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在唱之前,得先想好该怎么唱。于是她就站在那里想啊想啊。
苦闷的星期一下午,好像每遇见一个人,都面露疲惫的神色,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有种错觉始终徘徊不去,仿佛天阴阴的,从这个漫长冬季就要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十月份才肯罢休。痛恨腾冲雨季的人是这样告诉我的,她还说这里另有一座城市,一年有三百天都在下雨。
这样想着,抬头往窗外一看,却发现天意外地蓝,纵使已经看过这么多遍了,也感觉依旧新得像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下午太漫长了,办公室里开始放音乐,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声唱道:“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这些歌了,后来才知道是陈慧琳,歌名也是从来没有用心记过的,一看是《记事本》而非《日记本》,感觉有点陌生。
这歌声也像是飘浮在哪里,从最上空传来,总之并不是这个办公室角落里的音响。
好想唱歌。
原本只是一种感觉,有些漂亮的念头。但等到真正说出来、写出来的时候,却感觉这很疯狂,也足够变态。像是《九号秘事》里的那个无声歌者,主人公因为太过压抑而出现的幻觉。他随时随地都会跑出来,当看到他无声地嘶吼,做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行径,人只会一次比一次崩溃。
但没有办法,还是好想唱歌。
有一天上班,准备骑车之前,在包里摸索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耳机线。感觉因此心里就空了一大块,仿佛接下来要忍受的是一件十分寂寞的事。
不过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人们往自己耳朵里塞的音乐,是很私密的。或许这个行为本身就很私密,它是一个人的。耳机与我,相互构成了一个完整且不可被介入的世界。
以前的歌好像是大家一起听,每个人也都听得见,偶尔还会跟进来唱上一两句。现在的歌最多只能分享,不能一起听。感觉像是在葬礼上,或者其他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可以随意播放的,只有你一个人听得见,或者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比较接近人内心的声音。
耳机更是加大这种错觉的罪魁祸首,即便亲密如恋人,也不见得会经常分享耳朵里的声音。要想做到完全共享,“所有你听过的歌我都要听一遍”,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但没有办法,我们需要音乐。听音乐就像是坠入爱河,但没有人会因此受伤。
而唱歌就像是一些重叠的时间,我总要唱给谁听的。如果我说我想唱歌,是不是就好像邀请谁来作为观众,我们付出彼此的时间,就为了这一首歌。
或者谁也没有打算邀请,我只是想唱歌。但这已经与听歌很不同了,它不再仅仅是流过我的耳朵,流过我的心,用一段过去的时间覆盖我此刻崭新的时间。我像过去曾一起听歌的人那样,紧跟着、缠绕着,想要追上它的旋律,直到将它死去的时间复活。
好想唱歌,我并不是第一个发出这种渴望的人。
每天下午,办公室里的歌声就从十几二十年前的街头飘来,不同的男男女女在唱他们的时间,或缠绵悱恻,或痛痛快快。和我处于同一时间的男生低声跟着唱,突然间就从我对面站起来,长舒了一口气。我听见他说,好想唱歌。
他是真的很想唱歌。
我刚来腾冲时,就听人说这里快一年没有娱乐活动了,酒吧、KTV、电影院全部都关门,为了防疫。当一件事被禁止,我们才会如此迫切地渴望它,反反复复。
但仔细想一想,被禁止的并不是唱歌,而是“去唱歌的地方”。而唱歌的地方又是谁可以规定的呢,如果没有人在那里唱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唱歌的地方了。
想起外婆年轻时偷偷跑出门去唱歌,山间,田野,她唱歌的地方就是除了禁止以外的所有地方。
外婆的身世很可怜,小时候就到外公家做了童养媳,要干完家里全部的活儿才能悄悄溜出去,被公公婆婆知道了还要打骂一顿。但她就是想唱歌,她跟我说,即便有人举着火把跟在身后追,她也要偷跑着去。
她没说自己唱得好不好,也记不得别人究竟唱得怎么样,只是提起了当时一起唱歌的女孩子是谁家的姊妹,现在如何如何。我知道她只讲一件事,那就是去唱歌。
如今我也只讲一件事,就是想唱歌。外婆说起自己曾经因偷偷跑出门去唱歌而受的苦,心里大概想的也是:但没有办法,还是好想唱歌。
张学友在2014年竟然出过一首歌,就叫作《我只想唱歌》,收录在个人专辑《醒着做梦》里。他那时已经不再年轻了吧,也不再是曾经风靡歌坛的时代了。
但那些美好的歌,他都已经唱过了。所以他当然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玩,可以神采无限地表达自己对唱歌的钟情,只说“想唱歌”与“唱歌”这件事。
在我看来,这和外婆老了以后,跟我说起“唱歌”是一样的。因为她想过,也已经唱过了。
但我不同,我至今都还没有唱过自己的歌。
除了唱歌,又想到写作,写作可能也是这样的。如果不去写,反而一直在讲“写”和“想写”,就永远无法复活其中的时间,只是在观察它如何流过。那时间与我无关,以后也不会有关。
去唱歌吧,去写吧。我听见自己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