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看《阿爾及利亞天空下》《時代革命》:唯抗爭時，我們方能自由而純潔地談論愛國

唯抗爭時，我們方能自由而純潔地談論愛國：此處並看《阿爾及利亞天空下》（Nardjes A.，2020)、《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2021)。觀賞社運紀片引起的不僅是狷狂的怒意，還有深層的悲哀:我們如何自由的愛?愛如何才是純潔的?愛如何才不會變形成排他的暴力?愛如何不成為行為的藉口?愛如何不反噬人?「愛」甚至是「愛國」，究竟是甚麼情感，我們付諸於何種對象。

這裡面沒有一處裂隙藏有惡的種子嗎?對此，我畏懼有所定見，也恐慌無由可知。

2019年，阿爾及利亞發生「微笑革命」，意欲推翻尋求第五任連任的包特夫利卡政權；幾個月後，香港因《逃犯條例》修例激起大規模抗爭，即臺灣人相當熟知的反送中運動。

兩部片分屬截然不同的風格，《阿》樸實無華地以一位女性抗爭者的上街日常，從準備上街到夜晚派對、從黎明到下個黎明、從今天到明天。以未有重組脈絡的方式，跟拍聚焦在一位「阿爾及利亞女性抗爭者」身上，沒有過多歷史交代、組織作戰面相的介紹，而是以日常主導一切。在近乎透明的拍攝架構中，服貼於這群年輕人歌舞與顫動的微笑間，似乎更凸顯出常民史背後的危殆與辛酸──這並非包特夫利卡政權面臨第一次抗爭(較鮮明的是其第三任任期，2011年面臨阿拉伯之春的抗爭，迫其取消戒嚴令，但其政權仍未垮台)，同時也是阿爾及利亞人自殖民時期開始的第N次抗爭行動。這段歷史中，人民並未因獨立而自由，反而陷入更長久的政治鬥爭，軍武陰魂不散：先是內戰，再來是軍政權長期把政。在早已習於浴血而戰的阿爾及利亞血脈裡，歌舞與笑意也反轉成武器與治癒。

反觀《時代革命》側重交代組織作戰，並以主題式兼編年法穿插新聞畫面與實境訪問，訴諸情緒相當濃烈，觀感上更偏於美式節目，而疏遠了面對強權那亙古綿長的悽愴與悲慟。

肇因於香港還在憤怒與徒勞交錯的初始階段，認同方才啟蒙，來日方長。這也是為何將二者並陳並看的緣故。相對於香港，阿爾及利亞在解殖的路上已付出超過10萬條人命，並且諭示一個殖民地走向真正的主體性，其道路如何顛簸崎嶇──我們真的可能在新冷戰體系的壟罩下、在民族主權國家的論述框架下，爭取到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性獨立」嗎？

在《時代革命》中最讓我深刻的兩幕，並非理大圍城、武力的濫權。而是一位西洋商人向抗爭者咆哮，憤恨不平地指控社運正在「摧毀香港的經濟、股市、房地產」，即可看出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如何以經濟滲透的方式，無孔不入轉譯殖民遺毒。如同台灣的解殖尚未完成，香港也不過是從另一個殖民政權中轉移主權到此一政權罷了。二者，民大昭然若揭國家之不法根源，以及如何不義、不當地援引法條作為行動正當性，都是令人震驚的。（卻毫不意外）比起《逃犯條例》修例前的遮遮掩掩，事後《國安法》的修訂才是中國不當統治香港的起始。

(Mur:私自以為香港的抗爭史也絕非一直以「首次」來渲染，香港自英國統治以來，直到1950年代仍時常發生流血抗爭或罷市抗爭。透過爬梳歷史，更能尋覓其特殊且極具識別色彩的抗爭根據。另一點是香港高度資本主義的狀況，實是相當激化的社會問題，影片當中抗爭者陳伯，過去所經歷的土地徵收抗爭，也是更值得關注的面向之一。)

即使二者的歷程與氛圍如此不同，呈現出的情緒一個是初階，另一則是深沉，卻不掩一項嘆息：似乎唯有抗爭時，唯有我們同樣弱勢時，才能純潔而自由地建構認同與談論愛國。愛國不變形成嗜血的模樣，仰仗的竟是無權無勢的卑微。

遠在大敘事之前，遠在解殖之後：愛國，若永遠是未完成進行式，生命卻是越過去式：無論如何生命勢必是被活過的生命，而愛或滅的意會永遠是後至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意會、如何記憶、如何意會後仍純潔地愛著。

在形成大敘事之前，「愛」的形式曾如此奔放，「如何愛」不簡化成定式、充滿想像。一旦國家的論述與權力固化成一座豢養你的圓形魚缸，使你外望時視野變形，使他不斷在邊緣游走只求看清世界的真貌，卻因此失心癲狂，使她在每次渴望夢想時，夢想在狹窄的空間如何轉身都勢必碰壁... ...儘管我們都明白，時代是宿命，而權力是可更改的結構基數，但二者交疊的暴力仍使人不得抵禦。極權其可怖在於：社會裡沒有空間讓人自由、讓人深化，凡事事涉政治之深，是比民主國家更加刻骨。哈伯瑪斯曾提起的，讓渡政治的權利，只是使我們的生活更政治化──不提起不代表不存在，反而因沉默，而使權力的劇毒有時間與空間發酵。我想回應那位片中那位香港青年，並非我選時代或時代選我的問題，而是身體碰撞上現世的湮滅──「碰撞」──生命何等危脆，一碰即碎。

或許悲觀者如鍾耀華《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所述：「在很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曾經投身雨傘運動的異議學生、反對份子，紛紛說起要儲存實力，要有影響力一一當我們一代成長起來，拿下了那些社會重要的位置與資源，就是抗爭之日的重臨。」是這樣嗎?我不知道。... ...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嗎?當我們隨時有人脫隊，誰是我們?道德的墮落是否能走回頭路收復失地?我真的不知道。」

然而我更盼望的是，解殖者將哀悼化為力量一一或許我們沒能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突圍強權的體系一一死傷後復生不意味著強壯，而是明白生命如而輕而易舉地被撕裂，進而尊重海涵任何一種「存活」的方式。不再化約肯認、再去爭辯「人」的資格、基本定義，而是每一種「存活」都因時間的流動可能賦予新義，即使這種存活苟延、不堪、剪羽甚至斷裂，都因其「不易」而受到尊重、獲致正當。

本文探討之一紀錄片《阿爾及利亞天空下》英文版預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