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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鐵幕的B拷英雄：艾曼紐、范達美、羅禮士（VCR 7-2）

正在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讓美國片廠和 Netflix 等國際串流平台陸續撤出俄羅斯，使俄羅斯人的大眾娛樂突然又回到冷戰時代的孤立處境。

當年的蘇聯政府曾將好萊塢電影當成毒蛇猛獸，因此防堵規格一點都不輸給今日的 COVID-19 防疫措施，用上各種邊境管制、抽檢、重罰以及天羅地網般的防疫泡泡，企圖徹底阻絕西方思想病毒的入侵。

結果，讓莫斯科完全意想不到的防疫破口發生在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 Tallinn 塔林。

1987年6月24日，通往塔林的公路突然毫無來由地湧現大量車潮，更詭異的是幾個小時後的晚間，塔林的街頭並沒有因為這些突然湧入的外地訪客而變得更加熱鬧繁忙，反而顯得比往常異常安靜。

人都跑去哪裡了？

愛沙尼亞紀錄片工作者 Jaak Kilmi 在2009年紀錄片《Disco and Atomic War》 中解釋道，當晚所有人都躲在塔林親友的家裡收看芬蘭國營電視台播出的法國軟色情電影《Emmanuelle 艾曼紐》。蘇聯媒體長期禁止討論任何跟性有關的議題，使愛沙尼亞人寧願駕車好幾個小時前來也絕不肯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在此之前，外國電台（如美國政府成立的自由歐洲電台）是對蘇聯人來說非常難得的外國資訊來源。然而收聽外國電台不僅止是犯罪，而且訊號經常被 KGB 刻意干擾或頻蔽。莫斯科同意禁止民眾接收那些勉強越過邊境的無線電視台訊號，不過外國電視台訊號抵達蘇聯境內時通常通常已經嚴重衰減，用不著政府禁止或是干擾就已經難以收看。

歷史的骨牌源自一個毫不起眼的事件：1971年，芬蘭國家廣播公司 YLE 發包出去的一個小工程，意外地引發包含1989年的東歐劇變和1991年的蘇聯解體等等連鎖反應。

原來 YLE 是為了改善赫爾辛基首都圈的電視收訊狀況，而在赫爾辛基外圍的 Espoo 蓋了一座新的電波塔。然而新電波塔的溢波卻一路跨越芬蘭灣，直達距離赫爾辛基80公里的塔林。只要加裝訊號轉接器和天線，大部分塔林的住戶都能看得到來自 YLE 的兩個國營電視台頻道，以及與 YLE 合作的美國電視台 MTV 頻道。大西方電影、電視節目和流行音樂因而像潰堤一般不停歇地流進愛沙尼亞人的客廳裡。

愛沙尼亞人會用手邊可以取得的任何東西試圖記錄下電視機上的一切。比如用錄音機錄下節目裡的歌曲，或是用相機拍下畫面上的明星或歌手的身影。

年輕人開始在學校交換甚至販售這些錄音帶和照片。由於愛沙尼亞被強迫使用莫斯科時區，因此青少年必須瞞著家長熬夜偷看晚一個小時播出的芬蘭電視節目。在此同時，芬蘭的電視指南和芬蘭語辭典（其實與愛沙尼亞語非常相近）也成為年輕人之間流傳的搶手刊物。因為這個意外的語言課，整個世代的愛沙尼亞青少年因此幾乎人人都能操芬蘭語、英語和俄語等三種以上外語，並且在將來蘇聯解體之後得以於國際貿易領域一展常才。

除了來自英美搖滾樂之外，MTV 頻道還替愛沙尼亞人帶來的另一個讓愛沙尼亞人為之著迷的熱門電視劇《Knight Rider 霹靂遊俠》。赫爾辛基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Window to the West: Memories of Watching Finnish Television in Estonia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中，許多受訪者都清晰記得《霹靂遊俠》的追劇經驗。

另一位匿名的愛沙尼亞受訪者則特別提及熬夜觀看1984年被蘇聯抵制的洛杉磯奧運開幕式的回憶：

「我尤其記得觀看洛杉磯奧運開幕式時的激動情緒。一方面俄羅斯人決定了抵制，但另一方面我們在愛沙尼亞打開電視看到的是芬蘭的轉播。這種不尋常的狀況使得觀看體驗變得更加美妙、更加心跳加速：因為我們正在看的是一個禁忌的賽事。由於時差的關係，轉播發生在深夜。到開幕式結束的時候，太陽正好落到洛杉磯主場館的地平線下.......而在此同時我則走出屋外，太陽又正好從我們這邊的海平面升上來。跟剛剛在美國下山的竟是同一個太陽。同一個片刻，同一個地球，但身處在不同的國境。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情緒。一瞬間我有種自己已經超脫了蘇維埃這個國家和其領導人束縛的勝利感。」

在莫斯科眼中，1971年以來的愛沙尼亞人收看芬蘭電視台的行為都是不合法的。KGB 和警察都曾再三警告這種違法行為，甚至揚言建立巨大的隔絕網來攔阻芬蘭電視訊號。

然而紀錄片工作者 Jaak Kilmi 主張蘇聯可能是有意放任這種觀看行為：

「後來的研究顯示 KGB 長達20年的時間將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視為一種實驗場，想要研究讓蘇聯人接觸大量來自敵國的政治宣傳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從1987年6月24日《艾曼紐》播出當晚的塔林街頭來看，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除了9個月後愛沙尼亞的出生率突然出現一個高峰之外。

然而前幾年走私入境的錄影機上頭提供的側錄電視功能，已經默默地種下了瓦解鐵幕的種子。包含《艾曼紐》、《Star Wars 星際大戰》、《First Blood 第一滴血》等等從芬蘭電視台側錄下來的好萊塢電影，正飛快地以盜版錄影帶的形式飛入蘇聯和受蘇聯控制的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的黑市......

1980年代曾經非常活躍的波蘭樂團 Po Prostu 有首關於跟錄影帶店女店員曖昧的歌曲是這麼唱（波蘭語歌詞英譯）：

唱了半天始終沒有揭露女店員的 ”Something really good” 到底是什麼，只能猜測跟本世紀著名社交儀式 Netflix and chill 脫不了關係。另一方面洗腦的歌詞也意外替1980年代波蘭人的錄影帶喜好留下歷史紀錄——Jean-Claude Van Damme、Chuck Norris、Arnold Schwarzenegger 和 Michael Jackson（也許是《Thriller 戰慄》音樂錄影帶？）正是1980年代波蘭人的最愛。

二戰之後波蘭就一直受到蘇聯控制，不僅由蘇聯扶植的波蘭統一工人黨長期執政，並且還被迫和鄰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所謂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一起組成華沙公約組織陣營，以對抗英、美、法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雖然有蘇聯長期駐軍並且處處受到莫斯科意志的宰制，但波蘭在蘇聯控制的領域之中仍算是自由放任一點的國家。比如波蘭人就在官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之下，成為整個華約陣營（包含蘇聯各共和國）中擁有最多錄影機的地方。以1988年的統計為例，波蘭境內有高達94.5萬台錄影機，而廣大的蘇聯範圍內甚至只有73.5萬。

雖然國營商店也有賣，但大部分波蘭人所擁有的錄影機來自少數可以出國的人走私回來的平價產品（仍要花上波蘭人好幾個月收入）。走私錄影機回來的人也經常夾帶了國外的錄影帶，不過波蘭人最主要的錄影帶走私來源竟是莫斯科想都沒想過的地方——天子腳下。

整個盜版錄影帶的產銷途徑大致如下：

來自愛沙尼亞人的芬蘭電視台側錄節目帶，可能包含了搶手的軟色情電影《艾曼紐》、Jean-Claude Van Damme 主演的電影《Kickboxer 唯我獨尊》以及 Michael Jackson 的《戰慄》音樂錄影帶，經過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兩大盜版轉運站，透過蘇聯國營航空 Aeroflot 俄羅斯航空的班機送往蘇聯各共和國和華約組織各成員國的黑市。由於許多航線被視作國內線，行李檢查都非常寬鬆。整個盜版錄影帶體系就像我們每天見到的黑貓宅急便物流車一樣，毫不費力地在這片遼闊的領土上日復一日運轉。

由於1980年代整個波蘭只有兩個國營電視頻道可看，衛星電視又是有錢人才負擔得起的奢侈品，便宜又容易取得的盜版錄影帶因此成為人人參與的全民運動。

其中也夾帶了政治運動。1970年代就開始發行地下政治刊物的 NOWa，從1985年開始也將觸角延伸到錄影帶。其他運動組織也陸續跟進，利用這個政府監管不到的言論市場傳播自己的理念。除了政治議題之外，他們也會發行被政府禁演的劇場表演和電影，比如 Andrzej Wajda 華依達的《Man of Marble 大理石人》和《Man of Iron 鐵人》等片。

近幾年的研究（比如 2018年出版的《 A Covert Action: Reagan, the CIA, and the Cold War Struggle in Poland》）則稱，最終成功推倒共黨政府的波蘭團結工聯背後，其實有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資助的大量財力物力，而其中就包含了大量走私進入波蘭的錄影機。KGB 多年來對於萬惡錄影機的擔憂，果然不是空穴來風。

團結工聯以相對和平的手段成功觸發波蘭的民主化運動，成為整個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第一塊骨牌。而真正兇猛的還在後頭.....

附帶一提，脫離蘇聯控制之後的波蘭還會迎來下一波錄影帶之亂：

1991年民主化成功的波蘭突然出現大量莫名其妙的政黨，比如色情黨 （Polish Erotic Party）、啤酒好朋友黨（Polish Friends of Beer Party）以及錄影帶黨（Polish Party of VCR Holders）。簡稱 Party V 的錄影帶黨其實是150家錄影帶店的結盟，試圖對抗以「盜版」的罪名圍剿他們的錄影帶發行商。由於生計受到威脅，他們的抗爭手段相當激烈，可能還包括發生在反盜版協會（由發行商組成）的華沙辦公室一次疑似縱火的意外。

實際上這些錄影帶店其實已經擺脫當年盜版黑市的犯罪習性，他們不僅有向正版發行商購買錄影帶，還依法額外支付版權費給著作權團體。不過因為波蘭消費者還在適應「租片要還」這個資本主義的新遊戲規則，昂貴的帶子經常一去不回。所以錄影帶店企圖透過組黨（甚至一度準備參與國會選舉）爭取的，是「買一支合法母帶然後自行拷貝出租給消費者」的「權利」。錄影帶黨的黨綱因此寫著「文化不應該是一種批發商品」之類的政見。類似的爭執在很多國家早就發生過，波蘭的特殊之處是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同時迎來錄影帶的狂熱和資本主義的法規陣痛，並善用他們的特殊政治情勢來放大這種爭執。

隨著政黨登記制的修改，1990年代後期波蘭就不再出現這一類讓人滿臉問號的政黨。而錄影帶黨之亂也只持續了六、七年，到1998年難以拷貝的 DVD 進入市場之後，該黨就自動就地解散。

「昨晚好像有聽到妳的聲音。」

羅馬尼亞國營電視台大樓電梯裡，一名秘密警察對著另一名已經在電視台工作好幾年的女員工說。Irina Margareta Nistor 慌慌張張地走出電梯，生怕她的夜間兼職的第二份工作被發現，替她惹來殺身之禍。

1980年開始在羅馬尼亞國營電視台工作的她，其實原本過著非常清閒的生活。每天早上8點半到下午3點半之間，她的任務是替共產黨政府審查電視台的節目內容。然而電視台幾乎沒有什麼節目可以讓她天天花7小時時間審查。

統治羅馬尼亞長達24年的獨裁者 Nicolae Ceaușescu 希奧塞古上任初期，原本被認為是比較開明的共黨領導人。他與蘇聯保持距離，譴責蘇聯入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同時也與西方國家領袖保持互動。然而面對經濟改革失敗和國家債臺高築的壓力，希奧塞古逐漸轉向高壓言論管制。他的秘密警察無所不在，讓批評政府的人無時無刻不感到恐懼。他關閉掉絕大部分地方電台，並且大幅限縮國營電視台播出的時間，一天只播出兩、三個小時的節目，而且內容清一色是政治宣傳。。

由於白天的工作真的無所事事，愛看電影的 Irina Margareta Nistor 在同事的引介之下，每天下班之後步行去幾個街區之外的某人家中兼差另外一份刺激緊張的工作——看整個晚上的盜版電影，然後替這些錄影帶錄製同步口譯。

老闆 Teodor Zamfir 提供給她一個不受打擾的地下室，裡頭配備了一台電視、一組麥克風、兩台可以對拷的錄影機以及七、八部來路不明的盜版西方電影錄影帶。她一個晚上真的可以即時口譯完這七、八部，而不用上班的假日甚至可以完成超過十部之多。

直到現在 Irina Margareta Nistor 都還保存著當年的筆記本，按時序紀錄她口譯過的電影清單，而總數超過3000部之多。羅馬尼亞的黑市流傳的絕大多數錄影帶裡頭都是她的聲音。她一下子是 Chuck Norris ，一下子又是 Tom Cruise，下一部變身為李小龍，等等又壓低嗓門成為《The Godfather 教父》中的 Marlon Brando。

Nistor 從來不知道她的雇主 Zamfir 究竟從哪裡取得這些母帶，又如何神通廣大地維持這麼龐大的盜版犯罪規模而從未惹上麻煩。她一度懷疑老闆自己根本就是秘密警察釣魚辦案，殊不知有時候老闆也會擔心在國營電視台上班的她才是秘密警察臥底。

他們懷疑來、懷疑去的懸疑關係後來有了劇情急轉直下的發展：有時候 Nistor 沒有辦法來或是數量太多來不及口譯的時候，老闆會請另一個男子來代打。結果這位替補球員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臥底。

因為這個意外插曲，我們也終於知道 Teodor Zamfir 龐大的犯罪生意為何能永遠死裡逃生。他的盜版生意在被秘密警察查獲之後，隨手塞了幾卷錄影帶給長官就和他的員工雙雙獲釋，完全未被追究。這幾卷錄影帶比真正的金錢賄賂更有效果，因為在沒有替代娛樂的羅馬尼亞，人人都不能沒有錄影帶。就算長官不喜歡錄影帶，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也可能熱衷錄影帶。事實上， Zamfir 在日後的訪談中提到連獨裁者希奧塞古的長子都三不五時要來跟他拿帶子。

由於希奧塞古無力阻止他統治的國家經濟持續惡化，所以很可能有意對盜版錄影帶的黑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寄望這些外國電影可以轉移羅馬尼亞民眾對於各種糧食和醫藥短缺等民生問題的注意力。

不過他的算盤錯得離譜。

2015年羅馬尼亞的紀錄片《Chuck Norris vs Communism 我們偷看的電影》中，受訪的羅馬尼亞人說成長於 Arnold Schwarzenegger、Sylvester Stallone 還有最受羅馬尼亞人歡迎的 Chuck Norris 等好萊塢明星主演的動作片之中，「使我們開始想扮演英雄」。

1989年底波蘭的民主化運動和東德開放柏林圍牆的消息，同時觸動了獨裁者希奧塞古和他那些熱愛錄影帶的子民的敏感神經。

12月21日希奧塞古動員了10萬羅馬尼亞人集結在中央委員會的廣場上他企圖透過公開宣佈成功鎮壓各地騷亂的演出，強化羅馬尼亞人對他的信心。一面倒齊聲擁戴政府的盛大場面之中，突然冒出了一聲「打倒獨裁者」的雜音。剛剛明明還在替獨裁者喝采的民眾突然紛紛轉向附和反政府的微弱聲音。原本井然有序的廣場瞬間變成混亂暴動和血腥鎮壓的巨大舞台。

第二天，希奧塞古和妻子在逃亡途中被捕，並立刻進行審判定罪。第五天，也就是1989年的聖誕節當天，希奧塞古夫妻遭行刑隊槍決。

「電視」原本會是這場快閃革命的主角。獨裁者打從一開始就準備使用國營電視台即時轉播10萬人團結一心、擁戴領袖的現場畫面，藉以來鞏固政權並讓自己躲過東歐劇變中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宿命。結果突如其來的現場失控打斷了直播，讓從天而降的錄影帶搶走了舞台。

直接使用錄影帶當儲存媒介的新發明 Camcorder 攝影機見證了史上第一場錄影帶革命，留下了高達125小時之多的革命影像紀錄。稍後紀錄片工作者將其剪輯成1小時46分的電影《Videograms of a Revolution 革命錄影紀事》。

羅馬尼亞革命只用了5天就以巨大聲量震撼世界，其聲量的源頭或許不是廣場上第一個喊出「打倒獨裁者」的逆風聲音，而應該進一步追溯到僅次於希奧塞古、全羅馬尼亞人最熟悉的那個聲音——口譯盜版錄影帶的 Irina Margareta N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