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平衡者的遺產 新君與王儲的前路

9月29日，科威特國家電視台發出公吿，宣布國家元首薩巴赫·艾哈邁德·賈伯·薩巴赫（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在美逝世，享耆壽91歲，全國上下將為此哀悼40天。這般訊息看似突然，其實早有預兆。

今年7月18日，薩巴赫因病入院手術，並在5天后的23日赴美治療；同時期的沙烏地也是王座不寧，84歲的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在7月20日因膽囊發炎入院，並於薩巴赫赴美之日接受手術。雖說薩勒曼國王隨後康復出院，但兩位君主的先後抱恙，仍在7月的阿拉伯輿論場激起千層浪。

眼下薩巴赫雖先行一步，卻為國家留下了內外兩大政治遺產。其一，薩巴赫改變了國家的部落政治圖景，令傳統的分支繼承漸往家天下圖景邁進，科威特新君納瓦夫（Nawaf Al-Ahmad Al-Jaber Al-Sabah，1937-）也於10 月 7日任命薩巴赫之弟麥沙爾（Meshaal Al-Ahmad Al-Jaber Al-Sabah）為王儲，進一步鞏固了兄長的政治遺產；其二，薩巴赫一手搭建科威特「積極中立」的外交工程，令國家走出與沙烏地不同的外交路線，並獲得「海灣平衡者」之稱。

回顧歷史，薩巴赫在科國原有的派系政治安排下，本來無緣問鼎權力寶座。

薩巴赫生於1929年，為科國第十任統治者艾哈邁德·賈伯·薩巴赫（Ahmad Al-Jaber Al-Sabah）之子，並與第十三任統治者賈伯·艾哈邁德·薩巴赫（Jaber Al-Ahmad Al-Sabah，1926–2006）、現任君主納瓦夫同為手足。

1950年，薩巴赫之父艾哈邁德逝世，按家族行之有年的「賈伯」 （Jaber）、「薩利姆」（Salim）二支交替繼位原則規定，出身賈伯一支的艾哈邁德，僅能立薩利姆後人為王儲，故薩巴赫與兄弟們皆被排除在接班人選外。統治的權柄最後由艾哈邁德的表弟阿卜杜拉（Abdullah Al-Salim Al-Sabah）接下，而科威特也在此時自英國「保護」下獨立，故阿卜杜拉既是科國第十一任統治者，也是第一任埃米爾（Emir，科威特君主頭銜，阿拉伯語原意為酋長）。

在此之後，艾哈邁德的子嗣們直到1965年，才由薩巴赫之兄、科威特第十三任統治者賈伯挑起埃米爾重擔。但依照慣例，其擇定的儲君仍得是薩利姆後人，故薩巴赫依舊沒有機會。此外細究後者被賦予的政治職務，其雖自1963年起便擔任外交部長，卻不似前幾任統治者，有過長年的財政與國防單位歷練，更直至1981年才首次兼任副首相，顯然在內政場域上相對低調。

然而自1992年起，薩巴赫迎來人生飛躍，不僅在海灣戰爭一年後，回鍋續任外交大臣，更開始兼任第一副首相，輔佐兄長埃米爾賈伯。2003年，出身薩利姆分支的王儲薩阿德（Saad Al-Salim Al-Sabah）健康境況不佳，且漸有每況愈下的態勢，埃米爾賈伯為穩人心，遂將弟弟薩巴赫拔擢為首相，代王儲行事。

2006年1月15日，埃米爾賈伯因腦溢血猝逝，然而王儲薩阿德已病重到無法宣誓的境地，致使科威特議會在同月24日廢黜其位。彼時科國王室既無王儲、也無埃米爾，掌政已久的薩巴赫遂由首相直接繼位，成為科威特近代史上的罕見案例。

在此之後，薩巴赫多管齊下，逐步削弱了薩利姆分支的政治影響力，例如在擇定下任王儲人選時，其打破「賈伯」 （Jaber）、「薩利姆」（Salim）二支交繼的原則，立了異母弟納瓦夫為王儲，讓賈伯一支首度連續接班，由此開啟科國王室先河。如今納瓦夫順利繼位，薩利姆一支雖有提名一位候選人，卻顯然不敵薩巴赫長子、薩巴赫之侄、薩巴赫之弟等三位賈伯分支候選人的熱門度，王儲權柄最後也落至薩巴赫之弟手中。

從二支共治到賈伯獨大，科威特的部落政治逐漸跳脱過往的聯盟型態，朝單系繼承、乃至家天下的圖景邁進，令「部落」與「國家」兩結構更能緊密嵌合，既鞏固王權，更有助政策推行。這條轉型之路的鋪墊，薩巴赫可謂居功厥偉。

而對現年83歲的新君納瓦夫而言，兄長也為其留下了「積極中立」的外交遺產。

薩巴赫尚是王子時，便長年經緯科國外交路線；2006年繼位後，更是一肩挑起「海灣平衡者」的外交重擔。面對伊朗崛起、海灣分裂、巴勒斯坦邊緣化等時代變局，薩巴赫以自身人脈調和鼎鼐，折衝樽俎，力促科威特在保全國體的前提下，於各式邊界穿梭遊移。

以伊朗議題為例，科威特雖位處海灣，卻不完全奉行沙烏地推行的反伊意識形態，原因一來是科威特內部住有一定數量的伊朗移民（Ayyam，عيم），其於18世紀起便持續遷入科國，正如伊朗內部也有阿拉伯人口般，離散的群體維繫着跨界認同，科威特在精神深處難與伊朗完全交惡。

二來科國曾在海灣戰爭時經歷亡國之痛，彼時的外交部長正是薩巴赫，其目睹戰火對國土的摧殘，以及戰後重建之艱辛，確立了「避戰親善」的外交原則。而就當今中東的政治格局觀之，科威特身處美國、沙烏地、伊朗的對峙前線，更須避免成為地緣夾縫的犧牲品，故其既要配合美沙疏遠伊朗，又須與後者維繫經貿與外交等實質關係。

在此脈絡下，科威特便如波斯灣的海面，流淌在沙烏地與伊朗的敵意間，科國雖曾驅逐伊朗大使，卻始終未走上斷交的決絕；薩巴赫辭世前幾個月，仍在為促成伊朗與阿拉伯國家對話論壇而奔走；王儲納瓦夫繼位後，特意選在10月4日同天內，前後接見伊朗與沙特代表，為的便是平衡兩國在科威特政壇的權重。

而類似的多邊外交邏輯，也體現在薩巴赫對卡塔爾與巴勒斯坦的立場上。2017年，沙烏地、阿聯酋、巴林等國帶頭與卡塔爾斷交，致使海灣的航運、金融、朝覲大受影響，科威特雖也同處風暴中，卻始終呼籲海合會（GCC）團結一致；而在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的場域裏，薩巴赫雖不排斥阿以交好，卻屢屢反對踏出建交一步，不願過度冒進、顧此失彼。

而綜觀科國的國際政經結構，「積極中立」之所以存在實踐空間，除有薩巴赫的個人威望加成外，更受石油財富的推波助瀾。正如沙烏地長年以經濟援助為槓桿，在中東各地投射外交意志，科威特也因同是產油國，故能稍有外交脱鈎的底氣。然而面對疫情與石油戰後的油價重挫，科國今年飆出460億美元的預算赤字，加上主打經濟轉型的2035願景計劃成效不佳，長此以往，恐將擠壓外交脱鈎空間。

此外，正如科威特力促海灣和解而不可得，積極中立政策或讓科國有了和平與自主的餘地，卻難挽中東諸多地緣傾斜，例如巴勒斯坦的邊緣化，以及沙烏地與伊朗間日漸增強的敵意。眼下科威特雖尚能遊移，卻也不斷面對與日俱增的選邊壓力；薩巴赫與薩勒曼的互信，能否於下任王儲間重現，同樣存在變量。

從部落政治到外交場域，薩巴赫的遺產光輝熠熠；但後世能繼承幾何，既需人和維繫，更要仰賴天時地利。

本文發表於：

2020年10月7日《香港01》：

2020年10月8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