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在光與影之中，持續抗鬥前行/楊翠
2022/07/07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展讀施又熙《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最深刻的感受，是故事中的人物不斷在說話，相互說話，也對自己說話。這可以說是一部「說話」、「聆聽」與「見證」進行式的小說，更是一則關於轉型正義中的創傷療癒與主體救贖的寓言。
首部曲《向著光飛去》，以四個白色恐怖政治受難家庭二代女兒為主角，主題朝向兩個方向。一個是主體自我救贖的可能；四個女兒逃避了半輩子，人生終於來到必須面對的時刻，來到必須以創作來扣問傷痛的源頭、檢視傷痛的紋理，並且回應傷痛與自身的關係，以及尋求自我和解、主體療癒的關鍵時刻。
事件，可能會隨著時間而被世人遺忘，但傷痛，只會隨著時間，不斷層疊纏繞，無限積累，一如異形。二代政治暴力創傷者，從童年開始，甚至從還沒出生前，就因為國家暴力，而在心靈深處被植入異形，社會更以拒絕和歧視來餵養這個異形，終致創傷與他們的生命本體緊緊纏繞，即使主體解離出另一個自我，來試圖承受這種傷痛，也無法真正擺脫。
《向著光飛去》中，每個角色都有許多自我內心小劇場，透過傷痛主體的不斷自問、自答，展現主體內在的拉扯、對話，並且彰顯自我和解的艱困。
小說的另一個主題，是集體救贖的進行式。我覺得《向著光飛去》中最動人的，是四個白恐二代女兒的深摯情感，他們相互撫慰，相互聆聽，相互支持，並且與受難者長輩形成緊密的連帶關係，透過能量的濟養與加持，獲得某種意義上的療癒。
這是最不容易被理解的區塊。一般總以為，受難者家屬之間，因為彼此經驗的類同性，應該能夠很快地形成共同體，經由同感、共傷、共痛，從而讓痛苦得到消解，讓生命脫困，向光昇華。然而，在現實中，白色恐怖受難家屬們，其實都是一座座孤島，他們長期被拒絕的、惡意的漫漫海域包裹，與世界隔絕，各自吞忍傷痛，匍匐走過各自的人生。
傷痛加傷痛，不會等於無痛。即使來自同樣的暴力源，即使受害形式相似，個體的傷痛也難以互換，更別說可以相互抹除。不是因為傷痛者無法打開心胸，不是因為他們不願跨出腳步，而是在漫長的威權統治時期，國家體制以各種惡意在他們心中築起一個個強固牢籠，讓他們被迫綑縛自身，被迫畫地自限。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也唯有畫地自限，才能卑微地擁有一個喘息的角落縫隙。
我的姑媽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很害怕別人害怕我們」。很簡單的一句話，但很寫實，刻骨般地寫實，完全寫實了她作為受難者二代的生命姿態。她一生都不敢交朋友，寧可孤獨自處，因為，不交朋友，就不必經歷被拒絕、或者朋友知曉她的身世後冷然離去的失落之苦。
施又熙身為受難者家屬二代女兒，在《向著光飛去》這部巨構中，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深沉鏤刻受難者二代的心靈圖像與生命處境，並且清楚指陳，受害者家屬，也就是受害者。
國家以體制性的力量，塗抹在一個政治受害者身上的污名，也同時緊緊黏貼在他的家人身上。在那樣的年代，社會集體都相信，國家不會做錯，家屬除了接受汙名之外，根本無從抗辯，黑暗遂逐漸寫入他們的生命底層，成為難以被置換的底色。
即使黑暗讓人絕望，但他們也不敢仰望光明。因為光明在另一個世界，因為那個燦亮的光明世界，就是拒絕他們的那個世界。他們渴望，但不敢仰望，也不敢向那個光明的世界伸出雙手。
但是，這些年，現實有了改變，在一些受難前輩與家屬們的努力下，受害者與創傷者們開始伸出雙手，彼此溫暖，相互聆聽。施又熙《向著光飛去》中所體現的，就是這樣的現實情景，小說中的女性二代受難家屬們，成為彼此心靈上的信靠，她們交換著自我的心靈苦痛，以及對世界的不信任，甚至是對「家」的複雜情感。
這部作品充滿了「說話」，正體現了敘事治療的意涵。說出口、反覆說、對別人說、向自己說，形成敘事文本，讓主體可以從敘事中辨識傷痛的樣態，指認傷痛的來源，了解傷痛與自己的關係，從而尋找出口。
但是，這不表示個體的創痛可以就此得到療癒。個體與集體的療癒，都是一個艱困的旅程，必須在不斷地聆聽與相互見證中，持續前行。《向著光飛去》第一部曲，便是聚焦於四個二代女子，如何尋找與自己、與世界和解的方法，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充滿了破洞、缺口，都築起一層一層圍籬，因此，即使是家族成員之間，也必須面對內部糾葛，無論愛情有多深，仍然可能在最後一刻，關上心門。
施又熙在《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中，另一個精彩的刻畫，是二代受難者家屬的「自責」心理。自責，是為了向自己解釋痛苦。當傷痛者無法指認傷痛源，或者傷痛源的權力過於龐大，大到社會與傷痛者都只能選擇不承認它是源頭時，傷痛者，尤其是自幼即被捲入漩渦中的二代，就可能會以深沉的、持續的自責，來面對傷痛這件事；他們會這麼想：持續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都是我的錯，我就是不祥者，是我讓身邊的人都受到牽連。
受難者家屬的自責，形成一個難以脫出的迴圈，它暫時解釋了當下的痛苦，卻讓自己陷入更深的黑洞之中。然而，因為沒有其他解釋痛苦的方法與路徑，此種自責，有時甚至成為一種慣性，一種執念，一種生命的體質。
這種傷痛者以自責想要解釋痛苦，尋求脫困，卻更陷入困局的生命狀態，在第二部《光的闇影》中，刻劃更加深入。《光的闇影》除了持續處理個體與集體的創痛與療癒之外，更將創傷與救贖的主題，延伸到加害者，以及加害者後代。
《光的闇影》聚焦兩大要點，其一是國家轉型正義工程所引動的集體救贖之可能。小說花了不少篇幅，書寫政治受難者團體與民間社會如何努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完成立法的過程，同時也通過故事各個角色的對話，思辨關於「轉型正義」這個艱難課題的理念面與實踐面。
小說另一個重點，是在思考如何面對「加害者」及其後代。施又熙更將這個難題推到一個比較極致的情境：如果當年的加害者與被害者，他們的二代或三代，在命運的擺弄下，在現實時空中產生交集，產生各種情感連帶關係（情人、師生、友人），他們該如何自處？該如何看待彼此？
事實上，在《向著光飛去》的後段，施又熙就以懸疑的筆法，書寫男女主角柳絮和周慕夏的「歷史糾葛」。周慕夏父母知道柳絮身世後的心理波動與遲疑，他們欲言又止，最後又因車禍雙亡，留下謎團，讓一直給予柳絮無條件支持的周慕夏，必須不斷自問，父親為什麼會保留柳絮被刺殺時戴在頭上的緞帶？他究竟在柳絮被刺殺的案件中扮演什麼角色？他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親？ 又該如何重新看待自己，以及自己與柳絮的關係？
小說安排周慕夏在父母死後，懷著困惑與忐忑，四處尋找答案，最後，他找到父親留下的錄影帶，答案揭曉，這個答案，也成為二部曲《光的闇影》的開場，同時是推動小說進行的重要裝置。《向著光飛去》小說末尾，以「疑似加害者」的疑團，迫使情感深摯的柳絮與周慕夏，必須面對嚴酷的挑戰，最後謎團揭曉，兩人結成連理；在《光的闇影》中，周慕夏以記者會的形式，公布父親的錄影光碟，承繼了父親一直想做卻沒有勇氣做，而只能遠遠逃離家鄉的遺志――揭露歷史真相。
所以，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施又熙在處理二代的生命課題時不斷思考辨證的：關於痛與罪，由痛與罪或其延伸所產生的「恥感」，以及痛與罪的承繼與脫出。
痛，與其說是承繼，不如說是它早已成為二代的生命土壤，你在痛裡面成長，痛，就自然鐫入你的生命底色，這不是主體願意不願意的問題。但是，脫出，是主體可以努力尋求的一種生命路徑。至於罪，從二代三代來觀察，就更複雜了。《光的闇影》中，好幾個新出場角色，他們的長輩都曾經是加害體制（警總，情治單位）的一員，是曾經見證、甚至參與抓捕、刑求、暗殺等行動的「疑似加害者」。
「疑似加害者」的二代或三代，那種來自「罪」的延伸而形成的「恥感」，是施又熙特別想透過小說探討的一種心理狀態，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課題。周慕夏在追索父親留下的謎團時，出現了恥感，周慕夏的助理張玟文也是。張玟文的父親張龍飛，外省人，原任職警備總部，上校軍醫，似乎曾經參與或見證了什麼，他所認識的歷史與領袖的真面目，與黨國教化詮釋系統所給予的不同，他彷彿懷抱著一個秘密，以及一種共犯結構的「恥感」，一生痛苦，張玟文曾經聽見父親夜半的哭聲與喘息聲。張玟文自己也是，高中時，有個同班同學，爺爺即是受害者，當年被槍決，面對她，張玟文因為自己父親在警總工作，背負「加害者」後代的重荷，甚至一度想自殺，是周慕夏拯救了她。
張玟文的男友楊怡的角色設計，更加典型，把痛與罪的衝突上昇到一個高點。楊怡出生外省家庭，祖父是調查局退休的幹員，楊怡和父親楊東興，都是後代揹負「罪」的恥感的典型；楊東興以酗酒與頹廢生活等等放棄自我的方式來逃避，楊怡則以熱衷參與社會運動、關懷轉型正義等作為來面對。
痛與罪，都會產生「恥感」，都會代間傳遞，單獨存在，已經是一個難題，如果兩者遭遇了，將會形成更大更複雜的難題。然而，轉型正義要尋求社會和解，就無法迴避這個難題。除了面對，別無他法。
所以，施又熙《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應該視為一個轉型正義難題的寓言小說，關於創傷主體如何與自己和解，與世界和解。而這個寓言，是我們正在面對的現實。
如果單從小說的題名來看，似乎呈現一種矛盾：既已向光飛去，為何迎來光的闇影？然而，如果從這部小說作為一則轉型正義寓言來看，卻是十分貼切寫實的。向光飛去的路程，是一條漫長而複雜的行旅，要想抵達光的位置，無論是個人或整個國家，都必須歷經千迴百折。
整個轉型正義的個人／國家工程，就是一個光與影的搏鬥、對話、協商的過程。要趨光，先要驅影；要能驅影，先要飽滿趨光的意志；想要提煉趨光的意志，又必須具備直面暗影的能量。
施又熙《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最動人的地方，就是寫出了主體（包含個人主體與國家主體）在光與影之中的持續辯證、努力追索。因為，最動人的，永遠都不是「光」本身，而是勇敢與暗影抗鬥的向光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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