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示威中的女性：賦權只是南柯一夢？

*劉燕婷

黎巴嫩示威已過月餘，自10月17日衝突爆發以來，民眾要求由反Whatsapp徵稅一路上升到抗議政府失能，示威規模也日漸龐大，最後貝魯特街頭癱瘓不止，連總理薩阿德·哈里里也被逼下臺。這波衝突牽涉出廣泛的政經議題，動員了脈絡互異的社會群體，其中自然包括各宗派婦女，她們不僅身先士卒、堅守前線，也將性別議題引入示威話語中，從而折射女人的困境與渴望。在黎巴嫩的宗派社會下，婦女相對脆弱；但在這場街頭戰裡，她們卻顯現出集體的力量。

要談此次示威中的婦女形象，還得從＂驚天一踹＂說起。示威第一天（10月17日）傍晚，貝魯特市區已聚集不少抗議民眾，這時教育部長阿克拉姆·切哈耶布（Akram Chehayeb）的車隊恰好駛過街頭，就這麼冤家路窄地成了包圍物件；面對窗外的群情激憤，部長保鏢隨即下車對空鳴槍，沒想到人群中忽然沖出名手無寸鐵的女性，對準保鏢胯下就是一踹，踹得對方一陣踉蹌，連槍都拿不穩。這一畫面被人錄下上傳後，立刻成為各大社群網站的焦點熱搜，也被標舉為此次示威的女力象徵。

然而，女示威者並非只有一種形象。隨著警民衝突加劇，女性也在拉扯推擠中，化育出新的角色身分。原始的“驚天一踹”符碼，始於攻擊男性胯下，暗含閹割、擊碎、瓦解權力，無論對象是政府、鎮暴員警或父權體制。圖像本身燃著陽剛怒火，予人亞馬遜“女武神”的既視感，象徵女人不僅能與男人並肩，更能超越男人；然而現實世界中，示威婦女的角色實踐已漸脫“女武神”形象，轉向隔絕暴力的“人盾”，她們往往會以肉身隔開扭打的警民雙方，或乾脆走在遊行隊伍最前線，以避免暴力進一步激化。

“人盾”體現了對峙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即示威者們相信警方等國家安全部隊不會真對女性開火，故一旦衝突現場漸趨失控，婦女們便一湧而上，站在水炮車與橡膠子彈前，築起人牆保護身後的男性；而男人們也會考慮前線婦女的人身安全，不再奮力衝鋒，於是在雙方的自我克制下，一塊陰性的緩衝區由此而生。“人盾”的符碼既與和平示威緊密相連，也象徵整起運動進入漫長持久戰，人們期待的女示威者不再是“巾幗不讓鬚眉的前線刺客”，而逐漸往“示威現場維和部隊”的角色過度。

然而女性對示威的參與並不僅止於此。在衝突橫生的鏡頭外，吃重的後勤工作幾乎全賴婦女統籌執行，她們或為示威者提供帳棚、毛毯與保暖衣物，或到現場烹煮熱食，或上臺高歌鼓舞人心，或為示威團體設計標語與海報；這些女性雖沒沖到前線組成人盾，卻是場外不可或缺的沉默溫流，支撐著示威者一路前行。這種由婦女扮演暴力調節者、擔負後勤工作的母性示威傳統，可說是14年前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所留下的政治遺產。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黎國政壇因而掀起軒然大波，背後的糾葛還得從黎巴嫩內戰談起。1943年的《國家公約》（National Pact）揭開黎巴嫩宗派主義的制度化序幕，內容規範大致如下：馬龍派基督徒必須放棄對西方身分的主張，接納黎巴嫩成為阿拉伯國家；穆斯林也不能再推動黎巴嫩併入敘利亞的政治運動；總統和黎巴嫩軍隊司令必須出身馬龍派，總理由遜尼派穆斯林擔任，國會議長則非什葉派穆斯林莫屬；國會議員席次中，基督徒與穆斯林的比例應為6：5等。

《國家公約》雖對各宗派職務約法三章，卻明顯偏袒基督徒，這原不是什麼問題，畢竟基督徒在建國之初占了人口多數；但日子一久，穆斯林的人口比例高了起來，舊秩序自然難再服人，黎巴嫩又因地緣因素捲入以巴衝突中，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為逃避以色列炮火，將自身的作戰基地遷至黎巴嫩南部，致使黎南武裝衝突頻現，最後暴力與宗派衝突合流，黎巴嫩終於在1975年爆發了內戰。

這場內戰看上去僅是宗派衝突的武裝化，其實與大國勢力脫不了關係。敘利亞始終心懷收復“黎巴嫩行省”的統一大夢，自然要藉內戰駐軍黎巴嫩；以色列則以殲滅巴解為名為內戰加碼；接著伊朗也聲稱要反制以色列，扶植了什葉派武裝民兵勢力，也就是今日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15年後內戰結束，各方簽訂《塔伊夫協議》，穆斯林成為宗派主義的最新獲益者，但黎巴嫩卻淪為周邊大國的俎上肉，敘利亞、以色列與伊朗的干預就此成為常態。

往後總理決策不僅要權衡宗派分歧，也得考慮境外勢力的立場；另一方面內戰雖已告終，但黎巴嫩政壇的暴力事件依舊頻繁，這導致拉菲克·哈里里總理之死成了一場羅生門，各方勢力都有嫌疑，聯合國先是劍指敘利亞，後又轉控真主黨與伊朗，真主黨則反稱一切都是以色列的陰謀。結果一陣口水戰後，敘利亞成了眾矢之的。平心而論，暗殺拉菲克·哈裡裡的兇手至今仍在五里霧中，敘利亞未必就是幕後藏鏡人，但當年輿論之所以由“為哈里里復仇”一路轉向“驅逐敘利亞”，除了拉菲克·哈里里生前立場如此外，也與敘利亞高調駐軍黎巴嫩有關，親敘與反敘兩方紛紛動員群眾上街示威，從而引爆了雪松革命。

對黎巴嫩國體來說，革命結果就是敘利亞撤軍；但對黎巴嫩婦女而言，雪松革命正是奠下母性示威傳統的關鍵。當時全國有兩大陣營相互對峙，分別是親敘利亞和伊朗的＂3月8日聯盟＂，以及反敘利亞和親美的＂3月14日聯盟＂， 這兩派人馬不只互比外援，也在民心上較勁。3月8日聯盟動員了80萬人上街感謝敘利亞，3月14日聯盟自然也不甘示弱，叫來140萬人上街反嗆敘國干涉內政。而雙方陣營內皆不乏活躍的女性領導人，前者有真主黨的女性高官利瑪·法赫里（Rima Fakhry），後者則包括知名德魯茲宗派領袖之妻諾拉·朱布拉特（Nora Jumblat）以及拉菲克·哈里里之姐巴希亞·哈里里（Bahiya Hariri）。

這些女政治家響應組織號召，透過宗派管道動員不少女性，沒想到意外開啟革命的母性副本。這些婦女上街後雖跟著遊行喊口號，卻也同時進行男性示威者罕有的舉措，一是在街頭徹夜靜坐祈禱，二是向前來驅散群眾的士兵遞送鮮花。祈禱意在撫慰人心，送花則為感化士兵，表明己方無意進行暴力示威，以期軍方共同節制。整場革命持續月余，卻無人傷亡，婦女的努力可說居功厥偉。

此外，雪松革命的後勤工作也全靠婦女支援，例如諾拉·朱布拉特夫人便以黎巴嫩國旗為藍本，設計了示威用的紅白制服，並組織婦女集體趕工縫製；其他工作包括發送食物、國旗、示威橫幅與標語，舉辦供示威者紓壓、聯絡感情用的馬拉松，也全賴婦女團體操持支持。在這場革命中，女性被塑造成黎巴嫩的母親、姊妹、女兒與戀人，既毫無保留地愛著黎巴嫩，也為黎巴嫩所護佑，愛國、母性、反霸三位一體，難以分割。

然而雖說婦女在雪松革命中有所發揮，但到頭來，掌握話語權的女人全是男性領導的親眷，一般女性根本無法進入決策圈，宗派主義與親屬政治才是作用關鍵；另外雪松革命與2019反政府示威還有一點不同，即前者的議程中少有女權要求，人們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家國情懷上，例如當年最流行的兩句阿拉伯語口號：“Hurriyye, Siyede, Istiqlel（自由、主權、獨立）”、“Haqiqa, Hurriyye, Wehde wataniyye（真相、自由、國家一統）”等，即便婦女已撐起革命半邊天，平權的曙光卻依舊模糊。

綜觀中東革命史，黎巴嫩的女性與革命關係絕非特例。從北非、海灣到沙姆地區，女性從不缺席重要示威，也不怯戰於革命，甚至可說示威就是女性領袖的搖籃，早期有埃及的胡達·莎拉維（Huda Sha’arawi），近期則有葉門的塔瓦克爾·卡曼（Tawakkol Karman）與蘇丹的阿拉·薩拉赫（Alaa Salah），她們呐喊愛國口號、也強調女性戰鬥力，彷佛示威本身不僅是對政權的起義，更是婦女對父權的戰爭。然而，不論各場示威結局如何，女權議題的進展都很類似：這些女性領袖一度被視作示威的“吉祥物”，即便示威能暫容她們與男性戰友平起平坐，騷亂退去後，她們又得回歸妻子、姊妹與女兒等角色，過去曾大破大立的許諾、讚美、期待，不過又是南柯一場夢。

在今年10月的示威現場，黎巴嫩婦女再度上街。或許將來某一天，這種源于雪松革命的母性示威傳統在累積足夠能量後，能蛻變為黎巴嫩女權運動的新破口，但2019會是那一刻嗎？

此次示威的主議程原是反對政府的Whatsapp政策，但隨著參與團體日趨多元，各式要求也漸次浮上檯面，女性也終於在國政語彙外，喊出兩性平權的響亮口號。爬梳各類報導，黎巴嫩婦女的改革主張可分為兩大方向：制定單一的個人身分法、廢除歧視女性的國籍法，前者將力促黎巴嫩轉型為非宗派的公民國家，後者則會降低無國籍孩童的比率。

雖說與某些中東國家相比，黎巴嫩婦女已擁有相對寬闊的人生空間，但平權長征一路走來，步履蹣跚、屢興波折，而社會與宗教歧視的兩座大山，至今仍是屹立不搖，難以撼動。近代黎巴嫩女權運動與其他後殖民國家面臨的掙扎類似，即女權主義的話語資源無一例外，全都來自曾經的殖民母國，不僅偶會南橘北枳、適應不良，還要受反殖保守派、宗派主義、武裝衝突的干擾。

近代黎巴嫩第一波女權運動盛行於1940–60年代，並與獨立後的國家建設、自由主義話語鑲嵌在一起。其領導人物多為西化的上層階級精英，關注婦女的教育、就業與議會代表性。然而性別革命尚未成功，各大女權團體便受宗派主義的歪風浸染，開始內哄。例如黎巴嫩婦女聯盟（Lebanese Women Union）與基督教婦女團結協會（Christian Women’s Solidarity Association）的鬥爭。前者成立於1920年，由阿拉伯民族主義團體、左翼政黨一手創辦，主要目的並非推動女權，而是要吸引有心投入左派運動的黎巴嫩婦女；後者則誕生於1947年，由黎巴嫩全國共20個地方基督教會推派精英婦女代表組成，雖說都是女性組織，但在盛行宗派主義的國家裡，各方往往只憑出身標籤便決定敵我。然而儘管兩大組織內鬥激烈，黎巴嫩婦女還是在1953年取得了投票權與被選舉權，標誌著這波女權運動帶來的社會進步。

1975年黎巴嫩爆發內戰，平權的理想主義被槍林彈雨炸得一文不值，各女權團體只好退而求其次，將目標聚焦在難民救助、戰時性暴力受害者收容上。此時的要角多是黎巴嫩左派政黨、共產黨成立的婦女委員會，其面對以色列、伊朗與敘利亞三國勢力干預、目睹國家因宗派與部落鬥爭而日漸碎片化，提出“國家去部落化”、“反對外部勢力干預”等政治理念，強調唯有黎巴嫩和平，女性的平權之路才有未來。1989年內戰結束，黎巴嫩的女權運動又重回法律建制路線，並在1995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國內的女權NGO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包括主張就業平權的職業婦女聯盟（Working Women League）、關注家暴與性暴力的黎巴嫩反婦女暴力理事會（Lebanese Council to Resi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LCRVAW）等，後者尤擅政治遊說，力促性侵與名譽殺人入罪化，同時也為受暴婦女提供法律服務。此外還有黎巴嫩女性研究者協會（Lebanese Association of Women Researchers，Bahithat）、發展行動研究與培訓社（Collectiv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on Development-Action，CRTD-A）等，其將家暴、性等禁忌話題引入公領域，促成LGBT運動的誕生。

儘管一切看似緩步前行，但近日爆發的示威中喊出的兩大修法議題，徹底挑戰了黎巴嫩根深蒂固的宗派主義。不過在現實的重重困境治下，訴求短期之內恐難有長足進展。

首先是制定統一的個人身分法，這在許多國家是天經地義的存在，但在宗派立國的黎巴嫩卻難上加難。目前黎巴嫩不存在統一的個人身分法，而是根據登記在案的宗派，分出15種宗教法，不同信仰者適用不同律法。然而不論是何種宗教，或多或少都存在歧視女性的條文，一旦明文立法，便會形成制度上的性別壓迫。以離婚婦女爭取孩童監護權為例，黎巴嫩天主教會法規定，天主教婦女在孩子斷奶後便自動失去監護權，假如孩子哺乳期較長，最多也不能延過2歲，但法院仍保有一定的裁量權；黎巴嫩希臘東正教法（注：在黎巴嫩15宗派中，東正教還細分為希臘東正教、亞美尼亞東正教、敘利亞東正教）則明訂，只要男孩14歲、女孩15歲，母親便自動喪失對子女的監護權；遜尼派穆斯林把男女年齡統一訂在12歲，什葉派則分別訂成男孩2歲、女孩7歲。

總之不論是何種宗派的教法，女性一旦離婚鬧上法院，十之八九都要失去孩子的監護權，即便當下能短暫同住，分離不過是早晚的問題。故許多婦女寧可枯守一段夢魘般的婚姻，強忍身心煎熬，也不願讓宗教法庭拆散骨肉親情，更別提有的宗教法庭還拒絕受理由婦女提起的離婚訴訟。此外某些宗派教法允許童婚，即便是9歲以下的小女孩也在合法標準內；而為“尊重宗派自主”、“維持宗派關係和諧”，黎巴嫩政府遲遲沒有將法定結婚年齡強制上修到18歲，形同默許此番悲劇重複上演。另外由於沒有宗派關注“婚內性侵”議題，黎巴嫩對此也缺乏相關法律規範，致使許多婦女飽受身心摧殘卻無法可訴。黎巴嫩婦女看似衣著自由、職場就業率高，實則分分秒秒受宗派宰製。

此次示威中出現的另一修法議題是廢除歧視性的國籍法。這條法律雖也涉及宗派主義，長遠來看卻算以巴衝突的外溢成本。當今的黎巴嫩國籍法規定，女性公民一旦與他國男子成婚，那麼其子女將無法繼承母親的黎巴嫩國籍，其配偶也不得成為黎巴嫩公民；但倘若情況顛倒，是男性黎巴嫩公民娶了外國女性，那麼其子女與配偶都將自動獲得黎巴嫩公民權。此般條文誕生于巴勒斯坦難民大外逃的年代，黎巴嫩一下湧入幾十萬難民，一旦他們全數歸化為黎巴嫩人，勢必衝擊國內的宗派平衡，因此政府索性立下此法，以避免巴勒斯坦男性借由成婚“盜取”黎巴嫩國籍。然而此法令一出，影響範圍遠超巴勒斯坦難民之外。公民權與合法居留權、工作權、受教權、社會服務、醫療保健等權利義務環環相扣，沒了公民身份，一切保障都是鏡花水月；許多兒童更因此成為無國籍人。幾十年來，婦權團體屢屢要求修法，甚至舉出證據表明，本國婦女與巴勒斯坦人結婚對宗派平衡衝擊有限，卻仍不被接受。

制訂統一的個人身分法、廢除歧視性國籍法，以上兩大修法要求影響層面深遠，且將可大為改善婦女生活，但政府讓步的機率其實微乎其微。黎巴嫩的宗派僵局早就藥石罔效，自雪松革命以來，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的相互抵制早成政壇常態，就算是非爭議性法案的審查也能拖上一陣子，更何況是這種註定要地動山搖的提案。現下總理薩阿德·哈里里已辭職，未來的黎巴嫩將要經歷漫長的總理空窗期，想整合派系衝突進而修法，無疑緣木求魚。

世界經濟論壇去年發佈的《2018年全球性別差距指數》指出，黎巴嫩的性別差距指數在全球149個國家中排名140，甚至落後科威特和卡達等公認的女權低落海灣國。除了宗派主義的壓迫外，黎巴嫩婦女的國會代表性也嚴重不足，128席中僅有6席是女性。

在黎巴嫩示威中，婦女既是暴力調節者，也勇於衝鋒陷陣，更為操持後勤竭盡心力，然而制度卻未必能一遂其改革心願。在紛鬧的的街頭上，女人或許能做男人的母親、姊妹與夥伴，為其遮擋暴力、操持衣食；但她們一心渴求的平權改革，卻會令保守父權制下的男性戰友感到威脅 — — 他們親手建立的政治秩序將會分崩離析。

很多時候，示威現場看似團結一心，事實上卻四處湧動著性別征服的暗流，有時女示威者連後勤夥伴都做不成，只能淪為“性對象”，加害者不僅有國家安全部隊、更有同一陣營的男示威者，這在阿拉伯之春時尤為明顯。此次黎巴嫩示威雖說平和一片，但許多參與其中的婦女都表示受到過性騷擾。甚至連一些媒體都甘為性化革命女性的幫兇，例如沙特的歐卡茲報（Okaz）就刊登了一篇名為《黎巴嫩之美：這些美女都是革命家》（حسناوات لبنان.. كل الحلوين ثورجية）的報導，內文不只充斥著物化女性的字眼，還附上許多女示威者的特寫照，這篇文章雖招致黎巴嫩婦女的漫天批評，但也揭示出威中的男性視角 — — 面對強大外敵時，女性可以是暫獲解放的同路人；但威脅的潮水褪去後，蒼白的性別階梯便裸露出來。

現下的黎巴嫩並無餘裕檢討宗派主義以改善婦女境況，這一月來的慷慨激昂、驚天一踹、靜坐吟唱，也終將隨著時光流逝，隱遁到貝魯特的寂寞夜色裡，示威就像場精美的產品展示會，讓女權被擺到跟民族、政治同等的位子上，雖說女權標籤吸引到的鎂光燈也不少，但也許會期結束後依舊要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