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里的辭職，能否拯救宗派主義下的黎巴嫩？

2019/11/10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宣佈對Whatsapp用戶課稅，結果引發滔天民怨，民眾憤而走上街頭。在示威活動喧騰近兩周後，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於10月29日宣佈辭職，本就暗流湧動的黎國政壇因而陷入詭譎多變的迷局。對示威者來說，總理辭職或許象徵勝利不遠，但就黎巴嫩自身的宗派主義（Sectarianism）脈絡觀之，此舉恐將導致更大的政治災難。另外某些媒體或許認為黎國此次示威象徵公民力量的崛起、基層的怒吼，然若深究便能發現，這次示威仍無法超克過往的結構性障礙，某些站上街頭者，反而正是底層群眾所鄙視的對象。

黎巴嫩的宗派主義

哈里里總理不僅是黎巴嫩反真主黨大本營－未來運動（Future Movement，تيار المستقبل）的領導，也是反敘利亞代表＂3月14日聯盟＂（March 14 Alliance，تحالف 14 آذار）裡的要角。回顧其總理之路，可以八個字總結－坎坷艱辛、高潮迭起。哈里里的父親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1944–2005）本是黎巴嫩商業鉅子，與沙烏地關係良好，並於1992年至1998年、2000年至2004年間擔任黎巴嫩總理，其不僅大力促成《塔伊夫協議》（Taif Agreement），終結15年黎巴嫩內戰，更主導戰後重建工作，令首都貝魯特重回往昔榮華。

然天有不測風雲，不明人士以汽車炸彈暗殺哈里里，4000磅的TNT驚天一炸，不僅炸出逼退敘利亞駐軍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也讓其次子薩阿德·哈里里應族人要求走上政治之路，以繼承父親的政治版圖。2009年，哈里里初登總理大位，卻因2011年真主黨成員宣佈退出內閣而下臺；2016年哈里里重回總理寶座，沒想到這次就任不只更加兇險，也更為狗血：哈里里在2017年訪問沙烏地時，突以＂伊朗與真主党在中東過度擴權＂、＂害怕被暗殺＂等理由，宣佈辭去總理職務，並待在沙烏地不肯回國。由於事發經過實在太過詭異，故而引發了＂哈里里是人質＂、＂哈里里其實已被沙烏地挾持＂等國際疑雲，導致黎沙關係劍拔弩張。

在各色謠言繪聲繪影下，這出政治驚悚劇的結尾也相當出人意表。哈里里在公開辭職12天後悄悄回到貝魯特，宣佈＂中斷辭職＂，並表示自己正與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el Aoun）磋商。最後其終於在12月5日＂撤回辭職聲明＂，並對自己在沙烏地的真實境遇絕口不提。回顧哈里里過往的總理生涯，之所以會如此動盪波折，除了外部的伊朗－沙烏地地緣衝突外，國內的宗派主義也是一大主因。在黎巴嫩，要爭取國會議員選舉配額、公務員任用資格、公部門晉升機會等，往往不取決於能力，得視個人的宗派歸屬而定，遜尼派、什葉派、基督徒，各有各的規矩。此般現象的成因，還得從奧斯曼帝國談起。

奧斯曼帝國採米利特制（Millet）統馭各族人民，但這裡的＂族＂卻與血緣關係不大，端看個人宗教信仰而定，故穆斯林有自己的米利特，猶太人與各大正教會也有，各米利特適用不同的宗教法與稅賦。而奧斯曼時代的黎巴嫩也遵循此種分群方式，且因天高皇帝遠，故各米利特都有很大的自治空間，由此種下了各大宗派間的分群自治傳統；當法國人入侵黎巴嫩後，殖民政府也遵照這套體系統治人民，加上利益分配不均，讓各宗派間的分歧日漸加大，例如馬龍派基督徒（Maronite Christians）明顯比穆斯林享有更多特權，由此埋下日後的內戰禍根。

1943年黎巴嫩發佈《國家公約》（National Pact），除定位黎巴嫩的後殖民國家身份外，也正式將政治宗派主義制度化，其重點規範如下：

1. 馬龍派基督徒保證不引入外部勢力，接受黎巴嫩的阿拉伯身份，並放棄對黎巴嫩西方身份的主張。

2. 穆斯林保證不追求黎巴嫩與敘利亞的一統。

3. 總統和黎巴嫩軍隊司令必須出身馬龍派。

4. 總理必須是遜尼派穆斯林。

5. 國會議長必須是什葉派穆斯林。

6. 國會的副議長和副總理必須是希臘東正教徒。

7. 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必須是德魯茲人。

8. 國會議員席次中，基督徒與穆斯林的比例必須是6：5。

以上規劃林林總總，看似完美無瑕，面面俱到，卻終究經不住時光摧殘。首先《國家公約》中的宗派職務規劃，主要是參照1932年的黎巴嫩人口普查而來，當年基督徒還佔51％的人口多數，故其在《國家公約》中能幫自己爭取優勢地位，將總統職位、軍隊和議會多數牢牢握在手中。但基督徒或許沒料到，黎巴嫩獨立後，普遍貧窮的穆斯林人口增長速遠高於較富有的基督徒，且許多基督徒紛紛移民海外，導致其人口數逐年下跌，漸有邊緣化的趨勢。對此基督政府當局也是心裡有數，故遲遲不敢實施人口普查，結果反讓穆斯林抓到＂作賊心虛＂的把柄，宗派衝突日趨激烈，加上巴解（PLO）將戰鬥基地遷至黎巴嫩南部，一連串擦槍走火下，黎巴嫩終於在1975年爆發內戰。

這場內戰打了15年，不僅讓黎巴嫩千瘡百孔，也把周遭所有外部勢力全牽扯進來。首先因為敘利亞始終不肯放棄統一黎巴嫩的夢想，故其以協助巴解為名，調兵進駐黎巴嫩，而巴解因將黎南當作反以基地，從而導致以色列以反恐為由入侵黎巴嫩；接著伊朗為了反制以色列勢力，又在黎巴嫩成立了自己的什葉武裝民兵勢力，也就是今日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各派人馬鏖戰多年，終於在1989年簽訂《塔伊夫協議》，調整出新的宗派職務模式：

1. 1943年的《國家公約》規定，遜尼派穆斯林總理由馬龍派基督徒總統任命，故對總統負責；但在《塔伊夫協定》後，總理改為對立法機關負責。

2. 國會議員席次中，基督徒與穆斯林的比例改為5：5。

3. 總統權力遭到弱化，但總理權力卻提升不少。

總之內戰過後，基督徒雖向穆斯林讓權，卻未能終結宗派主義的傳統，《塔伊夫協議》雖意在化解宗派衝突，卻只是重新固化了宗派間的分野。更糟的是，闖進黎巴嫩的外部勢力也不肯隨內戰結束撤出，首先真主黨民兵以抵抗以色列為由，拒絕解散，最後政府只好讓其就地合法；敘利亞既已駐軍成功，自然也不肯走了。黎巴嫩的宗派主義至此便與大國的地緣政治糾纏在一起。故內戰結束後，政治僵局與內亂成了黎巴嫩的常態，因為各地方勢力背後都是宗派，宗派領導人又常與外部勢力合作，因此國會中往往難得共識。2005年2月14日，總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致使黎巴嫩在＂對敘態度＂上，陷入嚴重的兩極分化。

當年的哈里里暗殺事件，由於兇手未明，故以色列、敘利亞、真主黨都被懷疑是幕後黑手，結果又觸發新的宗派衝突。3月8日，真主黨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以“感謝敘利亞”為名，向阿薩德政權；但無獨有偶，3月14日也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頭，要求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兩派人馬自此成形，分別是親敘利亞和親伊朗的＂3月8日聯盟＂，其成員主要為什葉派加基督徒；以及反敘利亞和親美的＂3月14日聯盟＂，成員多是遜尼派加基督徒。這次衝突又名雪松革命，最後敘利亞雖被迫撤軍，但黎巴嫩的宗派衝突卻又在革命這攫取了不少新能量。

＂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從此在政壇上瘋狂鬥爭、抵制對方，製造無數政治僵局，更曾導致黎巴嫩長達兩年選不出總統。哈里里2016年二度就任總理後，雖竭力要調和兩派人馬鬥爭，卻蚍蜉撼樹，黎巴嫩政壇又暴力事件頻傳，因而才有那段總理自我放逐沙烏地的鬧劇。後哈里里之所以願回國再任總理，部分原因在於殖民母國法國總統馬克龍、黎巴嫩總統的居中調停。然而宗派衝突還是沒有解決，＂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不僅持續製造僵局，還狂挖對方牆角，哈里里這個總理既當得危險，又身不由己。上次辭職，黎巴嫩與各方勢力花了10幾天才翻轉這個結果；此次辭職，對執政當局來說，其實就是2017年總理出走風波的另類再現，只是這次兩派人馬及外部勢力都無法保證，要花多久才能讓一切重歸原樣。

垃圾山下的示威

而宗派主義不僅常駐黎國政壇，也深入民間各大角落，從而形塑了特殊的示威動員結構。在一般黎巴嫩公民的人生經驗中，多少都要與Za’im制打聲招呼。Za’im（زعيم）在阿拉伯語中為＂領袖＂之意，置於黎巴嫩的政治脈絡中，則意指宗派領袖。Za’im制能為一般公民提供政治贊助、保護與服務，其領袖主要有兩種統治基礎，一是出身國家一級宗教領袖，二是來自國家和地方的一級宗派選區。

這種權力基礎使黎巴嫩的國家機構成了宗派領袖間的競技場，其中“高級”的宗派領袖，往往就是大黨的要員，既有自己的外交關係和外部贊助商，還能代表黎巴嫩參與國際會議，並能參與表決法案；而地方的一級宗派領袖則為地方市政提供服務與贊助。例如全黎巴嫩約有1,010個市政委員會，當其人手不足又缺乏資金時，Za’im制下的宗派領袖便會代其做些基本服務，比如環境清潔和街道照明，基本上凡是市政職能未能完善處，Za’im制都會設法滿足地方公民的基本需求，例如健康檢查、提供教育和就業引薦等。

平心而論，黎巴嫩的Za’im制其實與中東國家常見的瓦斯塔現象類似。瓦斯塔（Wasta，واسطة）的阿語原意為＂仲介＂，但在中東政治中則代指裙帶關係。瓦斯塔的根源是傳統的部落社會結構，即金字塔頂端的部落成員（通常指酋長）有權分配財富、調停糾紛；以現代國家的語境來看，酋長的主要責任便是分配利益、並調解人民與政府的糾紛，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介紹工作，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公部門職缺。故中東各國普遍有一現象，就是公部門龐大但效率極低，因為裡面塞滿各種走後門、靠關係的職員；這些人雖效忠國家，卻也同時效忠部落，對後者的忠誠度甚至更高，因此其往往會掠奪國家資源，私相授受給同部落者。

黎巴嫩的Za’im制雖把部落換成宗派，但效果幾乎相同，即許多黎巴嫩人都要依賴地方宗派領袖的贊助，就算新一代年輕人日漸世俗化，但求職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即便其並不虔誠，卻仍得仰賴地方宗派領袖為其找個好工作，而這便是其在示威運動中的著力點。2015年7月，黎巴嫩政府突然宣佈關閉貝魯特和黎巴嫩山區的幾處垃圾場，回收公司Sukleen於是暫時停收垃圾，結果導致大量垃圾堆滿城市街道，貝魯特幾乎要淹沒在一片垃圾海中，部分市民為了自救，遂組成“ You Stink！”團體，號召群眾示威抗議，最後演變成超過十萬人上街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要求也由收拾垃圾擴及其他層面，包括生態環保、停電、選不出總統的政治僵局等。

然而這次示威在持續8個月後便自動散去，而政府基本上什麼重大改革也沒做，但民眾之所以不願再繼續上街，原因就是宗派主義的反動員。這場示威活動雖有公民崛起的意味，但打從一開始就不是所有宗派都參與，黎巴嫩的宗派衝突如此嚴重，許多老一輩的黎巴嫩人一看到街上的示威者與自己宗派互異，心裡首先就起了排斥感；

再者根據調查，2015年垃圾示威中的青年參與者數量，以貝魯特美國大學（AUB）居首，敬陪末座的則是黎巴嫩國際大學（LIU）與黎巴嫩大學。AUB是黎巴嫩知名的貴族學校，一學期學費高達7500–10000美金；反觀LIU的學費一學期只要2000美金，黎巴嫩大學更只有81美金。在黎巴嫩的社會結構中，AUB只有菁英階級的孩子才讀得起，一般黎巴嫩人根本想都不敢想。故在這場示威中，一開始各方青年雖在臭氣熏天下發出怒吼，但一般的黎巴嫩人都需要Za’im贊助制來為自己介紹工作，故政府一看情勢大亂，便示意各宗派領袖近場救援，威脅利誘雙管齊下，勸退無法不靠Za’im制存活的年輕人；但讀AUB的菁英學子便不然，其家境優渥，往往不必擔心宗派領袖不幫自己介紹工作，甚至畢業後的第一規劃就是出國就業，最後順勢定居他國發展，因此其不僅參與率最高，也撐得最久。

此外，2015年垃圾示威中還存在另一股被忽視的沉默力量－工人階級。當年內戰結束後，哈里里採用新自由主義基調的經濟重建計畫，以犧牲工農權益為代價，扶持金融與建築產業，但又凍結工人工資，形同將從國家的重建成本社會化，工人境遇因而每況愈下；而黎巴嫩的非正式雇員、小企業比率又極高，導致工人難以組成工會為自己爭權，只能默默承受長年的剝削。故當2015年的貝魯特燃起示威之火時，工人們難掩振奮之情，紛紛趕赴現場，然現實卻狠甩他們一個耳光－由學生、青年、菁英主導的示威核心根本不願接納工人勢力，除了因彼此議程不同外，多少也有點貴族情結作祟。最後工人再度被邊緣化，只能默默離場，繼續回去過被壓迫的苦日子。

以上雖是四年前的街頭樣態，但到了2019年的黎巴嫩，同樣的示威權力結構仍持續作用。在黎巴嫩的社群媒體上，往往可見人們po出抗議者手持iPhone 11、身穿潮服的圖片，底下還會附上幾句嘲諷之語，意指＂這麼有錢卻上街裝窮＂。倘若此次示威結構仍無法超脫過往宗派主義的束縛，那麼其發展軌跡也很容易預測，大抵就像2015年的示威－前幾個月各方會師，同仇敵愾，空前團結；接著宗派主義就會生效，一般學生於是紛紛離場；不必仰賴Za’im制的菁英學子們會再苦撐一下，最後也是散得無聲無息。

何去何從

黎巴嫩政壇的宗派衝突雖嚴重，但並不代表政治人物們就對此次示威喜聞樂見。由黎巴嫩應對2015年示威的經驗可知，儘管＂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的派系鬥爭激烈，並有持續兩極化的趨勢，但所有互動都可視為對宗派主義的默許；而示威這種結果難料的事，反而才是執政當局最大的敵人。故這兩大聯盟儘管平日水火不容，但在化解示威人潮上，卻永遠存在合作空間。早在哈里里辭職前，原本與其派系相左的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拉拉（Hassan Nasrallah）便公開表示，示威就是外國政府意在顛覆黎巴嫩執政當局的國際陰謀，一旦總理被逼辭職，黎巴嫩恐陷萬劫不復的境地。

從示威者的角度來看，此次公民崛起，或許是讓黎巴嫩擺脫宗派主義的關鍵第一步，只要一步步來，黎巴嫩就能逐漸過渡到公民治理的階段。而若由歷史軌跡觀之，此時的黎巴嫩或許就如示威者所說的，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期，但卻有很大的機率重蹈覆轍，進而重演2015年示威人潮自行散去、2017年總理策略性辭職又反悔的戲碼。哈里里的辭職，從來不是這次示威的關鍵，整個宗派主義已根深蒂固紮在黎巴嫩的社會結構中、烙印在歷史骨血上，哈里里不過是拼圖的一角，黎巴嫩的轉型之戰，得看示威者的權力結構變化，以及執政當局聯盟的調整意願，前頭的路，還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