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下半
1853年7月,俄羅斯派兵穿越過Prut河進入奧圖曼帝國的兩個附庸國: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 (Wallachia,地理位置相當於今天羅馬尼亞的南部),開啟了克里米亞戰爭。奧圖曼的艦隊從君士坦丁堡駛向黑海南部的港口Sinop,卻遇上駐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港口Sevastopol的俄羅斯艦隊猛烈砲轟。奧圖曼的艦隊成了活靶子,僅僅一個多小時,全軍覆沒。
英國和法國於是與奧圖曼帝國結盟,組成遠征艦隊,隔年9月駛向黑海,登陸克里米亞半島。接下來一年包圍了Sevastopol以及克里米亞半島沿岸的戰略城鎮和港口。
鑒於Odessa位處戰火邊緣,沙皇Nicholas I隨即頒布禁令:禁止所有船隻不得透過黑海與亞速海的港口運送帝國境內的穀物出口。
1856年4月,俄羅斯與多國同盟在巴黎簽訂和約,雖然終止了殘酷的戰爭,俄羅斯的艦隊沈沒於Sevastopol港口,英、法與奧圖曼帝國也沒有得到實質戰略價值。尤其英、法兩國的士兵無法適應當地的潮濕冬季、夏季酷熱,再加上各種風土疾病肆虐,死亡與生病人數慘重並非皆因為戰爭。
1860~70年代,猶太人有五萬多人,超過Odessa總人口的¼。Odessa不但是「柵欄居住地」的重要城市之一,更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現代化城市。猶太人在這個城市不會被視為基督教商人的競爭對手,經濟活動較不受法律限制,還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然而它的自由港地位因戰爭的關係,再也回不去了。英、法兩國吃盡穀物遭禁運的苦頭,轉向美國市場尋求新的糧食來源。隨著1869年蘇伊士運河完工,黑海的重要性完全被它的便利航道取代了。
1880年代,在Odessa的工人有超過80%是信仰基督教,其中¾是受雇於猶太人。但從1871到1881年,Odessa的猶太人的會堂、商店、工廠,甚至住宅,經常受到破壞與毀損,這種公共暴力從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1881年3月,沙皇Alexander II遭暗殺身亡,隨即在帝國南部,白俄羅斯、波蘭東部和烏克蘭首當其衝,發生反猶與屠殺猶太人一連串事件,尤其在Odessa最為劇烈。
今天我們形容種族屠殺其中一個單字「pogrom」,就是源自於俄文,grom俄文的意思就是閃電、打雷。言下之意,攻擊猶太人是理所當然,就像來自於上帝般的自然之力。
繼任的沙皇Alexander III隔年頒布一道針對猶太人的「五月法令」,原本在「柵欄居住地」的猶太人所享有的財產、居住、工作、教育等等的自由與權利受到嚴格限制。這也促使兩百多萬的猶太人從1881到1914年陸續從反猶最慘烈的地區出走,其中一百五十萬遷往美國與西歐,四十萬前往巴勒斯坦。
還不滿十歲的Lev Bronstein在1888年就被父母送到Odessa寄住在一位猶太遠親,期待他能在這個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Bronstein一直待到1896年離開,再也沒有回到Odessa,從此走向以革命為志業的道路。沒過多久後,他就因為政治煽動而遭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就乾脆改名為「Leon Trotsky」,終身致力於改變那些平庸而無所適從的平民大眾。
二十世紀初
自二十世紀初,在俄羅斯帝國的邊緣地區,暴動此起彼落,在高加索一帶,亞美尼亞人與穆斯林的衝突,幾乎到了無政府狀態,彼此燒殺虜掠,一村又一村,不斷漫延到猶太人的「柵欄居住地」。
1903年內政大臣Viacheslav von Plehve (其祖輩是來自德國的日爾曼人) 在Kishinev[1] 對猶太人進行無節制的屠殺。雖然猶太人自組保衛隊反抗,仍遭到當地警察與哥薩克騎兵隊打壓。隔年Plehve遭到暗殺身亡。
1905年日俄戰爭的失敗對Odessa簡直是致命一擊。日本海軍對Odessa封鎖,使其無法將穀物或產品運往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它的海外市場的船運貿易少了三成以上。
黑海艦隊的一艘Potemkin號在6月中旬停泊在Odessa,因水手抱怨食物引起叛變,其中三十餘人遭槍斃。因謠傳猶太人是此事件的煽動者,這一年在Odessa發生了最惡名昭彰的猶太人屠殺事件。超過300個猶太人被殺死,不知幾千個家庭成員在暴動中身受重傷。
從1894到1905這十年來,Odessa所經歷的榮景與混亂就像一場充滿矛盾的荒謬劇。一座曾經包容多宗教、多種族與多文化的國際港都,仍不敵政治局勢的劇變,迅速陷入崩潰。對猶太人而言,最能感同身受,終究Odessa的黃金歲月結束了。
1905年成軍於St. Petersburg的「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 是極右法西斯團體的濫觴,成員來自於東正教的神職人員、貴族、地主、有產階級、公務人員等等,他們支持君主專制,也是反猶最烈的團體。它在Odessa的分部不但最大,更是最具暴力的。
《屋頂上的提琴手》這齣苦中作樂、悲喜交集的音樂劇是改編自Shalom Rabinovitz的短篇故事集。他是出生於Pereyaslav (位於Kiev的南方) 的猶太人。他雖然繼承岳父的財產,但不善管理而破產,1890年從Kiev搬到Odessa的貧民區。他本人就親身經歷1905年反猶暴動,決定舉家移到美國。他後來使用我們熟悉的筆名Sholem Aleichem,在意第緒語中有問候的意思。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內戰期間,Odessa 斷垣殘壁,城內充滿著難民,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仍居住在「柵欄居住地」的猶太人成為各路人馬與軍隊殺害、搶奪的目標,尤其屬於紅軍的烏克蘭軍隊與白軍最為殘暴。
Symon Petlyura (1879-1926) 是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領導由烏克蘭農民組成的軍隊,屠殺烏克蘭的猶太人。當他日後流亡到巴黎時,遭到一名猶太年青人Shalom Schwartzbard槍擊而亡。
在這段期間確切的死傷人數,如今很難說得清楚,然而他們最大的苦難還沒到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德國黨衛軍 (Schutzstaffel,簡稱 SS) 與烏克蘭衛隊在Kiev附近的娘子谷 (Babi Yar) 槍殺了超過三萬三千名猶太人。Odessa的悲慘命運緊追在後。羅馬尼亞籍的Constantin Trestioreanu (1891-1983)、時任的Odessa指揮官,在城內的廣場上公開絞死猶太人和共產黨員,開啟了Odessa猶太群體大屠殺的序幕。
在1926年的人口普查,Odessa有四十三萬餘人,猶太人超過十五萬。不過在軸心國入侵前,來自德國與羅馬尼亞的難民蜂擁而入,猶太人可能高達二十三萬人。隨著紅軍在1941年夏末的撤退、疏散行動,留在Odessa城內的猶太人可能還有五萬多人。
在德國入侵蘇聯時,羅馬尼亞趁機佔領Transnistria及其首府Odessa。只
是令人意想不到,發生在這個地區慘絕人寰的暴行,稍晚才會在納粹集中營,如Auschwitz,如法炮製。
Odessa 作為一個重要港口,自然是軸心國戰略計畫目標。在德國與羅馬尼亞的軍隊封鎖圍攻兩個月之後,德軍繼續向北與向東展開閃電戰,羅馬尼亞軍隊在10月中旬終於攻進城。直到戰爭結束時,羅馬尼亞幾乎殺光了留在Odessa城內的猶太人。曾經是歐洲最大的猶太人宗教與文化中心之一,竟成了看不到什麼猶太人的城市了。
Carol II是二戰前統治羅馬尼亞的國王。他的祖父Leopold出身於德國皇族Hohenzollern,而外祖父則是大英帝國Victoria女王的次子Alfred, Duk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他統治羅馬尼亞十年 (1930–40) 實施君主獨裁,鎮壓各政黨。
羅馬尼亞有自己本土的法西斯團體「鐵衛團」(the Iron Guard),將東正教激進思想、反猶主張,以及極端民族主義揉合在一起。Carol II利用「鐵衛團」打擊政黨,最終實行獨裁。
根據德、蘇兩位外長簽署的所謂互不侵犯條約[2],Bessarabia[3] 視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之一。於是1940年6月Stalin 併吞羅馬尼亞的Bessarabia。軟弱的Carol II被迫接受,舉國譁然,顏面盡失的Carol II宣佈退位,由其子Michael繼位,再度踏上流亡之路[4]。
然而新任國王Mihai I 尚不滿二十歲,時任首相 Ion Antonescu將軍廢除君主專制,掌控「鐵衛團」,實施軍事獨裁。他在1940年11月到柏林見過Hitler之後,隔年羅馬尼亞的軍隊便加入納粹的軍隊東進,企圖收回失土。
擔任Transnistria的新行政長官Gheorghe Alexianu原來是一名在Czernowitz一所大學擔任行政法學的教授。Czernowitz如今位在烏克蘭境內,在一戰前屬於奧匈帝國,是Bukovina的首府。它和Odessa一樣,也是歐洲猶太文化中心之一,以德文創作的知名猶太詩人Paul Celan (1920-1970) 便是出生於城。一戰之後,Bukovina割讓給羅馬尼亞,Gheorghe Alexianu便致力於這個地區與Czernowitz的羅馬尼亞化,反猶的手段走的比中央政府還超前。他的努力得到官方的注意,晉陞為Bukovina的行政首長。
當羅馬尼亞軍隊拿下Transnistria,Gheorghe Alexianu被任命為其行政首長,而Odessa淪陷後,Gherman Pântea[5]則擔任其市長。自此,猶太人成了國家敵人的代名詞,接下來可以說是一場「子彈大屠殺」(Holocaust by bullets) 。他們將原本在國內與佔領區的猶太人、共產黨份子、吉普賽人等等,驅逐到集中營和隔離區。除了有工作能力的人被分配到勞動集中營,多半的受害者不是死在壕溝裏,就是老舊建築物內。Paul Celan的父母便是在1942年遭槍擊而亡,他後來患有「倖存者負罪感症候群」(Überlebensschuld-Syndrom) ,終其一生對父母抱有沈重的罪惡感。
二戰到了尾聲,羅馬尼亞軍隊撤出Odessa,蘇聯重新取回Transnistria,這個地區原本有三十萬猶太人,此時還存活著的可能只有五千人。1944年11月,在紅軍控制Odessa幾個月後,官員清點出猶太人僅剩48名倖存者。
我們如今對Gheorghe Alexianu和Gherman Pântea在二戰期間的殘酷行徑瞭若指掌,那是因為戰爭結束後,他們倆都受到蘇聯的審判。Gheorghe Alexianu被判犯戰爭罪,處以死刑。而Gherman Pântea則逃亡直到1949年才遭到逮捕,被判十年苦勞。不過屠殺猶太人並不列在他們被控告的罪行之一。
羅馬尼亞在兩次世界大戰,政權意識形態搖擺不定,腳踏兩條船,到頭來付出極大代價。當軸心國兵敗如山倒,國王Mihai I在1944年8月將Ion Antonescu趕下台,宣佈加入同盟國,想避免與蘇聯軍隊正面交鋒。然蘇聯技高一籌,它直接在羅馬尼亞培植共黨政權,Mihai I只能選擇退位,於1947年離開祖國。
[1] Bessarabia的首府,今摩爾多瓦的首都
[2] 這個條約又稱為 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of 1939,就是以這兩位外長的姓氏為名。與其說它是互不侵犯,倒不如說是互相分贓,如切蛋糕般的各自擴張領土,以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承受之恥辱與不公平對待。
[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Bessarabia是屬於帝俄的領土。
[4] 他後來娶了有猶太血統的情婦Magda Lupescu,成其第三任妻子,在Paris過著滋潤的日子。
[5] 1894年出生於Bessarabia,曾擔任過其首府Kishinev的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