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的褪色榮光，馬克宏的中東遠望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區發生爆炸，造成220餘人死亡、6,000多人輕重傷，並導致30萬人無家可歸，經濟損失預估超過150億美元。這場意外既炸出黎巴嫩的治理沉痾，也意外炸開法國中東政策的隱微脈絡。

爆炸後48小時內，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火速出行，帶著物資與官員，在8月6日飛抵黎巴嫩，展開慰問與考察之旅，途中還偶遇陳情民眾，要其「管管黎巴嫩政府」。眾多畫面伴隨新聞播送傳遍全球，加上黎巴嫩正值民眾發起「求法託管」連署，更讓馬克宏行走於斷垣殘壁的剪影，多了抹「救世主」的聖光。

8月31日，馬克宏再訪黎國，並帶來改革提案清單，要求黎巴嫩當局保證在15天內組建政府，並在1至3個月內實施金融、司法、公共財政等一系列改革，儼然已是監護人姿態，持籌握算。而在黎國行程後，馬克宏又風塵僕僕走訪伊拉克，並在聯合記者會上重申支持伊拉克主權；近期更在9月10日的地中海七國峰會（EuroMed 7 Summit）中，主張歐盟應與土耳其展開談判，並要求後者停止在東地中海的單方面探鑽。

從出訪黎巴嫩、伊拉克，再到力斥土耳其，馬克宏的中東遠望仍在耕耘。法國雖宰制中東多年，卻也在風雲變幻中漸失話語權，如今欲重現過往榮光，已近似天方夜譚。馬克宏的多方出擊，看似雄心萬丈，卻也如荒漠駝隊，需在考驗環伺中，艱難前行。

而細究此次中東布局，雖有其新穎處，底色仍是對前人遺產的化用。

在法國近代中東戰略中，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阿拉伯政策」（Politique Arabe de France，PAF）可謂占據半壁江山，並被繼任領袖所沿襲。

此政策源自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戴高樂面對後殖民時代的中東，為法國制定了三大外交方針：

1.法國的中東政策必須與美國不同，以彰顯自身獨立性。

2.與美國等其餘西方國家相比，法國必須相對疏遠以色列。

3.法國必須扮演中東平衡者，擔任調解與仲裁的角色。

上述方針雖適用全中東，卻帶有強烈的阿拉伯導向，顯然意在維繫法國與前阿拉伯殖民地的特殊關係，尤其是馬格里布地區（Maghreb）的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此外面對歐陸的德國崛起、美英的跨大西洋特殊關係，戴高樂選擇拉攏北非與環地中海中東國家，自也帶有平衡地緣發展的考量。

多年以來，幾任法國總統的中東政策大抵不離戴高樂規劃，雖說執行程度有別，也偶有例外抉擇，但大多帶有以下特色：總統會與各國強人建立私交、願意放棄人權標準支持威權政體、傾向舉行「對話」以調解區域糾紛、與各式地方勢力亦有交流，不論是宗教領袖或武裝團體。而針對馬格里布諸國，則多了重商主義策略，即以商貿發展加深政經互賴。

簡言之，法國的中東政策「維穩」至上，畢竟這套外交系統高度仰賴雙邊領導人的互信私交，關係的培養又非朝夕可成，自然不可輕易毀棄，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席哈克（Jacques Chirac）對伊拉克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的強力支持。前者不僅於1975年協助伊拉克發展核計劃，更在2003年公然反對美國以武力推翻海珊政權，海珊之子烏代（Uday）的轄下媒體《巴別塔》（Babel）也因此稱席哈克為「偉大的聖戰士」（Al-Mujahid Al-Akbar）。

然而這套制度亦有其軟肋，即中東並非只有法國一個外部玩家，法國若僅有維穩一招，便極易被洗出牌局。以伊拉克為例，法國縱然在此維穩多年，到頭來仍不敵美國的剎那皺眉，在帝國鐵蹄踐踏下，伊拉克被徹底撕裂，如今淪為美國扶植政府、伊斯蘭國殘部、庫德族武裝、伊朗什葉民兵、無數部落武裝的競技場。法國並未在平亂過程大規模投入地面部隊，故最後沒能扮演任何政治角色。

無獨有偶，敘利亞亦是法國的中東遺憾。薩科吉（Nicolas Sarkozy）雖與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來往多年，卻在阿拉伯之春時調轉槍頭，要求後者下台，然而其投入武裝依舊不如俄羅斯、土耳其與伊朗，故也被迫淡出。而法國在阿拉伯之春時接連拋下多位「強人盟友」，除阿塞德外，尚有突尼西亞的本·阿里（Ben Ali）、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Gaddafi），無形之中也重創多年維穩形象。

法國如今雖仍在伊朗核協議上努力保有調解立場，卻已難掩傷口的鮮血淋漓。

而對馬克宏而言，其接手了一盤雜亂的中東外交棋局，以及一個實力已大不如前的法國。

早在2017年總統大選競選期間，馬克宏便曾批評薩科吉對利比亞的不當干預，同時抨擊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對阿塞德政權的強硬態度，並暗示自己的中東政策將借鑑戴高樂與席哈克的經典作法，以力挽法國的邊緣化危機。然而現實的答卷依舊殘酷。

首先在以巴問題上，法國曾大力支持巴勒斯坦武裝，已在無形中見罪以色列，故在阿拉伯國家也逐漸拋棄巴國的今日，其在以巴議題中的角色不如美國；伊核協議也在川普（Donald Trump）執意退出下，變得越來越薄；2019年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特夫里卡（Abdelaziz Bouteflika）因民眾示威下台時，馬克宏雖未如薩科吉對格達費般背刺，卻也無能為力；今年8月馬利政變時，其雖頻頻熱線調解，最後仍要委託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協助制裁。

對馬克宏來說，如今的中東政局得分不易，其僅能在戴高樂的固有遺產上，設法化腐朽為神奇。

首先在黎巴嫩危機中，法國雖要面臨伊朗與沙烏地擠壓，籌碼也不如在馬格里布充裕，卻依舊具有特殊地位，畢竟許多黎國精英仍以法語為身份標誌，此處的馬龍派基督徒也多視法國為精神母國。2017年其便曾遠赴沙烏地，調停黎巴嫩總理哈里里（Saad Hariri）的辭職危機，並成功勸其飛往法國，最後平安返回貝魯特。此次馬克宏兩度到訪，既為維穩法黎關係，也有意藉重建工程，深化法國在黎巴嫩宗派政治裡的話語權。

而面對法國既熟悉又陌生的伊拉克，馬克宏選擇做新總理就任後第一個到訪的外國元首，為的便是在美國逐漸撤出的真空中，為法國爭取新政治角色。

最後輪到地中海上難纏的土耳其，兩國心結早在利比亞戰場便已種下。在與阿聯酋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脈絡下，法國自2014年起便向軍閥哈夫塔（Khalifa Haftar）提供軍火，卻沒料到土耳其會為爭奪東地中海油氣，而將軍隊由歐亞之交開至北非，並支持與哈夫塔敵對的民族團結政府（GNA）。如今哈夫塔接連潰敗，法國顯然無能為力，僅能在東地中海議題上抬出歐盟，盼能迫使土耳其坐上談判桌，但效果如何，顯然尚需時間驗證。

從維穩馬格里布、深入黎巴嫩、探路伊拉克，到以歐盟力壓土耳其，馬克宏的優勢在於善用時機與條件，卻依舊受限於「動武」束縛，一來是殖民包袱過於沉重，二來是為維持調節者形象，結果在氣勢上始終矮真槍實彈的伊朗與土耳其一截。

戴高樂時代已逝，但馬克宏仍要擔負起法國的中東遠望，設法在漫天黃沙中，與褪色的榮光共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