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史（10）歷史的意義】

2014年3月18號是普丁的勝利日，透過演說，克里米亞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也否定了過去俄烏之間各條約和《布達佩斯備忘錄》保證烏克蘭主權的義務。他認為這是歷史正義的勝利，他將蘇聯解體稱為對俄羅斯的剝奪，不只一次將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視作俄羅斯領土，並自圓其說：既然烏克蘭有權脫離蘇聯，那克里米亞也有權脫離烏克蘭。俄羅斯不停地將歷史作為侵略烏克蘭的藉口、宣傳和鼓動，也用來對國際法、人權乃至生命的侵犯行為辯護。

此時，在烏克蘭土地上有三種歷史進程同時上演：其一是俄羅斯在17世紀中葉以來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國範圍內重建政治、經濟和軍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當代俄羅斯和烏克蘭兩民族的建構，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都涉入其中；第三是歷史和文化斷層的爭奪，這被各方視為東西方、俄羅斯與歐洲的競爭。

烏克蘭危機讓世人想起18世紀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南烏克蘭建「新俄羅斯」省的擴張記憶，而讓帝國擴張記憶浮現的人，是烏克蘭進行混合戰背後的那些理論家。他們建立帝國征服的歷史意識形態，將把多民族的俄羅斯帝國純化為俄羅斯一族的帝國，也借用了布爾什維克扶持頓內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作為兩地獨立的主張。

俄羅斯引用俄羅斯帝國和革命時代歷史，做為對週邊保持擴張心態辯護的史學資源。而蘇聯突然解體是克里米亞事件的近因。普丁一直主張烏克蘭是個人造國家，烏克蘭東部領土和克里米亞是蘇聯贈送給烏克蘭的禮物。

依此邏輯，唯一血統純正且擁有歷史合法性的政治體就是俄羅斯帝國和蘇聯，那些貶低帝國合法性的歷史傳統與記憶，例如1932-33年的大饑荒，以及1944年遷移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事都必須反擊和打壓。簡而言之，俄羅斯對於失去帝國這件事無比痛心，並依戀過往，他們更認為這是西方的惡意與政客的愚蠢導致的意外偶然事件，只要有機會，他們難擋重寫歷史的誘惑。

烏俄紛爭另一個根基於歷史且在歷史分叉的關鍵在於現代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尚未完成的建構過程。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和支援頓巴斯獨立勢力，都是以保護俄裔居民和整個俄語群體作為辯護與宣傳，這是種將俄語與俄羅斯文化乃至俄羅斯民族性畫等號的觀念。然而這種觀念對烏克蘭人和境內的俄語族群並未有太多吸引力，讓俄羅斯十分意外。

將烏克蘭視作俄羅斯民族觀點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羅斯民族孕育並誕生於「俄羅斯（而非羅斯）萬城之母」基輔的起源神話。1674年尋求莫斯科沙皇庇護的教士們撰寫了歷史教科書《略要》，提出了這個神話，並加以傳播。

帝國時代烏克蘭人都被視作「小俄羅斯人」，容忍烏克蘭擁有民間文化和口頭方言，但不允許成為高級文化和近代文學。1917年革命後，烏克蘭人開始被視作一個文化意義上的獨特民族，對「小俄羅斯人」視角形成了挑戰。

但是2014年發生的危機，是基於比蘇聯更倒退的「俄羅斯世界」理念，新俄羅斯民族裡沒有給烏克蘭族留下空間，普丁等人都認為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是同一個民族。

俄羅斯民族建構在蘇聯解體後轉向這樣的觀念：創造一個單一而非分散的俄羅斯族，並以俄語及俄羅斯文化為基礎聯合東斯拉夫民族，烏克蘭是此模式的第一個試驗場。這種新俄羅斯身分認同模式強調俄羅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與俄語和俄羅斯文化緊密相關，因此對烏克蘭民族建構事業產生巨大挑戰。

自19世紀誕生之初，烏克蘭民族建構事業就將烏克蘭語和烏克蘭文化視作自己的核心，但它也從一開始就允許其他語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民族之父舍甫琴科的俄語作品就是例證。

雙語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早已成為後蘇聯時代烏克蘭的準則，將來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納入烏克蘭民族的範疇。正因如此，俄羅斯的舉動並未得到俄軍控制區外烏克蘭其他地區的俄羅斯語族居民支持。

俄羅斯族只佔烏克蘭總人口的17%，而只認為自己是俄羅斯人的又只佔其中5%，他們都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干涉，拒絕將自己與普丁政府綁在一起。而俄羅斯世界理念也令猶太人與烏克蘭人的親歐聯盟更加牢固。

烏克蘭的國家統一，又因為過往複雜的文化邊界與政治邊界構成的諸多地區分界線陷入分裂。然而，儘管存在各種差異，烏克蘭各地區仍然緊密相連，諸多邊界在歷史上儘管清晰，卻不可能重建，各地區也沒有脫離烏克蘭的強烈意願，因此菁英階層動員民眾支持脫離烏克蘭的行動走向失敗，而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動員是在俄羅斯強行干涉下的結果。

第三條歷史進程在「尊嚴革命」之後更加清晰。與抗爭發生同時，烏克蘭各地發起一場推倒列寧紀念碑的運動，象徵著與蘇聯歷史的決裂。頓巴斯人們或許懷念蘇聯，但是俄羅斯帶來另一種支配性理念，他們來保衛「俄羅斯世界」價值不被西方打擊。他們視烏克蘭為民主、自由、人權等腐朽西方價值和傳統俄羅斯價值的戰場，俄羅斯人有責任帶給被西方蒙蔽的烏克蘭人光明。

這種想法根植於俄羅斯文化與知識傳統之中，主張俄羅斯是歐洲一部分的西化派，與主張俄羅斯是獨特文明、負有世界責任的斯拉夫派，兩派之間的爭論，此時反西方派和親斯拉夫派佔有上風。

烏克蘭的獨立主張則一直帶有親西方色彩，這是歷史經驗的產物：烏克蘭做為國家，正位於東西方、東正教與天主教、中歐帝國與歐亞大陸帝國、帝國不同的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的分界線上，這種位於各條交界線交錯地帶的狀況與空間，使烏克蘭成為一個讓持不同信念者學會共存的接觸區。這就產生上述複雜的地區分界線，並為衝突各方所利用，但是也讓烏克蘭社會以混合性（hybridity）著稱。然而俄羅斯發動混合戰後，一個民族在保持統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

烏克蘭的親歐革命源自於冷戰後對歐洲西方的想像，甚至變成了一種新的民族宗教。尊嚴革命與戰爭更使對俄羅斯持正面態度者高度下降，並使支持加入歐盟者高度提升。作者在此肯定地說，戰爭體驗不僅使大多數烏克蘭人團結起來，並將使感情更傾向西方。

在歷史上，戰爭的衝擊、失敗的恥辱和國土淪陷的傷痛都曾被當作增強民族團結和塑造強烈民族認同的工具，烏克蘭似乎正走向這條模式。而俄羅斯引發的動盪與戰爭，也給歐洲帶來危險的新局面。烏克蘭的未來、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乃至整個歐洲的未來，都有賴於這場危機的解決。

下一篇也是最後一篇，將談談讀烏克蘭史對台灣有何啟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