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樵《末日儲藏室》：森嚴父權與其再製，惡的代間繼承與循環

本書導引

《末日儲藏室》為作家白樵首本短篇小說集，採由遠而近之編排方式，小說的背景場域宛如經歷一場盛大的返鄉之旅，由遙遠疏離的歐洲異地，透過「邊界」逐漸回返至「我城」。儘管字裡行間泛著濃厚的異域腔、華麗的詞藻和修辭，仍能在作者冷靜沉著、有條不紊的情節及對白的鋪陳下，感受其酣暢飽滿的情緒、思想底蘊之厚實。

小說輪廓

整本小說集網羅八篇色彩各異的故事，〈陳熹〉、〈Leila〉透過雙親的「缺席」和「退場」強化角色的獨立、壓抑、寂寞和創傷；〈少女伊斯蘭〉、〈象人與虛無者〉和〈婊子，十三〉則描摹了一個專橫野蠻的父權家庭建構下，角色的靈魂如何被殘酷地扭曲、凌遲，以致形成惡的永恆循環；最後，〈情慾齊克果〉、〈次女子殘害體系〉、〈碎裂、拼貼、編織〉則試圖以男性角色、父親的「死亡」和「暫時退場」凸顯女性角色的情慾、執著、脆弱和殘忍，承如作者於推薦序中提及：「我與島嶼的唯一連結，是母親」，儘管小說建立在龐大的虛構之上，觀其章節次序之編排、父性與女性角色在場缺席之流變，也能從中閱其返鄉之渴望。「我城」，超越地理位置層次的涵義，「我城」是生命的初始和起點、是母親溫暖的子宮、羊水、凝視和懷抱。

森嚴父權與其再製，惡的代間繼承與循環

〈少女伊斯蘭〉寫巴黎一對保守的中國移民父女，以女兒玲「宗教式的出軌」作為開場：

「她喜歡禮拜時，從清真寺復刻繁花異果的橢圓窗內繞出的祝禱聲……她不敢對父親提及，集體祝念的阿拉伯文令她出神，聖歌吟遊嗡嗡嗡地在腦中東奔西竄，使人暈眩。」

玲對阿拉伯語言和文化的熱忱實則反映了心底亟欲逃脫父親的管束與制約，父親過早被生活折騰成一名暴躁、極端又專制的老頑固，他要玲不准跟深膚色的同學鬼混、念出報紙上中國人在路上遭襲致死的頭條且不許搞政治，父親沿著歐美文化的內裡，服膺於基督神學脈絡、不敢輕觸任何異域的禁忌，他對「外」保守、對「內」激進，以「激進」的教養方式企盼女兒行在「保守」的路上：

「成年後玲思索，自小兩人好像從不是書上標榜的健康親子溝通。溝通屬雙向，父親卻總先朝地上吐一抹口水，再對她喊：『腰桿挺直。吃飯時手別蹭桌上。雙手交疊。大腿闔緊。』 ……語言或更精煉成否定句。不准，這兩字被父親拆解，混搭成更多變異孿形體……」

玲學習阿拉伯語的動機即為一種脫逃、叛逆和背離，語言乃文化之載體，玲簽下報名表、預繳學費的那刻起便踏上了反抗之征途。父權支配下的家庭是一道緊密森嚴的圍牆，玲只能陽奉陰違地踩在父親單方面的想像，服從於他的指派、命令和各種懲罰：

「玲見廚房後方餘下整缸狼藉，脫下外套準備換上侍服，父親卻從角落，猛地朝她扔一只瓷杯。血，細細慢慢流淌右臂。玲不語，咬緊雙唇不出廚房。她鑽進櫃檯，單手開藥自行簡易包紮，再進儲藏室，拿掃具抹布收拾一室的不堪……她想，或許父親的責備與刁難源於愛，亞伯拉罕為了神，是不畏於宰殺兒子的……」

在經歷了北非男子下藥性侵後，玲第一次目睹父親哭泣，父親需要更全面性的暴力和專橫去包裹其赤裸的無能、脆弱和悲哀，他需要樹立權威、需要有人恪守以維護其殘存的尊嚴，於是他決定監禁玲。原先精神上的逃脫再也滿足不了玲，他需要物理上的以暴制暴才有辦法獲得救贖和解脫，於是聖戰士們砸開密閉氣窗，夾梯，從天而降：

「網路瘋傳的砍頭影片中，受害者是一名從巴黎被綁架的中國裔老廚，在模糊粗礪如沙的背景中，黃皮膚女孩身裹黑巾……她沾血的手狂斗，緊握另名全身著黑，白瓷肌膚底的年輕雀斑女子……將榮耀與聖潔獻給真主……她們的眼神炯炯，似火，燃光。」

多少人假藉神之名義，行暴力之實。玲的溫馴如履冰般纖弱而易碎，尤其在遇見作為反抗精神象徵的代表──辛西亞，她陰鬱壓抑的生命頓時照見了解放帶來的光芒，這邪教式的信念和狂喜遠勝性愛和毒品，帶她超脫了世間一切苦難，以神之名，是俐落坎下的頭顱，亦是癲狂縱慾的輪姦。

「『凡假阿拉之名，行暴力之實者，均為異端，與不義之徒。』阿赫美德難得提高嗓音激動地說。」

另一方面，〈象人與虛無者〉血淋淋地再現了父權再製下邊緣化的男同志悲歌。有別於〈少女伊斯蘭〉嚴父形象根本的怯懦，〈象人與虛無者〉的父親則名符其實地貼合陽剛果敢的獨裁者風範，以極權命令為手段強迫主角住進父權社會對男性特質的集體想像：

「他告訴自己，眼淚是懦弱的，女性的，抬頭挺胸，勇敢，像個男人，像家人教導那樣……他不想結婚的，但是父親跟他說，必須結婚，所以他娶了一個親友介紹相貌中等的女子……」

然而，〈象人與虛無者〉精妙之處在於非典型父權受害者的出現──主角的弟弟吉瑪，其性格陽剛而果敢、暴躁而好動，毋須費力矯正即不偏不倚地落在父親對男人的崇高想像中，藉佛洛姆（Erich Fromm）對「父性原則」（指榮格所謂的「原型」，並不意謂著每一個母親或父親的愛都是如此）的觀點解釋：「父愛是有條件的愛。原則是：我愛你，因為你符合我的期望，因為你完成你的任務，因為你像我。」因此，冥頑強勢的吉瑪在寧靜安好的戰前歲月是備受父親寵愛的：

「父親總跟吉瑪與其他弟兄玩在一起，威嚴的父，兩腳跪地，呈獸狀讓吉瑪騎，他們在客廳奔跑，兄長們圍圈拍手，唱歌。」

然而，若依循佛洛姆對父愛的脈絡，我們能進一步明白其消極面即是，父愛需要「值得」，假如一個人不按照他的期望去做，就會喪失它。有了這層瞭解，也就不驚呼在愛子吉瑪患上了怪病後，全身遍布緊湊的浮疣和潰爛肉瘤，父親選擇以最直接的暴力形式，摘除其虛弱蒼白的病徵：

「父親嚇斥將吉瑪置中，反綁在鐵竿上……吉瑪又嘗試叫喊了，只是這次父親不再用食指與拇指，親暱地捧起下顎……父親將刀刃兩側輪流燒炙於焰尖上，朝吉瑪走，燙刀平放在吉瑪左眼瞼，數秒後，鋒利而下。」

孱弱乾癟的身軀不容於製造陽剛的符碼世界裡，吉瑪消失了。主角開始健身雕塑體型，試圖以生理性別之優勢地位收割父權紅利，他贏得父親的賞識，在肌肉的撕與裂間被准許參與家庭會議、與父親獨處。偶爾，他夜行迷宮花圃與男孩交纏洩慾，返家便對妻子發號施令：

「若有些情緒，便打她，出手倒不重，就像個男人懲戒自己女人那樣，像他的父親，兄長，用一兩個耳光，拳頭，溝通。」

他需要靠偽裝和扮演才得以在父權支配的社會裡苟延殘喘，然而，作為延續繼承父權的「男性」來說，他所承受的訓練、折磨和壓抑亦是成為支配者的路上之必要之惡。他是父權下飽受凌遲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弱肉強食的生態體系裡漸趨冷血的加害者。結尾處，國家領袖義正嚴詞地從根本否定了主角的身分認同，呼應了開頭所說「他不存在」：

「關於許多人權組織獲報，控訴您逮捕並虐待同性戀一事，您的看法是？他們是不存在的，領袖說。你說的那個詞，我無法複述，那種東西，是不存在這國家的。」

領袖不急著撇清自己的虐待刑求之惡行，反倒是直截了當地否定同性戀最根本的「存在」，藉此鞏固男性支配的權力與地位。一如書中提及的概念「反義辯證法」，消失是存在的證明，所有實體必將透過消失去應證自身，但願在這些離群乾涸的靈魂殞逝以前，能有更溫柔的，證明自我存在、認同與價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