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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史（4）】烏克蘭民族建構的志業與奮鬥

波蘭滅亡後，烏克蘭分屬奧地利和俄羅斯，兩個帝國的烏克蘭人歷經十九世紀初期的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浪潮，開始了近代烏克蘭民族構建大業。兩大帝國對於因應民族運動的策略有所不同，起先他們的敵人是波蘭人，但是他們發現烏克蘭人也極具危險性，必須避免烏克蘭人成為波蘭人的盟友，這也促使兩邊烏克蘭人出現不同的應對方式，並讓烏克蘭人的交流跨越國界，為民族事業分進合擊，並透過閱讀出版品和朗誦詩歌，創造出一個跨越兩地的民族想像共同體。

法國大革命將民族主義傳遍各地，加上18世紀晚期浪漫主義的流行，歐洲各地知識份子不僅將民族國家一個設想為享有主權的政治體，還是一個文化實體，一個等待被民族文藝復興喚醒的睡美人。他們將語言和文化作為理解的基礎，被稱為民俗學者的人到處蒐集民間故事和歌謠，若找不到好樣本，就自己創造。俄羅斯和奧地利境內的烏克蘭人也不例外。

哥薩克國歷史為近代烏克蘭民族構建提供了磚石：一個關鍵的歷史神話、文化傳統和語言。波爾塔瓦的伊凡．科特利亞列夫斯基（Ivan Kotliarevsky，1769-1838）是第一位用烏克蘭方言創作詩篇的詩人，他那部歌頌扎波羅熱哥薩克的作品《埃內伊達（Eneida）》，為近代烏克蘭文學奠下基礎，他的戲劇創作更廣為流傳，使波爾塔瓦烏克蘭語成為近代標準烏克蘭語的基礎，並為烏克蘭各地不同方言的使用者所接受。

緊接著，1818年《小俄羅斯方言語法》、1919年烏克蘭民歌集的出版，加上1805年哈爾基夫設立大學後，懷著浪漫主義去挖掘烏克蘭歷史文化的哈爾基夫大學教授們，呼應此地逐漸被稱為「烏克蘭」的現況，出版了可使用烏克蘭語投稿的俄語文學年鑑《烏克蘭先驅報》。開啟了烏克蘭的文藝復興。

這些人都出自前哥薩克國，在充滿豐沛哥薩克文化的哈爾基夫從事考掘，也只有這裡是菁英與人民共享同一種文化，其他地方主導者不是波蘭人就是俄羅斯人，因此，哥薩克後裔就成了烏克蘭民族塑造的先鋒。

這時期歌頌哥薩克《羅斯歷史》一書風行俄羅斯國內，將哥薩克視為獨特民族，歌頌統領們的英勇事蹟，透過將敵人科化成波蘭人、猶太人或俄羅斯人，引起文豪普希金、果戈理（Nikolay Gogol，1809-1852）等人的歌頌。

然而，1830年波蘭發生的11月起義，引起了帝國和俄國愛國主義者普希金等人的劇烈反擊。在此之前，教育一直是由此領域佔翹楚的波蘭人主管，而當波蘭人許諾烏克蘭農奴解放，使之起義後，帝國懷疑子民的忠誠，在武力鎮壓後，帝國準備用新生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推動本土化，以影響意識形態的第三種政治權力，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反擊。

帝國教育大臣謝爾西．烏瓦羅夫（Sergei Uvarov，1786-1855）伯爵明確了俄羅斯帝國身分認同的三大基礎：「專制政體、東正教信仰、民族」。烏瓦羅夫指出三原則明確夠成了俄羅斯的獨特本質，並專屬於俄羅斯，將俄羅斯民族身分的碎片連成整體，也就是將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共同組成。作為帝國子民，必須屬於俄羅斯民族和信仰東正教。

然而，俄國從波蘭取得的新領土上，許多烏克蘭人是聯合教會的信徒，這讓他們與天主教波蘭貴族之間有著聯繫的紐帶，為了確保對帝國和民族的忠誠，必須讓他們回歸東正教，成為沙皇理想的子民。在俄羅斯政府支持下，1839年，聯合教會召開會議，請求政府支持並允許聯合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會「重新統一」，整個聯合教會集體「回歸」了東正教。由於東正教會都使用俄語，因此聯合教會信徒除卻信仰東正教化，也開始了文化和民族身分漫長的俄羅斯化。

在教育方面，俄國政府也推動俄羅斯化。1832年，政府關閉被視為波蘭民族主義溫床的維爾紐斯大學等教育機構，應付波蘭人起義帶來的文化挑戰，1834年帝國政府意圖將基輔城變成俄羅斯民族堡壘，開始改造基輔城，並並將維爾紐斯大學的資源遷移至此，建立起弗拉基米爾大學，明訂俄語為唯一教學語言。

這是一所以俄羅斯民族意識形態命名的大學，以俄羅斯眼中「第一位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君主（而非羅斯）」命名。帝國政府冀望這所大學成為一座培養本地人忠貞宣傳幹部的學術機構，用來建構第聶伯河右岸烏克蘭等領土「自古就是俄羅斯一部分」的歷史敘事。然而這座培養帝國忠民的堡壘，1840年代卻成為新身分認同和民族主義的溫床。

基輔弗拉基米爾大學（今基輔大學）的學者、現代烏克蘭史學奠基者米科拉．科斯托馬羅夫（Mykola Kostomarov，1817-1885），農奴出身的知名藝術家與詩人、烏克蘭民族之父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1814-1861）等知識分子，在大學內成立了聖西里爾和美多德兄弟會。這個兄弟會取名自當年創造西里爾字母的兩位拜占庭傳教士，主張運用各種研究與發現，來發展和創造烏克蘭民族的語言、文學與文化。

舍甫琴科出身農奴，在藝術圈幫助下成為自由人，堅信烏克蘭要有自己的母語文學和翻譯文學，不然沒有自己的聲音。他大力批評果戈理等有才華的烏克蘭人不使用母語，只願使用俄語寫作，若是這等有才華者戮力於以母語寫作，烏克蘭必定大為進步，就不會被世人視作落後的文化，可以對斯拉夫世界有所貢獻。

科斯托馬羅夫起草了兄弟會章程《烏克蘭人民的起源之書》（The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他受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蘭人民和波蘭朝聖之書》（Books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the Polish Pilgrimage）的啟發，密茨凱維奇把波蘭歷史敘述為波蘭民族的彌賽亞是受難故事，並將從墳墓重生，解放所有被奴役的民族。科斯托馬羅夫將這個角色改成烏克蘭，因為哥薩克根源，烏克蘭天生是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的；與俄羅斯人不同，烏克蘭沒有沙皇；與波蘭人不同，烏克蘭沒有貴族。兄弟會成員視哥薩克歷史是寶貴的歷史遺產，追求廢除農奴制，並主張將帝國改造成平等共和國的聯邦，烏克蘭則是其中之一。

兄弟會1847年被俄國政府取締，成員被低調判刑，俄國政府更刻意將兄弟會理想改造成官方敘事，主張兄弟會的理想是沙皇權杖下的統一，以免讓當時帝國口中的「烏克蘭愛國者」受到波蘭愛國者們矚目，造成雙方結盟。

此次事件拉開了烏克蘭國家構建的大幕，兄弟會是第一個用文物研究、民俗學、語言學和作家成果構造政治方案的群體，導致一個民族社群的出現。而今天基輔大學主樓前方，舍甫琴科紀念碑取代了創立者尼古拉一世的塑像。

1848年，兄弟會理想挫敗後一年，奧地利境內的烏克蘭人在政府和廣泛公眾支持下，於利維夫成立第一個政治組織「魯塞尼亞最高議會」，出版烏克蘭語報紙《加利西亞星報》。加利西亞烏克蘭人被波蘭人和奧地利人稱為魯塞尼亞人（Ruthenians）。此時烏克蘭人雖然被國界一分為二，兩地政治活動卻藉多種渠道互相支持，一方放緩時，一方則接力。

兩大帝國的民族政策截然不同，然而又有共同的敵人：波蘭民族主義者。奧地利與俄羅斯相反，尊重聯合教會，幫忙建立神學院，他們並不想把烏克蘭人變成日耳曼人，也不干涉烏克蘭民族的形成。而聯合教會將利維夫升格為都主教區，使之從俄國內部逐漸被同化的聯合教會獨立。這使加利西亞烏克蘭人以教士成為領袖，發展政治組織，奧國更鼓勵成立組織，用來抗衡具有組織的波蘭民族運動。相反地，俄國不論對誰均採取強迫和鎮壓的姿態，以防俄羅斯民族的分裂。

1848年也是自由主義民族革命浪潮席捲歐洲的一年，奧地利加利西亞省西部占多數的波蘭人起身抗爭。佔有優勢地位的波蘭人忽視烏克蘭人，使東部占有多數的烏克蘭人向帝國輸誠，得到上述權利。奧地利又廢除農奴制，解放佔農民多數的烏克蘭人，讓農民出身的烏克蘭人成為議會代表，使之成為制衡波蘭人的有效力量，並讓他們學會如何組織政治行動，而非使用暴力的戰爭。而1851年隨著革命的結束，魯塞尼亞最高議會被廢除，教士們仍然領導民族運動至1860年代。

加利西亞烏克蘭人亦與俄國境內的烏克蘭人一樣，1830年代致力於民族歷史文化的收集出版，並將帝國境內烏克蘭人視作更大的烏克蘭民族一部分。然而到1850年代，加利西亞烏克蘭人的路線卻分裂為三條：原先的烏克蘭路線、親波蘭路線和主張烏克蘭人是俄羅斯民族一部分的親俄羅斯路線。

不同路線的選擇，對書寫烏克蘭文本的字母選擇緊密相關，1830年代和1859年爆發的兩次「字母戰爭」中，均引起強烈反響。這場戰爭同樣有三種選擇：傳統斯拉夫教會的西里爾字母、普通西里爾字母（類似俄羅斯帝國使用的字母）和拉丁字母。

拉丁字母是奧地利官方和波蘭菁英階層支持的路線，因為這讓新生的烏克蘭文學更為接近帝國的標準，文化上也讓烏克蘭人更容易波蘭化。這個疑慮引起了烏克蘭人的聯合反對，加利西亞烏克蘭人只願意採用西里爾字母，等同否定了親波蘭路線，然而在烏克蘭路線還是俄羅斯路線，他們則仍尚未確定應往何處去。

字母戰爭引起了俄國官員的疑慮，為了避免波蘭文化的影響，基輔審查官員諾維茨基（Novytsky）推動了禁止用拉丁字母印刷的烏克蘭語和白羅斯語文本的出版和進口，目的是避免將俄羅斯人變成波蘭人，特別是農民，因為農奴制度當時已準備廢除，避免因此引起革命。

1863年，面臨波蘭人再度起義，出於鞏固帝國、維護俄羅斯民族統一和對烏克蘭農民忠誠度的政治考量，帝國大臣彼得．瓦魯耶夫（Petr Valuev，1815-1890）頒布禁令。他主張：「任何獨特的小俄羅斯語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因此，不論是拉丁還是西里爾字母、宗教還是史地類等等烏克蘭語出版品均全面禁止出版，避免讓烏克蘭農民受到烏克蘭愛國者的影響，後者正意圖普及烏克蘭文字、語言、史地等知識於大眾，意圖塑造一個獨特的民族。烏克蘭人亦被禁止取得大學教席。到了1868年，俄國的烏克蘭語出版品從38種到僅存1種。

1876年，沙皇頒布的《埃姆斯上諭》使禁令永久化，也走得更遠。這次禁令不僅禁止所有出版和從國外進口烏克蘭與書籍的行為，更禁止烏克蘭語戲劇、歌曲的創作和公開演唱，並暗中補貼替俄國民族思想喉舌的加利西亞報紙。此時烏克蘭語言、文化和身分認同已被視為對帝國統一的威脅，嚴重程度已不下於波蘭民族主義，因為已經為些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整體性。

這份上諭是一位基輔的烏克蘭官員米哈伊爾．尤瑟佛維奇（Mikhail Yuzefovich，1802-1889）大力倡議、引起沙皇宮廷共鳴的結果。從政治與文化立場，是當時某些烏克蘭人的縮影：他熱愛烏克蘭，致力於為這個「小俄羅斯」利益工作，希望保護小俄羅斯農民不被天主教波蘭人、聯合教會教士和猶太人傷害，他更是俄羅斯所有部族統一論的信仰者，是帝國的忠誠子民。然而，他過去曾保護科斯托馬羅夫等人，他認為兄弟會致力於抵抗波蘭文化對小俄羅斯的侵害，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不相信他們會造成危害。

但是到了1875年，他認定「烏克蘭愛國者」已是要將烏克蘭從俄羅斯民族與帝國分裂的敵人。這促成沙皇做出這些措施。但他口中的烏克蘭愛國者是誰呢？這些人之中，有烏克蘭國歌《烏克蘭還沒有滅亡》作詞者帕夫洛．楚賓斯基（Pavlo Chubynsky，1839-1884）、基輔大學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瑪諾夫（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

這些人都是對於烏克蘭文化有興趣的基輔知識社團「基輔赫洛馬達」的成員，他們也都沒有主張脫離俄羅斯帝國和親近波蘭，但是已讓尤瑟佛維奇無法忍受，加上被德拉霍瑪諾夫趕下基輔學術機構的領導職務，不能繼續從事建構第聶伯河右岸烏克蘭等領土「自古就是俄羅斯一部分」的歷史敘事，遂發起反擊。德拉霍瑪諾夫因此流亡日內瓦，寫下大批民族思想作品，深刻影響了加利西亞烏克蘭人，讓烏克蘭民族運動重新復活，自兄弟會覆滅後的打擊東山再起。

《埃姆斯上諭》亦使得在俄國境內出版烏克蘭語作品已無可能，因此烏克蘭愛國者充分利用加利西亞出版自由的優勢，兩地烏克蘭最優秀的作品都在這裡出版和閱讀，並藉地下管道回流至俄屬烏克蘭。俄國的禁令不僅沒能禁止民族思想的發皇，被國界分隔兩地的烏克蘭民族文學和文化反而因此匯流並大力發展，共同閱讀著同樣的作品，逐漸促進兩地烏克蘭人民族共同體的想像與形成，統一的烏克蘭民族觀念因此逐漸確立。

在1867年，奧地利帝國轉型為奧匈帝國後，亦賜予波蘭人自治權，讓波蘭人在加利西亞佔有統治優勢地位，導致奧屬烏克蘭人淪為被統治者。感受到遭奧地利背叛，部分烏克蘭人轉向支持小俄羅斯人的想法，主張烏克蘭人是俄羅斯民族一份子，應回歸俄羅斯。他們一度得到俄國政府金援，但在遭到奧國鎮壓後逃往俄國。他們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由烏克蘭愛國者取而代之，他們主張是烏克蘭民族的一部分，主張自己與過去民族運動的菁英與教士階層領導者不同，他們是平民利益的捍衛者，被稱為「平民主義者」，並與波蘭人在各方面展開較量。

他們得到哥薩克統領後代、俄國女伯爵伊莉莎白．米洛拉多維奇（Yelyzaveta Myloradovych，1832-1890）的資助，成立了以舍甫琴科為名的學會，也在基輔的烏克蘭愛國者協助下，成立了為分隔兩國的烏克蘭人服務的烏克蘭語報紙和雜誌。當時俄屬烏克蘭因無法出版作品，藉由加利西亞的出版自由，為烏克蘭民族運動提供智力支援，並協助奧屬烏克蘭人取得境內烏克蘭組織的控制權，也讓俄屬烏克蘭人能夠為烏克蘭民族運動自由發揮其心力。

烏克蘭民族運動兩個分支相互支援與依存，一個獨立於泛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民族進入了他們的想像。十九世紀末，奧俄兩邊的烏克蘭人都不再懷疑自己是同個民族，分歧點只在於他們到底是泛俄羅斯民族還是烏克蘭民族。

在外有民族主義與浪漫主義潮流的時代影響，以及身旁波蘭人、俄羅斯人等不同民族的對比與影響，烏克蘭人的民族建構事業因而展開。這始於對自己祖先的語言、文化、歷史的挖掘探索，即使知道跟別人有所不同，但仍處於朦朧不清的狀態，讓他們開始詢問「自己是誰」、「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地方是什麼」、「自己自豪的地方是什麼」，進而開始探索怎麼發展自己的獨特之處，建構自己獨特的身分認同，最終探索「自己應往何方去」，是要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還是要成為獨立的個體？這將是接下來要探索的主題。

對於台灣人來說，我們也同樣處於區分自身與中國人的差異，慣於使用中文的我們，是否能像烏克蘭人一樣，開始好奇、珍視自身的過往、語言與文化，從而區分出我們與中國人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我們又有哪些事情令自己自豪，從而能讓我們產生獨特的身分認同，建構出我們自己的民族界線，作為與中國人的區隔，並決定我們最終要成為哪種人，歸屬於哪個群體？是仍要維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一樣都是中國人，還是要做為擁有自己國家的台灣人？或許我們與烏克蘭人一樣，還沒有摸清自己要往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