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史（5）】世紀末的烏克蘭

在兩邊的烏克蘭人不斷深化自己民族認識與想像過程之時，工業革命也席捲加利西亞、東部和南部烏克蘭，鐵路、工業化和城市化改變了烏克蘭的地貌、生活與經濟。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短暫自由的空氣，讓兩邊的烏克蘭人汲汲於組織政治黨派，進行選舉政治，人們練習如何參與政治，也使烏克蘭文化再次浮上檯面，這時的烏克蘭人不僅比前人做得更多，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新政治局勢做下準備。

1854-1856年，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遭逢慘敗，導致沙皇尼古拉一世駕崩，俄羅斯被迫面對他們在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與英法等國相較下全面性無比落後的情況，不僅是海軍仍在用木船，後勤補給也仰賴馬匹，這讓他們在戰爭中的劣勢顯露無遺。在克里米亞戰爭時，英國才替俄國建了第一條鐵路，因為當英軍攻陷軍港塞瓦斯托波爾後，需要鐵路運輸以備作戰。

攻陷塞瓦斯托波爾讓俄國感到無比恥辱，讓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誓言推動改革，他廢除農奴制，打造新式陸、海軍，推動產業發展，並在俄國全面建造鐵路，以與歐洲經濟連結。塞瓦斯托波爾守城戰也成為未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象徵，儘管當年守城的俄軍是多民族部隊，但在後來的歷史敘事中卻被簡化為俄羅斯單一民族的光榮戰役。

為籌新政鉅款，俄國把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因為他們認為阿拉斯加太遙遠且易受英國攻擊，不如賣掉換取財富，開始其築路大計。俄國第一條自建鐵路築於敖德薩（Odessa），但是這條鐵路並非是花錢建造，而是透過戰俘與囚犯的免費勞力去建造鐵路，這是俄國政府奴役囚徒等免費勞力的開端，敖德薩鐵路的用途是把烏克蘭與歐洲市場連結，因為在19世紀中期，俄羅斯皮毛貿易已經衰落，天然氣與石油尚未興起，烏克蘭的穀物出口是俄羅斯當時主要經濟來源，出口額佔整個帝國75%，烏克蘭養活了俄國空虛的國庫。

而隨著鐵路四通八達地建設起來，鐵路將帝國核心與各地邊陲全面連結。當莫斯科通往克里米亞的鐵路開通，俄國文化也開始殖民克里米亞，將雅爾達化為帝國的夏都。而到1894年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過世時，鐵路已在烏克蘭大地上交錯縱橫，甚至往西連結到利維夫與華沙。此時透過出口穀物，烏克蘭農民的生活也勝過俄國農民，這導致烏克蘭人不急著參與工業化。

鐵路建設為烏克蘭帶來高速城市化和工業化。基輔當時是俄國第三大城，烏克蘭南部的工業化更是神速。以英國商人約翰．休斯（John James Hughes，1814-1889）在奧契（Ovechii）開設冶金廠，很快成為俄國最大的金屬生產企業，工人們以創辦人姓氏，將這座鋼鐵與礦山之城稱為尤茲夫卡（Yuzivka），蘇聯時期改稱史達林諾（Stalino），又在1961年被改名為頓涅茨克（Donetsk）。

休斯是到烏克蘭的企業家之一，成百上千的西方熟練工人也到達此地，英法比三國金融資本亦大幅流向烏克蘭南部地區投資，至於貧弱的俄國資本則投資有限。而隨著農奴解放，公衛和醫療改善導致農村人口暴增，提供了工業化需要的大量工人，許多俄羅斯人因此離開貧困的農村，到烏克蘭南部尋求豐厚報酬的工作，這群人包含日後的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和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1982）的家人，他們都是烏克蘭人。

在工業化過程中，烏克蘭人企業主數量不多，俄羅斯人、波蘭人和猶太人數量均遠勝烏克蘭人，因為烏克蘭農民生活相對優渥於俄國農民，故許多人仍以務農為生，若生活不下去，則遷移到俄國東部尋找土地，他們不願進入城市忍受早期工業革命的惡劣生活。人群流動也發生在貧困的加利西亞，有許多烏克蘭人遷往美國發展，即使加利西亞開始開採石油，對於貧困的改善也仍有限。

烏克蘭南部工業化和城市化迅猛發展，以及多族群人口大量遷入，也導致此地種族、文化、宗教日益複雜，更誕生了產業工人這個新的社會群體。在二十世紀時，南部將成為烏克蘭工業發展的先驅。

1905年1月5日，在東正教加篷（Grigorii Gapon）神父帶領下，俄國工人前往聖彼得堡冬宮，請求沙皇改善他們惡劣的工作環境，保障他們的生活權利，並且希望可以選舉，制定保障權利的憲法。沙皇與大臣們認為必須盡速扼殺革命，猶豫將使他們如同法國波旁王室一樣，遭到推翻。

沙皇的軍隊鎮壓請願，此舉卻引起全國暴動，階級之火燒向全俄羅斯。烏克蘭也大幅響應。不僅是南部的工人群體群起暴動，鄉村的農民甚至開始襲擊貴族，因為農奴制解放後，農民只獲得小塊土地，因此他們尋求渴望的土地，反抗仍然虐待他們的貴族。

抗爭的人們本來只是懇求沙皇保護他們，但是現在已經不再懇求。沙皇仍然派出軍隊鎮壓，然而農民出身的軍人開始譁變，黑海艦隊波將金號戰艦的水兵更向起義的敖德薩工人提供支持，成為革命的一個象徵。

而1905年10月鐵路罷工更使帝國全面癱瘓，全國罷工人數接近兩百萬，誘因日俄戰爭中，俄軍全面潰敗。沙皇尼古拉二世內外交迫，只得改變策略，向人民暫且退讓，頒布詔書承認和保護臣民的公民權利，宣布將舉辦杜馬（國家議會）選舉，引入男性普選權和階級代表制。此時，俄國彷彿離君主立憲制只差一步，但這只是沙皇的緩兵之計。

同時，為了尋找替罪羔羊，支持皇權、反猶主義深根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保守派指責猶太人帶動革命，更引導階級仇恨，指出猶太人是帶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麻煩根源，基輔等地慶祝抗爭勝利的活動遂演變為排猶暴動。各地俄羅斯的貧窮工人開始襲擊猶太人，藉機發洩遭資本家剝削歧視的不滿，宣示捍衛自己對真正俄羅斯人身分和官方民族主義的忠誠，更染指猶太人的財產。

當時多數的俄國政治組織都是「全俄羅斯」派，布爾什維克也不例外。部分猶太人確實曾經參與了早期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工作，但是當列寧主張工人運動統一而不可分割，就如同俄羅斯帝國的一統神聖不可分割，他表示不可能給各族群代表權，猶太人隨即就退出並組織了自己族群的政黨。

此時俄奧兩地的烏克蘭人也把握自由的空氣，組織烏克蘭政黨，進行政治活動。1900年，米柯拉．米可諾夫斯基（Mykola Mikhnovsky，1873-1924）在哈爾基夫成立革命烏克蘭黨，寫下《獨立烏克蘭》一書，在加利西亞出版。米可諾夫斯基主張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獨立、不再依賴大國保護的烏克蘭，成為烏克蘭政黨的政治綱領。

然而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興起，使得哪個主張孰先孰後的鬥爭亦在烏克蘭人出現，這導致了烏克蘭人的分裂，使得烏克蘭民族獨立並建立自己的國家這一主張，要到1918年才重登舞台。

當時烏克蘭人內部的政治主張分為三種：一條貼近當時社會民主潮流，加入全俄羅斯團體，追求一個自由民主聯邦制俄國，烏克蘭成為其內部的自治共和國；自由派愛國知識份子則與俄國立憲民主派合作；從前小俄羅斯的支持者，則加入了俄羅斯人民同盟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黨派。這些群體都源自十九世紀烏克蘭文化復興，並遵奉舍甫琴科為民族先驅，但其他人都是全俄羅斯派，使用俄語對話，只有自由派願意跟舍甫琴科一樣，使用烏克蘭語和民眾對話。

此時，俄羅斯帝國科學院也呼籲廢除《埃姆斯上諭》此一禁令，以學術研究論證並認定烏克蘭語是一種獨立語言，不是俄羅斯的方言，這導致了帝國政府廢除烏克蘭語出版品的禁令，自由派烏克蘭語報紙《拉達（Rada，會議之意）》出版，隨後烏克蘭與出版品更爆炸性成長，烏克蘭人仍然熱愛用自己的語言閱讀和朗誦詩歌。

在1906和1907年兩次短命的杜馬選舉會議中，俄羅斯境內的烏克蘭人也掌握機會，仿效早於他們數十年即參與政治的加利西亞同胞，在杜馬、社會上四處宣傳烏克蘭人的文化和政治目標，並建設自己的文化和學術機構，爭取讓烏克蘭語進入學校。

畢業於基輔大學、後任教於利維夫大學的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Mykhalio Hrushevsky，1866-1934）是將加利西亞經驗傳遞至俄屬烏克蘭的關鍵人物。他不僅將加利西亞的舍甫琴科學會改造成類似國家科學院的產物，而他所撰寫的《烏克蘭—羅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更是一部從學術意義上，建構一個完全不同於俄羅斯歷史版本敘事、以烏克蘭民族為主體出發的「烏克蘭史」開山之作。

赫魯舍夫斯基仿效加利西亞，在基輔建立舍甫琴科學會，宣揚烏克蘭解放。他追求在民主俄羅斯聯邦內實現自治的烏克蘭，呼籲烏克蘭知識份子加入自己民族的政黨，不要參與以「全俄羅斯」作為政治目標、犧牲自己民族訴求的黨派，主張各個民族都應受到平等對待。

早在1899年，赫魯舍夫斯基與他的政治盟友，第一位烏克蘭偵探小說家、現代主義詩人伊凡．弗蘭科（Ivan Franko，1856-1916）在加利西亞成立烏克蘭民族民主黨，領導加利西亞烏克蘭人，他們的短期目標是實現族群平等，將加利西亞按烏克蘭人和波蘭人分成兩部分，長期則是實現烏克蘭的獨立。

加利西亞烏克蘭人在教育領域上大有斬獲，1890年代他們成功與波蘭人達成短暫和解，讓烏克蘭語成功進入加利西亞學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新一代烏克蘭人已經都能以自己的母語理解國際局勢，「以自己母語理解世界」這種簡單事實將成為未來世代中，強化烏克蘭身分認同的基礎。

然而波蘭人對烏克蘭人分割加利西亞的訴求感到不悅。波蘭民族主義者羅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1864-1939）想以文化同化烏克蘭人，而未來的波蘭國家元首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1867-1935）則希望用聯邦制解決烏克蘭問題。兩大族群對未來的想法事實上是平行線，更多對抗與仇視則使雙方的裂縫更難以調和。

1907年奧匈帝國議會選舉時，烏克蘭人政治目標更遭受嚴重挫敗，波蘭人甚至幫助烏克蘭人親俄派，以圖分裂烏克蘭人，但是並未成功，反而使親俄派從加利西亞銷聲匿跡，也導致波烏民族社群對立裂痕更深，甚至出現槍擊流血衝突。

在俄國，當沙皇再次解散杜馬，並任命保守派彼得．斯托雷平（Petr Stolypin，1862-1911）出任首相後，即推動由政府支持的官方民族主義政策。此時政府媒合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主教、神父，使之同盟，以沃里尼亞的波查伊夫修道院為中心，成為官方的傳聲筒。

他們在烏克蘭農民和城市居民中大力散播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宣稱他們是在保護包含烏克蘭人這些小俄羅斯人在內的俄羅斯人，不受猶太人和波蘭人等外國剝削者壓迫。這些宣傳卓有成效，第三、四屆杜馬選舉中，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黨派在烏克蘭均獲得高票，不僅抑制了烏克蘭民族思想，也使反猶主義深根於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之間。

此時官方政策的倒退，俄羅斯的烏克蘭愛國者們再度面臨打壓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壓抑，而奧屬烏克蘭人則無法打破波蘭人對加利西亞政治的壟斷。儘管他們都希望達成烏克蘭獨立的目標，但卻連地方自治這種成就都無法取得，烏克蘭獨立的夢想，需要巨大的政治地震作為前提才能實現。這場地震發生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這段期間，烏克蘭人獲得政治活動的機會比此前都多，他們把握住這個機會，盡力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並解除了烏克蘭人過往遭逢的禁令。

文化上，赫魯舍夫斯基《烏克蘭—羅斯史》的出版，更擺脫過往俄羅斯強加在身上的歷史敘事，讓烏克蘭人首度有了自己主體意識的歷史觀點，不再被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小俄羅斯」敘事所禁錮。

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更使烏克蘭語進入學校，烏克蘭人得以用自己的母語去學習世界上的事物，也讓世界成為烏克蘭語的一部分，得以使用自己的語言去理解國際局勢，「以自己母語理解世界」這種簡單事實，將強化烏克蘭未來世代對自己身分認同的基礎。

雖然烏克蘭人在兩大帝國之下，此時始終難有更多突破，仍然得等到世界大戰這種改變整個世界秩序的鉅變，才能夠讓他們從重重壓迫之下，找到縫隙。然而此時的努力，將是為整個二十世紀烏克蘭人的奮鬥和獨立建國種下種子。

在台灣，曹永和教授提出以台灣為中心出發的「台灣島史」觀點，與赫魯舍夫斯基十分近似，民主化後，奠基於此的學術發展，和學校教育上認識台灣、台灣史教育的推行，正是在讓我們恢復以「台灣人主體」的角度去認識世界的過程，台、客、原民等本土語言亦開始致力復興。

不過，我們距離加利西亞烏克蘭人仍然有一段距離，「以自己母語理解世界」這件事離我們仍然遙遠，因為我們是使用中文的台灣人，如同當時使用俄語的烏克蘭人般，我們所需要努力邁進的道路仍然迢迢。而我們或許也得向2022年的烏克蘭，等待一場政治秩序的鉅變，才能讓我們找到獨立的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