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剖析|《少年法庭》：聚焦青少年犯罪的現實之作

隨著最近《為何是吳秀才》的熱播，等待更新的日子裡，我又重刷了一遍去年十分火爆的《少年法庭》，再一次被震撼到。韓劇的現實題材一直做得非常好，也往往有振聾發聵的效果。

今天我們就來一起回顧一下《少年法庭》，有哪些魅力之處？

《少年法庭》聚焦於青少年犯罪問題，編劇用 5 個韓青少年犯罪的真實案例，來展現在法與情之間的糾葛和社會意義。

中國近年來也開始聚集於相關題材，將故事發生的群體聚焦於青少年身上。但相較於國內題材上的遮遮掩掩，《少年法庭》無疑貢獻了更大的尺度——人性之惡。

編劇致力於用極端案件、少年犯罪等人民群眾關註的社會話題，來挑動大眾的觀影熱情。

女主角沈恩錫，是地方法院的法官，而她的職務範疇是：少年法庭。

她需要在庭上向犯罪嫌疑人親自問詢，從而做出判決；而在庭外，她也需要關註這些少年犯的身心情況，並對他們會不會再犯罪做出調查研究報告。

而這樣看似需要極高的專業性及高度中立、冷靜的一份職業，卻由這位擁有極大創傷，且對犯罪嫌疑人具有重大偏見的法官擔任。

只因為她那年幼的孩子，曾經命喪兩個無知、愚昧的少年犯之手。

男主角則冷靜、客觀，充當著天然的中立者，期望用適度的懲戒來換回失足的孩子。就如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律師一般，看似有些聖母，但他的質問卻照樣發人深省：我們不止要消滅「惡」，還要從根源上消除「我們與惡的距離」。

一個是嚴懲不貸，甚至應該廢除相關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因為這些極端的犯罪者已經開始利用相關的法律條文來為自己的犯罪行為開脫；而另一個則是希望通過立法來保護絕大數青少年，不能因為有極端的犯罪者就將所有的未成年人視為容易犯罪的無知群體。

我們此前也在相似的電影《告白》中，看到了此類關於青少年犯罪的探討，因而這一話題無疑是東亞乃至全世界的社會所關註的重大議題。

而對於廣大創作者來說，立足於這樣的熱門話題，自然可以創作出眾多的優秀之作。那麽，對於《少年法庭》來說，它的優點或者著力點又在於什麽呢？

羅伯特·麥基曾經說，一個完成故事的主控思想必須能夠用一個句子來表達。當前提首先被想象出來、作品開始有所進展之後，你就可以探求閃現於腦海中的任何可能性了。但最後，影片必須被熔鑄在一個思想周圍。

在《少年法庭》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創作規律，雖然是聚集於一個熱門的話題，但創作者們必須找到故事的意義。

即，一個好的少年是如何變成一個「少年犯」的？

也許，就如羅伯特麥基所說。

如何找到故事的主控思想？

創作過程可以從任何地方開始。你可能會受到一個前提的啟發，一個「如果……將會發生什麽」的假設、一個人物的點滴，或者一個意象。你可以從中間開始，從頭開始或者從後面開始。隨著你虛構的世界和人物不斷發展，事件便開始互相關聯，故事也就悄然成形。

最後看著你的結尾，問自己：作為這一高潮動作的結果，有什麽正負價值，被帶到了主人公的世界？接下來，從這一高潮往回看，一直深挖到故事的基石，問自己：這一價值被帶到他的世界的主要原因、動力或手段是什麽？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所組成的句子便是你的主控思想。

對於大眾來說，在反對少年法和支持少年法各占一半的當下，《少年法庭》為我們展示出了法律、執法人員、家庭、社會在面對青少年犯罪問題中該有的立場和要求。而這恰恰是通過塑造女主角這一形象的成長所得出來的。

對於一個熱門話題之作來說，觀眾抑或讀者在觀看或欣賞的過程中，他們當然會為自己的喜好預設一個結局。

而不出意外的是，無論編劇在如何大顯身手，ta 所能出的結尾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喜劇的結尾，一種是悲劇的結尾。

因而，對於編劇來說，要想為一個故事增添色彩，既然它現實的背景已無法更改，那就通過人物的塑造來展現。

女主沈恩錫的角色設定並不僅僅是迎合大女主。編劇一開始就將她塑造成為代表著法律冰冷的一面，以嚴厲的懲戒為主。

在一個個案件後，編劇將男主女二人對少年罪犯態度的轉變，探尋為何會造成這樣一種矛盾處境的緣由。在劇情的最後，女主角對於少年罪犯的態度在慢慢地悄然轉變。

編劇用她法官疊加母親的身份，來為大眾展示一個糾結而無奈的選擇。而這就恰恰與現實中的兩難相吻合，表現出在道德和法律困境中的糾結。

在故事的一開始，女主角就對著鏡頭說出了她從事少年法官工作的原因——「我，厭惡少年犯」。

這一震撼性的開場，無疑會為這個角色賦予負面的色彩，而這恰恰是為了讓人物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展現出更多的善良之處，進而引發觀眾對人物的理解。

對於廣大觀眾來說，或許這也是十分必要的。

總而言之，主人公的角色塑造十分之重要，就如著名編劇所說，主人公必須具有移情作用，同情作用則可有可無。

所謂的同情是指可愛。那些角色登上銀幕的那一瞬間，我們就會喜歡上他們。我們願意讓他們成為我們的朋友、家人或戀人。他們具有一種天生的可愛性，並能喚起同情。

而移情則不同，移情說的是指「像我」。在主人公的內心深處，觀眾發現了某種共通的人性。當然，人物和觀眾不可能在各方面都相像，他們也許僅僅共享一種素質。但人物的某些東西能夠撥動觀眾的心弦。在那一認同的瞬間，觀眾本能地希望主人公得到他所欲求的一切。

一般來說，觀眾的情感投入是由移情作用而黏合的。

如果作者未能在觀眾和主人公之間接上一根紐帶，那麽我們就會坐在影片之外，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情感投入與是否能喚起博愛和同情毫無關系。

我們產生移情原因，即使不是自我中心的，也是非常個人化的。當我們認同一位主人公及其生活的欲望時，事實上是在為我們自己的生活欲望喝彩。

通過移情，即通過我們自己與一個虛構人物之間的同理感受，考驗並延伸了自己的人性。

故事賜予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機會：去體驗我們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置身於千姿百態的世界和時代，去追求、去抗爭、去感受我們生存狀態的各種不同深度。因此，移情是絕對的，而同情卻可有可無。

而縱觀《少年法庭》，我們會發現人物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無論是在劇情的推進上，抑或是反轉上，這些人物身上的特質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當然最重要的是，觀眾昂首仰望銀幕時，他能看出人物的人性，感覺到自己也共享這一人性，對主人公產生一種認同感，並一頭紮進故事裏。實際上，在偉大的作家手中，即使是最不能同情的人物也能被賦予移情作用。

對於《少年法庭》來說，主創們也許真正想講的是，青少年大部分的不正當行為恰恰都是源自於家庭。

為此，導演和編劇甚至都沒有設置一個特別大圓滿的結局。或許，對於大部分的青少年來說，成長與教育註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正是那些長期不健全的家庭，那些沒有盡到教養責任的父母，都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造成了不可逆的後果，惡在這一過程中被一代代地傳遞了下來。

總而言之，對於青少年犯罪來說，永遠是父母之痛，永遠是社會之殤。而這恰恰是我們整個社會所需要長期關註的內容。

或許，這正是《少年法庭》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