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威權體制對追隨者的利益分配與攏絡—讀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經濟體制〉
朱雲漢教授〈寡佔經濟與威權經濟體制〉針對國民黨戰後的變化，以及如何在不影響經濟成長下，如何巧妙運作、分配政治特權與寡佔經濟資源，搭配統治技術，以此凝聚支持者、掌握社會和籠絡地方派系，做了精闢扼要的敘述。
威權體制對寡佔性經濟部門的管理與控制，是統治菁英不可或缺的要素，不管是因規模經濟而自然形成，還是國家透過政策工具（國營或特許制度、稅制、採購、法規、貸款等），製造政策性的寡佔或獨佔經濟部門，都是用來政治性分配的租金（rent），讓少數人得到優勢地位、賺取超額利潤，這群人通常就是統治經營的親信與忠誠支持者，以維持統治聯盟。
不過，這種做法亦有負面效果，既會阻礙正常經濟發展，造成經濟效率低落，以及不當利潤帶來的負面影響，均會因此轉嫁給一般民眾，並且對國家經濟競爭力與出口造成負面影響。統治者亦無法完全仰賴特務進行長久統治，必須依靠意識形態與經濟成長以維持統治合法性，讓人民相信國家是為了公眾利益，倘若利用特權只謀私利，而非連帶使公眾獲益，神話將會破滅，屆時只能依賴武力鎮壓，政權將難長久。
然而國民黨並未出現上述情況，本文即想分析為何國民黨此舉並未不利整體經濟發展？而此制度是如何設計運作，使得兩者可以並行？
黨國體制
作者指出，國民黨建立威權體制享有其他國家沒有的優勢：首先是從中國逃往台灣，組織及意識型態資源足夠；其次，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本土精英實力較弱，故國民黨在二二八大屠殺殲滅本土精英後，能夠毫無阻力地進行體制重建與社會改造，打下權力基礎。
此權力基礎由五大要素構成。首先是高度一致的外來統治聯盟，以蔣家為首，由具有高度共識、利益且團結，內部層級嚴明的外來中國統治菁英構成，這群人及其家人沒有獨立的當地社會資源，只能寄生在國家機構與黨組織，吸取國家資源生存，形成恩庇關係，國民黨並透過選擇性錄用、規程等手段控制追隨者，貫徹意志，整合政治利益。
其次，國民黨已完成嚴密的社會控制。透過國家統合主義模式，將社會各部門與組織資源全部統合於黨國之下，以防止有自主性之組織出現和串聯，並由政府主導、控制各式組織成立與運作，黨並在國家之上操控、分配利益而不被牽制。即使社會工業化，此一架構仍能應對挑戰。
第三是為了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的本土意識再起，國民黨利用當時情境，透過對教育、傳播、文化等單位，以及知識份子、演藝人員和出版品資訊進行嚴密控制和運作，強力灌輸臺灣人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型態，中國認同、法統神話、政黨與領袖崇拜、恐共心理等交織成嚴密的意識型態大網。
第四是攏絡與分化本土菁英。二二八大屠殺之後，本土精英凋零，除象徵性地禮遇本土世家大族外，國民黨網羅、同化和掌握新政治菁英，以地方選舉提供權力分享管道，且藉此讓本地菁英彼此競爭，國民黨方能操控、平衡派系，又透過選舉提名這關，將菁英收羅至黨組織，此舉除能強化統治合法性，外來的中央政治人物無須經由選舉即能坐享其成。
但是，為確保地方菁英不能累積過多政治資源，選舉管道只有地方選舉，要往上只能遵循體制，並被此外來體制同化，國民黨又得以透過無民選基礎、順從且能夠信任的本土技術官僚牽制民選菁英，牢牢掌握本土民選菁英。
第五是高度滲透力、遍布社會的特務組織，特務是上述工具的後盾，若無法奏效，亦是維護政權安定、敦促黨政機器忠誠履行職務的最有效工具，並透過彈性預算調整佈建，針對新狀況去掌握全盤局勢、打擊異己。然特務組織亦因互相監視掣肘，方能為領導核心所掌握。
此一架構亦有穩固的物質基礎維持運作。國民黨早期透過近似戰時體制的公部門資源徵調、稅捐、公營銀行出售公債等負擔外來統治集團的生計與運作，又強化汲取民間經濟資源，亦即土地改革、專賣制度、接收日產等政策，但仍難負擔高昂財政支出，直到美援抵台，支援台灣經濟，農工商業方能復甦增長，走出困境。
國民黨亦透過管制制度，進行寡佔性經濟資源特權分配。財經主要政策由財經官僚處理，留部分經濟資源作為特權，政治性分配給統治聯盟成員、世家大族或者額外有功者，藉此鞏固政權。但因過往失敗經驗，國民黨限制黨內成員插手經濟事務，尊重財經官僚，經濟政策較能順利推行。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壓力，美援團反對國民黨擴張國營事業，此舉透過財經官僚的配合，搭配上美國經濟政策，使得台灣經濟起飛。
綜上所述，國民黨藉由鞏固體制與強化生存度，使台灣社會與其緊密結合，也因經濟成長，增加了民眾接受度，直到1970年代中華民國國際生存環境惡化、黨內權力重組之際才受到衝擊。
政治性分配寡佔經濟利益
國民黨在對寡佔性經濟利益進行政治性分配時，原則是把全國性寡佔經濟利益分配給黨營及榮民事業系統，區域性分配給本土地方派系，酬庸親貴或安撫本地世家者則無一定原則。採取此種分配，係因比完全依賴公庫更有效率，公庫負擔更輕，也能安置退伍人力，隨經濟成長增加更多職缺，亦能安插更多退休人馬，鞏固追隨者，而分配給地方派系也能攏絡地方民選菁英，強化統治。
黨營事業由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管理，委員均由財經官員出任，讓黨營事業與黨庫能隨著經濟政策，插足更多投資機會，例如中央投資公司、光華投資公司對石化業（如台苯）、鋼鐵業（如中鋼構）、生技業（如保生）、資訊業（如聯電）、金融業（中興和復華證券）等。
黨營或黨投資事業越晚成立者規模越大，且佔據成長潛力高的經濟部門，並且為規避監管和風險，改由黨營投資公司搭配公營事業、民間財團共同投資，如此既能享有政府特惠政策、不受公營事業監督體制節制，也不影響財經官僚控制經營權。簡言之，藉由財經官僚兼任黨職，配合經濟政策、結合本土資本家充實黨庫的政治目標，已經和經濟成長和產業升級的項目合而為一。
民營事業系統也隨經濟起飛和公部門支出成長而自成系統，包括退輔會轄下單位及轉投資公司，例如榮工處、各地天然氣公司等。不過，其政治性安置功能隨時間逐步褪色，只是依憑既有規模成長，也較少參與新興高成長部門。
國民黨以下四種方式攏絡地方派系：一、特許區域性獨佔經濟活動（銀行、信用合作社、青果合作社、農漁會及客運公司）；二、省營行庫特權貸款（當選省議員者之特權）；三、公部門採購（如公共工程）；四、地方政府公權力換取的經濟利益（如都市計畫或公共建設規劃合法炒作土地，或掩護非法經濟活動如賭場、舞廳等）。
第四項最重要，不僅可以分配給所有派系（不管是縣級還是鄉鎮市級），前三者僅縣級獲益，且此種方式既不損害公部門財政利益，卻能讓地方派系獲益甚豐，且地方派系亦能藉此無限延伸、鞏固派系內的恩庇網絡，例如運用公權力嘉惠、庇蔭各種非法經濟業者，利用公權力影響本應公正執法的行政、司法機關，將地方公權力私有化，使之成為與各類民眾交換的私人權力與情誼，換取民眾對特殊政治關係的依賴與地方派系自身的非法好處，這是地方派系能深植影響力於地方結構之中的最重要機制。
威權鬆動的轉變
隨著工業化以及1970年代外交衝擊，國民黨正統中國神話破滅，部份人民覺醒，加上統合機制無法吸收新興社會階級，使過往國民黨體制受到動搖。黨外運動得到新的成長土壤，符合社會各階級的各項目標，逐步動搖黨國體制，為社會開拓了更大的活動空間，也使得社會各群體、階層對國民黨討價還價能力得以增強，這在無形之中又增加了黨外抗衡國民黨的潛在力量，削弱了國民黨的控制力。
國民黨試圖透過民主化、自由化的策略，以立法、修改政制等政治方式，確保其仍居於統治領導地位，並積極拉攏財團與資產階級。然而，過往已掌握龐大資源的地方派系、新興財團乃至黑道等勢力，透過民主化後開放的政治管道，各自競逐國民黨政策遺留下的龐大經濟特權與利益，國民黨聳立於社會所有團體之上的主導地位將一去不復返。
感想
儘管威權體制已瓦解，然而其所留下之社會結構、政黨、地方派系仍然影響整個國家社會，並且仍未滌清，因此二二八事件等才會仍被冷嘲熱諷甚至「歡慶」，除卻必須把握時機和政治實力進行轉型正義外，地方派系根深蒂固且形成跨縣市聯盟，甚至進行跨海峽結盟時，該如何見縫插針、釜底抽薪，透過各種方式來處理、吸收、調整，仍考驗著臺灣本土政黨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