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Bad Side Apr 29, 2024
翻譯：Chu, Chia-Chen／英翻中
2017 年巴塞爾·阿拉吉（Basel al-Araj）遇刺事件——被攝影機捕捉到，並被以色列國防軍官方推特帳號自豪地分享——讓巴勒斯坦激進左翼中最無畏、最有創造力的聲音之一被噤聲。他三十一歲了。身為作家、教師和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激進反對者，當以色列士兵襲擊他在拉馬拉郊區的比雷（al-Bireh）避難的房子時，他已經躲藏了六個月。阿拉吉和五名同志已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拘留所服刑半年，期間他們絕食抗議施加於他們身上的酷刑。經過公開示威後，這些人被釋放。但他們知道他們的「自由」不會持續太久。
在阿拉吉的藏身處發現的少量物品中，包括武器、頭巾、安東尼奧·葛蘭西和黎巴嫩馬克思主義者馬赫迪·阿梅爾的書籍，以及一堆他自己未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一封信，將在他被殺之後公開。它將他的犧牲直接納入巴勒斯坦抵抗的歷史中。「我讀了很多年烈士的遺囑，一直對它們感到困惑：輕快、簡短、缺乏雄辯，無法滿足我們對殉難的疑惑的追尋。」他寫道，「我現在正走在通往命運的道路上，我感到滿意並相信我已經找到了答案。」
《我找到了答案：烈士巴塞爾·阿拉吉如是說》是阿拉吉的著作集，1於 2018 年以阿拉伯語出版。這著作集蒐集了之前出版過的文章、對阿拉吉的致詞、社群媒體貼文，以及阿拉吉死後才發現的選文。 （目前正在努力將這些文本翻譯成英文；完整的作品將於今年晚些時候由 Maqam Books 出版。）這些文本證明了阿拉吉知識使命的活力，並共同執行了一個輕快、令人印象深刻的綜合體──政治宣言、對事態的分析，以及政治教育。風格坦率、激烈；這位作者組織激進的徒步遊覽，並在西岸由社會活動家經營的大眾大學教書，這並不奇怪。主題從巴勒斯坦歷史事件，到對抵抗意義的推測甚至心理調查。這也是一部歷史小說，是從大災難之前出生的阿拉吉家族成員的角度寫的。這些作品都表達了對巴勒斯坦自由的絕對承諾，並提出了一種靈活的、甚至是普世主義的意識形態方法。儘管阿拉吉極力捍衛武裝鬥爭，但他從未加入任何派系，他的目標是在他的生活和寫作中，對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是什麼，以及能夠實現什麼目標，提供一種明智而廣泛的認識。
我們出於三個原因出版以下《退出法律並進入革命》的翻譯。第一個是以我們作為一個團體的身份，表達我們長期以來對爭取巴勒斯坦自由的鬥爭和徹底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計劃的堅定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計畫的最新發展已構成來自以色列對加薩的種族滅絕攻勢。就在我們撰寫本文時，主流媒體報導稱，加薩有超過 33,000 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害；如果算上在瓦礫下失蹤的人，實際人數可能會更多，超過 41,000 人。第二個原因來自於第一個事實：我們發現，在當前充斥著報導、外交、辯論和謊言的情況下，翻譯和出版巴勒斯坦起義者的作品至關重要。長達數十年對巴勒斯坦的攻擊——透過種族滅絕、生態滅絕和政治滅絕等各種相互關聯的手段——始終包含「學術滅絕」的成分。這是一種受到攻擊的知識文化；加薩的每一所大學在過去七個月裡都被炸成碎片，這只是殖民主義謀殺知識的最新可恨證據。
第三個原因與文章本身相對應。正如標題所暗示的，《退出法律並進入革命》探討了亡命之徒或強盜的形象，與革命者的主體性之間的聯繫。我們不會在這裡總結這篇文章；阿拉吉自己的闡述是清晰的，無論如何都是透過特定片段和圖形的暗示性並置來進行的，而不是堅持一個明確的論點。在對巴勒斯坦革命者謝赫·伊茲·阿丁·卡薩姆（Sheikh Izz ad-Din al-Qassam）、敘利亞作家漢納·米納（Hanna Mina）和阿爾及利亞叛軍阿里·阿馬爾（Ali La Pointe）的致敬用典中（義大利導演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的《阿爾及爾之戰》結尾處再現了阿里的死亡，與阿拉吉自己的死亡極度相似），也提到了麥爾坎·X（Malcolm X）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北方世界的激進知識分子。
這就是說，當加薩災難為全世界帶來衝擊波、迫使我們重申我們對解放的基本承諾時，我們不僅關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也回頭看著我們。
著作集的英譯計畫正在GoFundme募資中：https://www.gofundme.com/f/translate-basel-alarajs-book-into-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