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習枚在台灣的時間都活在白色恐怖中,關於四六事件後,他的人生有太多需要補白。(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白色年代,一段需要補白的人生】
1994年,剛出版《打狗歲時記稿》的高雄文史工作者林曙光,接到他在《台灣新生報》副刊工作時期主編史習枚的逝世消息,感念之餘,他洋洋灑灑寫了36張稿紙的篇幅,來悼念這位他心中「首倡建設臺灣文學的先驅者」。
林曙光不知道的是,他寫下這篇悼念文時史習枚已經去世七年了,在1949年4月6日被抓走後,幾乎沒有人知道史習枚去了哪裡。
有人說他因為擔任警備總部副司令的表哥鈕先銘而免去牢獄之災。
有人說他此後不再從事任何與文學、文化有關的志業,幾乎消失。
再知道多一點的人會說,他後來再一次被政府盯上也與報刊有關。
史習枚在臺灣的時間都活在白色恐怖中,關於四六事件後,他的人生有太多需要補白。
【悲喜交錯的獄中生活】
林曙光和大多數人一樣只知道史習枚被逮捕,更多的細節便無從得知,而在這段手稿上沒有紀錄的牢獄時期裡,史習枚在多個監獄被關押長達八年。
史習枚先被帶到西寧南路的警備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接受審訊,接著很快跟其他19個同樣在4月6日被抓的人一起關進臺北監獄。在那裡的生活很無趣,除了偶爾被帶走詢問與放封外就是待在牢房,管制算不上嚴謹。
林曙光和大多數人一樣只知道史習枚被逮捕,更多的細節便無從得知。(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最初與臺大法律系的學生陳琴關在一起,但在「橋」副刊時期常辦座談、喜與他人交流的他實在受不了整天與陌生室友無話可說,便趁放封時段與較為熟識的孫達人說:「我跟貴校同學是陌生人,整天沒話可說遲早會憋出病來,你可否與獄官商量一下讓我跟你住在一間牢房多好。」獄官因為同情他們這些「知識份子」,便也很快允諾。孫達人形容得到同意後的史習枚很高興,好像突然得到糖果的小孩一樣,立刻跑去收拾東西搬進他的牢房。
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一段時間,直到某天獄官喊了他與另外三人的名字,要他們把東西收一收去臺北地方法院接受宣判,不用再回來了。史習枚一邊收拾,內心喜悅溢於言表,他與另外三人隔著監獄鐵條的縫隙一一與其他獄友握手道別。不知道是誰先唱起了他們在這段期間最常哼唱的〈學生之歌〉,臺北監獄的第二監舍在這天響徹著嘹亮的歌聲:
「密雲籠罩著海洋,
海燕呼喚暴風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個,
不管黑暗無邊、夜霧茫茫,
從不停息你戰鬥的號召,從不收起你堅強的翅膀……」
卡車一路駛向地方法院,史習枚站在獄友身邊,宣判下來的結果是無罪,但法官卻補充說:「你們四個人,我們調查的結果,都知道你們不是共產黨。但是你們的思想都有問題,所以現在不能放你們出去,你們還要經過一段訓練時間,這段時間的長久,要看你們的行為來決定。」
他當下完全傻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同聆聽判決的孫達人像要暈厥般地跌坐,邱宏仁開始破口大罵,但史習枚感覺所有聲音此刻突然都離自己無比遙遠。
手銬重新回到手腕上,他們又關進最初接受審問的保安處看守所。後來他與孫達人被送往位於內湖的新生總隊,那裡與臺北監獄完全不同,環境髒亂、食物難吃,常常能從身上抓出好幾隻跳蚤,史習枚不知道孫達人在這裡待了幾年後被釋放,孫達人也不知道,史習枚之後竟又接著被送往綠島管訓。
【他也許就是與報刊不對盤】
從看守所、臺北監獄、新生總隊到綠島,前後共花掉五年多的時間,史習枚才脫離獄中生活。
保釋回到臺灣已經是1954年,長子1歲,他為他取名史南橋。南象徵從中國南遷到臺灣,橋則是那個他一直掛在心上的,「橋」副刊的橋。
或許就是放不下那個「橋」字,史習枚並沒有因為那幾年的牢獄之災,就此與文學文化界絕緣。1956年,他先是開了聯合廣告公司,一度承攬臺北市百分之九十的電影廣告看板,後來更因為大學時期同學劉昌平的緣故,在1962年進入《聯合報》工作,先後擔任編政組與公共服務組的主任,在女性間十分受歡迎的「薇薇夫人專欄」便是由他一手打造。後來有好一段時間生活看似平穩順遂,他成了第十五屆北市記者公會常務理事,還拿下第一屆話劇金鼎獎,一切像是在慢慢變好。
但史習枚的人生好像就是與報刊不對盤。
1967年,進入《聯合報》新闢的《經濟日報》副刊擔任編輯才5個多月,就因為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黨國人員描述其為黨賣命,最後卻流落街頭的匿名文章,與當時在同期刊登了琉球問題的總編輯丁文治雙雙惹怒政府被革職,他在四六事件的紀錄被調出,調查人員指稱他思想有問題,不該繼續留在新聞界。
年輕時自稱自由主義者的史習枚在臺灣始終不曾嘗過自由的滋味,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籠罩著他,一次次給予挫折。(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關於那座橋,史習枚一直沒有忘記】
壞事接二連三,他投資房地產失利,背了一大筆債,直到1978年與林曙光在一次選舉場合重逢時,仍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林曙光問起當年被逮捕的始末,許多人都好奇史習枚擔任警備總部副司令的表哥鈕先銘為何沒出面,史習枚解釋說因為牽扯到臺灣有共產黨的疑雲,在那時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即使是鈕先銘也不敢貿然相助。
更多細節林曙光沒有寫,或許史習枚沒有告訴他,不想說、可能也不能說;也可能說了,但林曙光沒有寫出來。當下的戒嚴時期有很多事不能說,而即便寫下這份稿件已是1994年,但距離戒嚴解除不到十年,威權遺緒尚未完全消散。
兩人就只再見過那一次,之後史習枚待在臺北私人創辦的美華報導擔任發行人,林曙光則繼續在高雄任教並進行文史調查工作,南北兩端的距離讓消息傳遞緩慢,林曙光得要好幾年後透過別人轉達,才知道史習枚在1987年9月時因病逝世的消息。
史習枚過世前兩個月,臺灣解嚴。年輕時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他在臺灣始終不曾嘗過自由的滋味,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籠罩著他,一次次給予挫折。
那些在獄中、在綠島望著汪洋對面台灣的日子裡,他也許一再想起「橋」副刊時期的種種,仍期許能建築一座象徵友誼與新天地的橋,才在後來把這個字放進長子的名字。
他仍懷抱著那樣的夢。
或許再活久一點,史習枚能夠實現他建築那座文學之橋的夢想;如果再活久一點,他也能看到2003年,曾經宣判他無罪但要再「訓練」的臺北地方法院,認定他的案件是一樁冤獄。
★作家小傳
史習枚(1922-1987),筆名歌雷。江西九江人,重慶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1947年來臺擔任《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於1949年四六事件中被捕,輾轉關押至1954年保釋。出獄後開過廣告公司,任職《聯合報》與《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病逝於臺北榮總。
林曙光(1926-2000),本名林身長。戰後返國在台北就學、擔任記者,先後經歷二二八、六四等重大事件,也曾參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協助本土作家翻譯日文作品。後因北部局勢動盪回到高雄,轉向鄉土文學和地方文史研究,後期為高雄保留下大量珍貴的在地民俗、諺語和民間故事,著有《打狗滄桑》、《打狗瑣譚》、《高雄人物述評》等書。
★團員簡介
高于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在學中,喜歡書寫,也喜歡學術研究。曾獲中興湖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北市文學獎等,入選九歌109年度小說選。