這世界上（或者我關懷的社群）每個人生命的保存。
這又體現了一個新的問題：
我怎麼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充分獲得保障？人性對自保的追求，只有更大、沒有最大，無所謂充分。

這三個難題都牽涉到知識的不確定性——「不知道」、「沒有準則」，
此時需要一個相對客觀的全知者來掌控局面：國家、政府。

國家中央控管疫情/物資的三個優勢：

一、公共權威性：解決尺度不確定問題，提供尺度和分際的官方定義。
可以界定何謂充分的自我保存、界定什麼是對他人的不當傷害，
界定了誰該不該被隔離。

二、懲罰機制：嚇阻違規。
確保自保強者不因過度自保而欺凌弱者，或是確保無人踰矩。

三、以國家力量集結科學社群的知識及支持：及時、透明地公布統一資訊，穩定社會。
好的、壞的都要說，必須公布公衛和醫療專家的已知，也必須公布未知、預計如何、何時解決未知，
公共權威才能取得大眾信任，進而使人民配合國家的施政。

西方學者看台灣防疫

亞洲的成功難以複製:

東亞的防疫成就將難以複製
East Asia’s COVID-19 Success Will Be Hard to Replicate
(Source: Oxford Analytica Expert Briefings April 21)

**強烈建議點進原文配折線圖閱讀**

南韓：防疫工作大器晚成、疫情後來趨緩，給予國際「有可能力挽狂瀾」的信心，4/15 大選，文在寅陣營敗部復活。

日本：前期慵懶的防疫政策似乎頗有效（在官方數據上），但難防日後醫療體系崩潰。

台灣：政府超前部署在國內抗疫有成，但長遠來看也只是在以時間換空間（畢竟台灣不可能獨立於世，解風仍需仰賴疫苗、國際疫情趨緩）

總結：韓日港台防疫均相對成功。防疫成就在台韓提升了政府支持度，但即使香港防疫相對成功，社會仍然瀰漫對政府不滿的情緒。

分析東亞的抗疫成就原因：源於政府迅速的反應
- 有2003年SARS的經驗
- 腳踏實地的判斷和風險評估

(個人認為這篇在諷刺歐洲的雷龍反應及日本諱疾忌醫的早期策略，需要反著看。)

疫情控管強化蔡政府對內、對中的實力:

疫情使台灣政府如虎添翼
COVID-19 strengthens the hand of Taiwan’s government
(Source: Oxford Analytica Expert Briefings March 12)

- 蔡政府傑出的防疫成就使蔡英文個人的滿意度在2月達到68%，是2016上任以來最高、且較1月總統大選前提升12%

- 對政府防疫肯定度70%以上，與中港日韓的防疫滿意度形成強烈對比

- 然而 2月25日通過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可能成為政府更激進作為的法律基礎：
紓困、津貼補貼、囤貨懲罰、建物徵收、嘉獎有功者
可能成為執政黨妄徵民膏、打擊異己的武器

- 但蔡英文一直以來的執政風格較為謹慎，不太可能輕舉妄動喪失民心

- 台灣的防疫成績歸功於開放、e 化、透明的政府

- 防疫成就對內：有助提升小英聲望
對外：相較於對岸隱匿遺害全球，讓其他民主政體更難忽視台灣的貢獻

- 總結：防疫情況對蔡政府有利
1. 人民肯定政府快狠準的應對
2. 任何加深對中抗拒、疑慮的事件，最終都會使民進黨受益
3. 引起國際認可台灣、對中施壓（聲援台灣入WHO等國際組織），都可算作蔡英文的外交成績

個人認為此篇可連結至前一段「由政府中央控管疫情的好處」，
同樣都是政府藉由權威及公權力的懲罰機制控管疫情，
政府是確實防疫，還是假防疫真擴權，其間分別在於人民及朝野的監督機制。

台灣防疫政策中的隱私疑慮

亞洲如何以科技抗疫
How Asia Confronts COVID-19 through Technology
(Source: How Asia Confronts COVID-19 through Technology, Leiden Asia Centre)

主要關注科技（ＡＰＰ、大數據、數位分析等）手段在亞洲的施用、成效與風險:
1. 科技並無法單獨存在社會之外，亞洲的成功有賴口罩、積極且大規模的檢疫等配套措施。
2. 科技手段的選擇與使用都反映了決策者及使用者的經驗及政治意識。
3. 這些科技手段極度仰賴輸入的資訊正確、全面與否，倘若吸收的資訊的是垃圾、輸出的政策也將是垃圾。
4. 科技手段需要權衡：隱私與效率之間總會有取捨。
5. 科技手段具有黏著性，會迅速形塑人們的行為、新習慣，在疫情結束後如何戒斷將是一大挑戰。
聚焦台灣部分：
*「數位圍牆」的隱私疑慮——14天檢疫期間，每十分鐘一次監視受檢疫者的手機訊號定位。
*台灣政府的解釋：
1. 不使用更精準的ＧＰＳ信號，而使用手機信號
2. 檢疫期滿則停止監控，但已收集的檔案會保留到疫情結束為止
3. 定位資訊不由政府接收，而是由五大電信業者控管，出現疑似不合作狀況時，才通報地方政府。
*批評
假警報：手機沒電、沒訊號、漏接電話等非蓄意的違規情況亦會觸發警報
國民黨立委吳怡玎：沒告知被檢疫者將會如何被監控、監控的細節等

相較於集體主義的亞洲，個人意識盛且重視人權的歐洲在看亞洲的防疫情況時，經常會優先注意到防疫政策對人民隱私權的侵害疑慮。

禁止口罩出口是否違反人道主義精神?

范瑋琪 & Co. 的口罩之亂事件回顧

范瑋琪私人臉書公開貼文質疑台灣行政院口罩禁令:

Source: 香港 01 新聞

小S、汪小菲微博幫腔:

Source: KK News

大S 兩肋插刀:

Source: KK News

消極、積極權利與義務，為害與允害

權利與義務是有無相生、無法獨立存在的：一個人的權利，建立於眾人的義務之上，只有當眾人也履行他們的義務，一個人才能夠獲得他的權利

消極權利：人生安全受到保障的權利、相對被動，如「純粹、不受干擾地活著」。
當眾人安分守己、不主動損害他人性命財產、遵守消極義務，所有人的消極權利便獲得保障，眾生可以不受干擾地存在。

積極權利：獲取生活必需品、生存基本保障的權利、相對主動，如受教權、獲得疫情其間必需品「口罩、酒精」等。

若有人生活所需有所不足，其他人必需要主動付出努力(e.g. 廠商趕製口罩)、作出物質上的犧牲(e.g. 人民繳稅以維持國民義務教育的運行)，才能夠保障那個人的積極權利。

損害消極權利＝危害 harming

損害積極權利＝允害 allowing

Philippa Foot 的電車難題：台灣政府允害...嗎?

The Conversation: The Trolley Dilemma

若路人選擇動手改變列車方向，使其駛入僅有一名工人施工的軌道，殺害一名工人、拯救5名工人：主動損害死去1名工人的消極權利，是為害。

若路人選擇什麼都不做，允許列車照原定軌道駛入有5名工人施工中的軌道，則五名工人死亡：被動任憑五名工人獲救的積極權利消逝，是允害。

Foot主張個人享有不被侵犯的消極權利，勝過尋求援助的積極權利——道德上相對允許允害，為害較允害更不道德。

若照此邏輯來看，口罩禁令阻擋了中國人民取得口罩的積極權利，屬於允害，因此道德瑕疵並不到為害那麼重
...嗎?

Jeff McMahan 的難民飢荒說：台灣政府為害...嗎?

人道救援者前往難民營途中折返，延遲數天才成功運送物資至難民營時，已有5名兒童死於饑荒。

若此意外是因爆胎等不可抗因素而原路返回，未能及時救援難民：人道救援者僅是被動允許傷害發生，允害。

若運送人道物資的車輛遭民兵組織中途攔截物資，導致救援失敗：民兵組織主動「殺」了這5名兒童，為害。

若按此角度，台灣政府主動頒布口罩禁令，是一種形式的為害。

James Rachels 表示：為害與允害都是害，不用分那麼細

富家爭產、鬩牆兄弟到河邊散步。

若弟弟失足落水，作為游泳健將的哥哥欲獨吞遺產，決定任其溺斃：允害

若哥哥想到龐大的遺產，決定主動將弟弟推到水裡淹死：為害

兄長的道德缺陷在此兩個情境中並無差異，允害不總是比為害更良善。

所以口罩禁令到底是允害還是為害?

Foot 電車難題並不完全符合口罩禁令情況：
電車困境處理的是「有害的連續行為」，口罩供應鍊不是「一個有害的連續行為」而是有益的「援助」行為。

相較之下，McMahan 的撤回援助其實更符合口罩禁令的狀況，所以台灣的口罩禁令其實更接近為害。

然而就 Rachels 理論，為害與允害並不一定誰與惡的距離較遠，
因此與其考量是允害或為害，不如考量效益:
台灣作為口罩淨進口國，口罩的捐助/出口對中國龐大的人口來說根本是杯水車薪，就算真的無私地出口了也只提供微乎其微的幫助，反之禁止出口對中國人民的傷害也是微乎其微，口罩留下供台灣人民自用，提高口罩覆蓋率，更符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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