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在唱之前，得先想好该怎么唱。于是她就站在那里想啊想啊。
苦闷的星期一下午，好像每遇见一个人，都面露疲惫的神色，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有种错觉始终徘徊不去，仿佛天阴阴的，从这个漫长冬季就要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十月份才肯罢休。痛恨腾冲雨季的人是这样告诉我的，她还说这里另有一座城市，一年有三百天都在下雨。
这样想着，抬头往窗外一看，却发现天意外地蓝，纵使已经看过这么多遍了，也感觉依旧新得像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下午太漫长了，办公室里开始放音乐，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声唱道：“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这些歌了，后来才知道是陈慧琳，歌名也是从来没有用心记过的，一看是《记事本》而非《日记本》，感觉有点陌生。
这歌声也像是飘浮在哪里，从最上空传来，总之并不是这个办公室角落里的音响。
好想唱歌。
原本只是一种感觉，有些漂亮的念头。但等到真正说出来、写出来的时候，却感觉这很疯狂，也足够变态。像是《九号秘事》里的那个无声歌者，主人公因为太过压抑而出现的幻觉。他随时随地都会跑出来，当看到他无声地嘶吼，做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行径，人只会一次比一次崩溃。
但没有办法，还是好想唱歌。
有一天上班，准备骑车之前，在包里摸索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耳机线。感觉因此心里就空了一大块，仿佛接下来要忍受的是一件十分寂寞的事。
不过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人们往自己耳朵里塞的音乐，是很私密的。或许这个行为本身就很私密，它是一个人的。耳机与我，相互构成了一个完整且不可被介入的世界。
以前的歌好像是大家一起听，每个人也都听得见，偶尔还会跟进来唱上一两句。现在的歌最多只能分享，不能一起听。感觉像是在葬礼上，或者其他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可以随意播放的，只有你一个人听得见，或者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比较接近人内心的声音。
耳机更是加大这种错觉的罪魁祸首，即便亲密如恋人，也不见得会经常分享耳朵里的声音。要想做到完全共享，“所有你听过的歌我都要听一遍”，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但没有办法，我们需要音乐。听音乐就像是坠入爱河，但没有人会因此受伤。
而唱歌就像是一些重叠的时间，我总要唱给谁听的。如果我说我想唱歌，是不是就好像邀请谁来作为观众，我们付出彼此的时间，就为了这一首歌。
或者谁也没有打算邀请，我只是想唱歌。但这已经与听歌很不同了，它不再仅仅是流过我的耳朵，流过我的心，用一段过去的时间覆盖我此刻崭新的时间。我像过去曾一起听歌的人那样，紧跟着、缠绕着，想要追上它的旋律，直到将它死去的时间复活。
好想唱歌，我并不是第一个发出这种渴望的人。
每天下午，办公室里的歌声就从十几二十年前的街头飘来，不同的男男女女在唱他们的时间，或缠绵悱恻，或痛痛快快。和我处于同一时间的男生低声跟着唱，突然间就从我对面站起来，长舒了一口气。我听见他说，好想唱歌。
他是真的很想唱歌。
我刚来腾冲时，就听人说这里快一年没有娱乐活动了，酒吧、KTV、电影院全部都关门，为了防疫。当一件事被禁止，我们才会如此迫切地渴望它，反反复复。
但仔细想一想，被禁止的并不是唱歌，而是“去唱歌的地方”。而唱歌的地方又是谁可以规定的呢，如果没有人在那里唱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唱歌的地方了。
想起外婆年轻时偷偷跑出门去唱歌，山间，田野，她唱歌的地方就是除了禁止以外的所有地方。
外婆的身世很可怜，小时候就到外公家做了童养媳，要干完家里全部的活儿才能悄悄溜出去，被公公婆婆知道了还要打骂一顿。但她就是想唱歌，她跟我说，即便有人举着火把跟在身后追，她也要偷跑着去。
她没说自己唱得好不好，也记不得别人究竟唱得怎么样，只是提起了当时一起唱歌的女孩子是谁家的姊妹，现在如何如何。我知道她只讲一件事，那就是去唱歌。
如今我也只讲一件事，就是想唱歌。外婆说起自己曾经因偷偷跑出门去唱歌而受的苦，心里大概想的也是：但没有办法，还是好想唱歌。
张学友在2014年竟然出过一首歌，就叫作《我只想唱歌》，收录在个人专辑《醒着做梦》里。他那时已经不再年轻了吧，也不再是曾经风靡歌坛的时代了。
但那些美好的歌，他都已经唱过了。所以他当然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玩，可以神采无限地表达自己对唱歌的钟情，只说“想唱歌”与“唱歌”这件事。
在我看来，这和外婆老了以后，跟我说起“唱歌”是一样的。因为她想过，也已经唱过了。
但我不同，我至今都还没有唱过自己的歌。
除了唱歌，又想到写作，写作可能也是这样的。如果不去写，反而一直在讲“写”和“想写”，就永远无法复活其中的时间，只是在观察它如何流过。那时间与我无关，以后也不会有关。
去唱歌吧，去写吧。我听见自己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