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譯團】高于婷：副刊主編的建築夢——重建一座橋的可能性

1994年，剛出版《打狗歲時記稿》的高雄文史工作者林曙光，接到他在《台灣新生報》副刊工作時期主編史習枚的逝世消息，感念之餘，他洋洋灑灑寫了36張稿紙的篇幅，來悼念這位他心中「首倡建設臺灣文學的先驅者」。

林曙光不知道的是，他寫下這篇悼念文時史習枚已經去世七年了，在1949年4月6日被抓走後，幾乎沒有人知道史習枚去了哪裡。

有人說他因為擔任警備總部副司令的表哥鈕先銘而免去牢獄之災。

有人說他此後不再從事任何與文學、文化有關的志業，幾乎消失。

再知道多一點的人會說，他後來再一次被政府盯上也與報刊有關。

史習枚在臺灣的時間都活在白色恐怖中，關於四六事件後，他的人生有太多需要補白。

林曙光和大多數人一樣只知道史習枚被逮捕，更多的細節便無從得知，而在這段手稿上沒有紀錄的牢獄時期裡，史習枚在多個監獄被關押長達八年。

史習枚先被帶到西寧南路的警備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接受審訊，接著很快跟其他19個同樣在4月6日被抓的人一起關進臺北監獄。在那裡的生活很無趣，除了偶爾被帶走詢問與放封外就是待在牢房，管制算不上嚴謹。

最初與臺大法律系的學生陳琴關在一起，但在「橋」副刊時期常辦座談、喜與他人交流的他實在受不了整天與陌生室友無話可說，便趁放封時段與較為熟識的孫達人說：「我跟貴校同學是陌生人，整天沒話可說遲早會憋出病來，你可否與獄官商量一下讓我跟你住在一間牢房多好。」獄官因為同情他們這些「知識份子」，便也很快允諾。孫達人形容得到同意後的史習枚很高興，好像突然得到糖果的小孩一樣，立刻跑去收拾東西搬進他的牢房。

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一段時間，直到某天獄官喊了他與另外三人的名字，要他們把東西收一收去臺北地方法院接受宣判，不用再回來了。史習枚一邊收拾，內心喜悅溢於言表，他與另外三人隔著監獄鐵條的縫隙一一與其他獄友握手道別。不知道是誰先唱起了他們在這段期間最常哼唱的〈學生之歌〉，臺北監獄的第二監舍在這天響徹著嘹亮的歌聲：

卡車一路駛向地方法院，史習枚站在獄友身邊，宣判下來的結果是無罪，但法官卻補充說：「你們四個人，我們調查的結果，都知道你們不是共產黨。但是你們的思想都有問題，所以現在不能放你們出去，你們還要經過一段訓練時間，這段時間的長久，要看你們的行為來決定。」

他當下完全傻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同聆聽判決的孫達人像要暈厥般地跌坐，邱宏仁開始破口大罵，但史習枚感覺所有聲音此刻突然都離自己無比遙遠。

手銬重新回到手腕上，他們又關進最初接受審問的保安處看守所。後來他與孫達人被送往位於內湖的新生總隊，那裡與臺北監獄完全不同，環境髒亂、食物難吃，常常能從身上抓出好幾隻跳蚤，史習枚不知道孫達人在這裡待了幾年後被釋放，孫達人也不知道，史習枚之後竟又接著被送往綠島管訓。

從看守所、臺北監獄、新生總隊到綠島，前後共花掉五年多的時間，史習枚才脫離獄中生活。

保釋回到臺灣已經是1954年，長子1歲，他為他取名史南橋。南象徵從中國南遷到臺灣，橋則是那個他一直掛在心上的，「橋」副刊的橋。

或許就是放不下那個「橋」字，史習枚並沒有因為那幾年的牢獄之災，就此與文學文化界絕緣。1956年，他先是開了聯合廣告公司，一度承攬臺北市百分之九十的電影廣告看板，後來更因為大學時期同學劉昌平的緣故，在1962年進入《聯合報》工作，先後擔任編政組與公共服務組的主任，在女性間十分受歡迎的「薇薇夫人專欄」便是由他一手打造。後來有好一段時間生活看似平穩順遂，他成了第十五屆北市記者公會常務理事，還拿下第一屆話劇金鼎獎，一切像是在慢慢變好。

但史習枚的人生好像就是與報刊不對盤。

1967年，進入《聯合報》新闢的《經濟日報》副刊擔任編輯才5個多月，就因為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黨國人員描述其為黨賣命，最後卻流落街頭的匿名文章，與當時在同期刊登了琉球問題的總編輯丁文治雙雙惹怒政府被革職，他在四六事件的紀錄被調出，調查人員指稱他思想有問題，不該繼續留在新聞界。

壞事接二連三，他投資房地產失利，背了一大筆債，直到1978年與林曙光在一次選舉場合重逢時，仍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林曙光問起當年被逮捕的始末，許多人都好奇史習枚擔任警備總部副司令的表哥鈕先銘為何沒出面，史習枚解釋說因為牽扯到臺灣有共產黨的疑雲，在那時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即使是鈕先銘也不敢貿然相助。

更多細節林曙光沒有寫，或許史習枚沒有告訴他，不想說、可能也不能說；也可能說了，但林曙光沒有寫出來。當下的戒嚴時期有很多事不能說，而即便寫下這份稿件已是1994年，但距離戒嚴解除不到十年，威權遺緒尚未完全消散。

兩人就只再見過那一次，之後史習枚待在臺北私人創辦的美華報導擔任發行人，林曙光則繼續在高雄任教並進行文史調查工作，南北兩端的距離讓消息傳遞緩慢，林曙光得要好幾年後透過別人轉達，才知道史習枚在1987年9月時因病逝世的消息。

史習枚過世前兩個月，臺灣解嚴。年輕時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他在臺灣始終不曾嘗過自由的滋味，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籠罩著他，一次次給予挫折。

那些在獄中、在綠島望著汪洋對面台灣的日子裡，他也許一再想起「橋」副刊時期的種種，仍期許能建築一座象徵友誼與新天地的橋，才在後來把這個字放進長子的名字。

他仍懷抱著那樣的夢。

或許再活久一點，史習枚能夠實現他建築那座文學之橋的夢想；如果再活久一點，他也能看到2003年，曾經宣判他無罪但要再「訓練」的臺北地方法院，認定他的案件是一樁冤獄。

史習枚（1922-1987），筆名歌雷。江西九江人，重慶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1947年來臺擔任《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於1949年四六事件中被捕，輾轉關押至1954年保釋。出獄後開過廣告公司，任職《聯合報》與《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病逝於臺北榮總。

林曙光（1926-2000），本名林身長。戰後返國在台北就學、擔任記者，先後經歷二二八、六四等重大事件，也曾參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協助本土作家翻譯日文作品。後因北部局勢動盪回到高雄，轉向鄉土文學和地方文史研究，後期為高雄保留下大量珍貴的在地民俗、諺語和民間故事，著有《打狗滄桑》、《打狗瑣譚》、《高雄人物述評》等書。

高于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在學中，喜歡書寫，也喜歡學術研究。曾獲中興湖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北市文學獎等，入選九歌109年度小說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