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深夜看完《時代革命》，走出戲院的時候，我其實是很驚訝的。我驚訝的是，這些香港人雖然面臨離散與牢獄之災，他們對香港的未來還抱著希望；這部紀錄片裡雖然揭示了許多過去與現在還在持續的黑暗，卻不是結束在絕望之中。一開始我想的是，情況這麼糟，怎麼還有辦法撐著不絕望？他們似乎是一群特別堅強的人。如果是我，我有辦法這麼堅強嗎？
但再仔細想想，就因為情況很糟，更不能絕望——人如果陷入絕望，活著就沒有意義，只是麻木的行屍走肉了，雖生猶死。
我想起現在得到幾乎全世界同情的烏克蘭。從2月24日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在軍力懸殊的狀況下，幾乎全世界都以為烏克蘭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淪陷，然而他們的堅決抵抗震驚並感動了所有人，包括我們這個島國，因為我們無論如何無法不聯想到，我們也有一個棘手的強鄰，三天兩頭想叫我們「回家」。
我每天一得空就看推特上的消息（在我看來，現在推特是取得最新烏克蘭消息的最快管道，有基輔獨立報與NEXTA這些使用英語、但離當地很近的媒體可以獲得幾乎第一手的消息），隨之情緒起伏。烏克蘭持續不懈地抵抗是很振奮人心，但俄羅斯官方怎麼看都不像要停手，讓人幾乎懷疑他們是不是已經決定頂著無數國家與跨國企業抵制，把烏克蘭變成一片焦土也要拿下，打的主意就是「反正只要造成既成事實，最後大家總會妥協，默認現狀」。烏克蘭能夠活下去嗎？俄軍靠著硬幹已經拿下黑海沿岸的某些重要據點，烏克蘭人卻還是相信他們會得到最後勝利⋯⋯為什麼？我之前也曾經納悶。
但看完《時代革命》，我突然強烈地感受到，無論如何還是應該抱著希望。因為，如果陷入絕望，一切就結束了。只要活著還有一口氣，還護著心裡的那一點火種，就還有可能再起。
這樣說聽起來像是出於盲目的天真。好吧，說真的，對香港人最後的勝利不抱希望的人，大概從一開始就不會接受《時代革命》導演的訪談，所以這個紀錄片本來就會選擇一個帶著希望的觀點，不是嗎？而看《時代革命》裡那些警察如何睜眼說瞎話，如何在記者與攝影機的鏡頭前面對普通百姓又踢又打、甚至直接開槍，毫無忌憚，看到片尾字幕裡說有多少人已經被捕下獄，就知道情況有多嚴峻；此時此刻（2022年3月6日）香港甚至疫情高漲到醫療近乎崩潰，政治抗爭是沒有著力點的，不是嗎？而在烏克蘭，那裡發生的是直接的戰爭，即使有些俄國士兵不是心甘情願參戰，還是有更多人聽命行事，俄軍的武器與數量又是壓倒性的多數，他們的最高領袖似乎也瘋到可以全無顧忌只求勝利，烏克蘭的處境真的不樂觀，不是嗎？
但在這時候唱衰，斷言他們再撐不了多久，到底有何意義？顯示自己「很明智」嗎？這種程度的「明智」很短視，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做一個對公平正義不抱希望、覺得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的人，通常就會變成別人嘴裡的一塊肉。我怎麼樣也不想變成那樣一塊肉。我也不願意放任這個世界變成那樣，因為我想要好好活著，走夜路回家不擔心治安，白天出門不怕轟炸。
我知道這世界的現狀並不是很理想，有很多壞事會發生，但我無論如何不願放棄希望。我選擇抱著希望。因為如果不選這條路，其他路都不會導向值得活下去的生命。
這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為什麼對新的《蝙蝠俠》電影有著狂粉式的喜愛。這部電影一開始很陰鬱：年輕的布魯斯・韋恩獨自在破敗的城市裡巡邏，雖然他有高登這個盟友，卻還是有著強烈的孤獨感。他說他「不怕死」，但他的行動看起來幾乎像是不要命。而在這個故事裡，他跟整個高譚市一起經歷了極深的黑暗，而最後他們一起掙扎了出來。這是個走向希望的敘事。是我會想要選擇的敘事。
在《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裡面，菲力普・普曼這麼講到作者對讀者的責任：
我的看法是，無論我們在故事中描繪什麼，都應該呈現出任何行為皆有其後果，⋯⋯說故事者對聽眾還負有其他的責任。有些作家覺得看待世界不應該太悲觀黑暗，無論說的故事再怎麼黑暗抑鬱，最後都應該留給讀者一絲希望。我想這樣的看法有其優點，但我們也應該謹記，悲劇若能呈現最寶貴的人類精神，同樣能激勵人心。薩繆爾・約翰遜說：「寫作的真正目標，是幫助讀者更能夠享受人生，或更能忍受人生。」⋯⋯
我們確實負有描繪人生的責任，也同樣負有描繪人的責任。我不久前才讀到華特・薩瓦吉・蘭鐸的一句話，是我看過關於此種責任的最佳定義：「我們不應沉湎於關於人類的負面觀點，因為如此只是讓壞人相信自己不比別人更壞，讓好人相信當好人只是徒勞。」流於憤世嫉俗並不比流於正向樂觀還要真實，雖然在年輕人眼中似乎是如此。
所以說故事者在描繪努力做好人也確實做到的角色，或是受誘惑而意志不堅，或起了貪念卻終究懸崖勒馬的角色時，其實是在為讀者提供友伴。這些友伴本身的良善行為，以及對其他人的勇氣、毅力或慷慨的尊重，都提供了如何依循正道的形象；我們希望至少能藉此，讓這個世界比我們身處其中時更好一點。
我引用了這麼長的段落，因為我相信這些話真的字字珠璣。我喜歡的電影跟我喜歡的故事，它們都是希望的敘事。烏克蘭人民現在選擇的也是希望的敘事，他們相信他們終將勝利。《蝙蝠俠》、《時代革命》亦然。我希望我自己寫的故事也都是這條路線。我想要永遠選擇希望的敘事。雖然乍看我好像把現實跟虛擬故事混為一談，犯下了很基本很愚蠢的錯誤，但我所謂「希望的敘事」，並不是在倡議扭曲事實，而是在談我們以什麼樣的架構來看待事實。《蝙蝠俠》這個虛構故事，在談如何看待罪惡的因果關係盤根錯雜的事實。《時代革命》這個有觀點的紀錄片，在談如何看待反送中整個運動始末的事實。俄烏戰爭在進行中，我們也要選擇以什麼樣的架構，去看待不斷發生中的殘酷事實——這不是球隊比賽，輸了會有嚴重後果，烏克蘭為了自己的自由，正在承受時刻不停的打擊，我們再怎麼關心，都在千山萬水之外；同時在世界各地的其他角落，也還有許多其他的國家與民族，在承受強權的蹂躪，卻沒有受到同樣的矚目與關心⋯⋯
這世界時時刻刻處處都有苦難。我們真的需要希望。
P.S. 看了鏡週刊的報導，才發現原來《時代革命》的導演周冠威，前一部作品就是劇情片《幻愛》，我曾在朋友邀約下去二輪戲院看了，是個意外的驚喜。《幻愛》的主線，是一位思覺失調症患者跟他的心理輔導員之間似幻似真的愛情故事。以前我看過電影《活個痛快》（50/50），裡面安排讓罹癌的主角（喬瑟夫・高登—李維）跟他可愛的心理治療師（安娜・坎卓克）發展了感情關係，我看了以後大暴怒，因為這很明顯就是違反專業倫理的行為，但片中的角色完全沒有一丁點在反省這件事，有沒有在尊重心理治療專業跟醫病關係？《幻愛》卻不是那種把背離專業當浪漫的蠢電影，完全是正面直擊，讓觀眾清楚去看思覺失調症是怎麼回事，心理輔導員在做什麼，他們做錯了什麼，而他們做錯了以後要怎麼辦？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接下來呢？《幻愛》是非常有意思的劇情片，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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